唐·吉诃德挑战风车，没有风车，就造他一座？

双石

　　这段日子，华东政法大学的“告密门”闹得是沸沸扬扬，惹得无数绅士淑女布尔乔亚们口诛笔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开起了忆苦大会。政法学堂的老师也好，主流媒体的娱记也好，好象谁也没想想在起哄架秧子之前，应该先做些什么！比如先去刨刨证据，把当事苦主杨老师的那些“记不清”和“记得清”的信息收集收集完整，玩刀笔诉讼的，要把证据备全才好打官司；写帮闲文章的，得把五W找全才好凑热闹。结果哩，风车在哪儿，哪儿是风车，北都没找着，就挺起丈八长矛要找人开战了！如今哩，都过去这么些日子了，当事人等连谁是谁哪儿是哪儿，都还是一笔连自已也记不清说不清或者干脆装不清的糊涂账。你们倒是说说，你们这不是挖个陷坑让那些写帮闲文字的主儿，往里跳么？
　　所谓“告密”，首先得是“密”！比如两口子的床上那点儿事儿，家里人朋友间的悄悄话，各自专属私人空间里的那些银行账号收入支出等等西瓜芝麻。可当事人杨老师分明是在政法学堂的课堂上讲课嘛，课堂可不是你的私密空间哟！课堂可是半公共场合哟，你在课堂上离题万里，肆意挥洒，有什么私密可言？请问没有私密可言，又谈何“告密”？莫非你讲的都是不想让人知道的东东？既然不想让人知道——甚至不想让被批评者知道，你又拿到课堂上来叨叨个啥哩？
　　再者说啦，你没有“私密”可告不说，你还侵犯人家消费者得到合格产品的合法权益！挂的羊头卖的狗肉，有假冒伪劣吭蒙拐骗之嫌，人家就是把你告上法庭你也只能自认倒霉！而真到了法庭上，就连最蹩脚的法官也会告诉你：先生，你的举证不符规范，不具效力！而反过来，人家完全有理由告你诬陷，告你造谣，告你诽谤，到时候，你是陪了吆喝还得赔银子，你说说，划算不划算？
　　呵呵，现造的风车毕竟是现造的风车，摇摇拽拽，不劳各位绅士淑女的丈八蛇矛挑战，它自己就已经不成样子了，各位说说，你们这般吵吵嚷嚷地忙活了半天儿，是不是白忙活了？你们自己个儿觉得，有劲儿没劲儿？
　　各位还是回吧，赶紧洗洗睡吧！为这么一位只会装怂的怂人儿怂教授，这么着高喉咙大嗓门儿扯旗叫阵，挺不值的！——噢，还在《南都周刊》的那两位帮闲怂记者，在本茶庄留言称本庄主“可怜”的，不会就是你们二位吧？看在同道的份儿上，老夫就不可怜你们了，您二位也回吧，赶紧洗洗睡，以后甭再弄那些煽情篇幅比有效信息还多还大的东东了，啊！
　　瞧这世道，楞把这些斯文先生，弄得斯文扫地，可怜见的！
　　最后哩，提供点关于这位杨老师的有效信息——

　　附文：先声明哈，这个东东是公开出版物和公开信息哈，倘若有人要想在本庄主这儿造座风车的话，当心本庄主找你打官司哈！——偷偷地乐一句：这网络，可真是个好东东呀！

《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8月1日版。438页。新台币：380元。

　　这几年历史学家的自传出了好多种。最有名的大概是何炳棣先生的《读书阅世七十年》，他长期在美国生活，基本上写的都是学界的事。国内的何兹全先生，赵俪生先生，傅振伦先生等，都写过回忆录，但与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相比，他们的书都很平平。原因之一，恐怕是他们写作回忆录和自传的时候，都已高龄，精力不济，勉强写出来的作品，不大可能精彩。去年台湾史家的自传，有两本引起过来，一是王叔珉的《慕庐忆往》，像一本流水帐簿。吴相湘是近现代史名家，他的《三生有幸》成书略早些，书中有上下古今的一些掌故逸闻，但作者亲身的经历着墨并不算多。因为学者的生活本来很简单，所以这些自传或回忆录，都不免有些文字是凑数的。
　　杨宽先生的自传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出版了，1995年出版了日文版。前些年在北京图书馆的港台图书阅览室略一翻阅过，印象颇深。一个多月前在孔夫子旧书网的台湾某店内订购另外一本书时见到此书的新版，就顺手订购了一本。今天终于收到，花了大半个晚上粗略翻阅一过。
　　作者杨宽先生是著名的先秦史研究者，江苏青浦（1958年划归上海）人，1914年生，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46年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1959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1953年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60年转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70年专任复旦大学教授，1984年赴美国定居，2005年9月在此新版出版不久以92岁高龄去世。他少年早慧，十八九岁就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墨经》的论文，大学毕业不久就在《古史辨》第七册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名动史坛，被顾颉刚誉为古史辨学派的生力军。在这部回忆录中，作者对自己的治学经历一一详述，对他一生的几个主要经历，特别是担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所亲历的政治运动、人事纷争等等，娓娓道来，不厌其详。作者说：“我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未尝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消磨和损耗的，……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有责任记载、叙述、分析和评论那段反智的、半疯狂的历史，总结这史无前例的惨痛教训。”可见其用心所在。
　　最令人惊异的是作者专门用一节叙述作者与三个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的经过。事情发生在1976年作者的妻子，也就是三个儿子的母亲病故之后。1977年春节大年初一，乘作者出门拜年之际，其次子（浙江大学数学系讲师）盗走存折、电视机、收音机等值钱之物。不久，乘作者到北京参加会议之时（注意噢，这可是在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噢），其长子盗走其两千多册重要和贵重图书，作者称这比盗走钱物损失更大。1977年7月作者与一天主教徒医师再婚住进其岳父家后，其幼子多次寻衅闹事，四次钉门，其中一次把作者80多岁的岳父关了12天。三个儿子闹事，无不为财产、房产。这本是家家都可能遇到的事，但他们采取了打砸抢一类的暴力手段。如此对待一个64老翁，原因为何？作者的解释是文革打砸抢流传给儿子媳妇们了，是阶级斗争导致的家庭斗争（虽然这种说法失之简单，但我们也姑且认帐）。因为早在他被关进牛棚之后，儿子媳妇就不给作者夫妇好脸色了。这个解释恐怕有点简单。但作者毫不讳言这段家庭的痛史，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再版时，也没有做任何删改，可见其痛心，至死不改。
　　作者一生勤勉治学，不大过问家事，恐怕对儿子们的教育也过问不多。而其前妻长期患抑郁，也不管孩子的教育。家中的生活照料，长期靠老佣人。不过，他的治学，还是影响到他的长子和幼子，后来他们都从事先秦史研究，都做到了教授，小有名气。作者的次子，没有从事文史，但也是浙江大学教授、研究所所长。三人都是为人师表的人物。这部书出版十多年了，没有听说他们有何辩解。倒是前些年听到他某子的同事怪老头子不该写这种“家庭纠纷”。现在他们最大的年过70，最小的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他们读到老父的自传，有何感想 。

　　注：杨宽老先生之幼子，即杨师群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