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3月5日，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为雷锋题词的纪念日。雷锋精神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是否还需要继续发扬？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近年来多次提到“道德”，我记得前一次是在西历2009年，温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提到市场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温总理在演讲中说到：“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的血液”。中央编译出版社西历2008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环衬上印着这样的文字：“温家宝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前不久，温总理针对中国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发表谈话，再次向房地产商发出喊话：房地产商要流淌“道德的血液”。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日也发表意见认为，雷锋精神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可见，雷锋所展现的道德精神，在当今中国已成为广受关注的现实问题。
　　雷锋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但他身上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具有广泛的意义。我们暂且不说雷锋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意义，先说点中国历史。去年我完成了一部书稿《超越利益集团》，预计下个月能够出版。这部书稿主要从宋代政治入手，探讨中国的现代政治和中国模式。书稿完成后，几位朋友先“审看”了一遍。我当时问一个朋友：你觉得在宋朝会不会学雷锋？朋友说：应该会吧。我说，是的，但在宋朝，学雷锋和现代应该有点不一样。宋朝有很多著名历史人物名垂史册，例如范仲淹。范仲淹的名句至今被中国人牢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范仲淹这一“先忧后乐”的思想，就是雷锋精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雷锋精神就是千年以前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延续。
　　但是，为何说宋朝“学雷锋”和现代不一样？因为，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既是针对他自己的，也是针对官员阶层的，但不针对老百姓。现在为人熟知的“天下为公”的说法，就起自于宋朝。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员队伍的主要力量时，“天下为公”的道德诉求就是对整个官员阶层的要求，范仲淹提出的思想，包拯就是官员学雷锋的典型。苏东坡曾经很明确地说：农民要发财，商人要获利，这都很正常，官员或政府的作用是让他们的要求维持在公平竞争的状态。所以，如果说宋朝也会“学雷锋”，它所要求的是官员个个都要学雷锋，而不要求老百姓、商人学雷锋。因此，当温总理说房地产商要有“道德的血液”之后，有房地产商近日调侃说，房地产商最近见面的问候语是：“你换血了吗？”回答是：“刚透析完”。严格来说，房地产商的这种调侃，实际上是符合宋朝的政治传统的：学雷锋首先应该是政府的事情。
　　由此我们也能发现，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有一部分内容与中国传统政治相当接近。最近有人针对重庆的实践也发表了一些反对意见。我细问了一下，发现，针对重庆实践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于官员阶层以及警察内部。如何理解？这些意见指出，重庆的很多官员，现在等着薄熙来离开，因为，他们认为，薄熙来离开重庆后，他们就能继续“收红包”了。甚至重庆一些政府单位的小金库，现在也不敢乱发钱，生怕被现任领导批评。包括一些警察也在说，春节这样的节假日还要加班，太苦。我认为，官员或公务员阶层，作为掌握权力的群体，学雷锋是应该的。如果受不了，可以离开，可以像老百姓、老板那样去发财。权力和发财，如同鱼和熊掌，两者不可得兼。
　　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范仲淹所说的“先忧后乐”，不是要求官员阶层的个人牺牲、个人奉献，而是“先后位置”。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官员就应该苦兮兮、惨巴巴。而是说，要让老百姓“先乐”，官员“后乐”，并没有说官员就不能“乐”。这一点，在重庆的实践中同样得到了体现。据我所知，重庆市公安局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警察的待遇，还将警察因公殉职的补偿标准提高到全国最高水平，以至于有的外地警察说，如果要牺牲，我愿在重庆牺牲。这一做法的实质就是人们常说的“高薪养廉”。然而，“高薪”高到什么程度才合适？与收红包相比，“高薪”的程度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据薄熙来介绍，重庆市干部群体主动上交的红包已达6000万元。我怀疑这并不是全部。因此，官员要学雷锋，要“先忧后乐”，并不是说官员就不该讲求个人条件。但是，官员讲求个人享受、条件也应该有所限制、有所约束。“高薪养廉”可以看成是制度约束的一个体现，但同时还需要思想上的自我约束。由此，我们就能理解薄熙来对于雷锋精神的提倡，以及重庆市对于红色文化的提倡，它是相辅相成的。
　　最不合理的事情是，要求老百姓个个学雷锋、老百姓时时处处学雷锋，结果，官员阶层自己在腐败，这必然造成对官员阶层信任感的严重伤害，雷锋精神以及学雷锋，便只能成为笑谈，成为虚伪的摆设。因此，学雷锋、发扬雷锋精神，流淌“道德的血液”，首先应该从官员阶层自身开始，以身作则。这一点，我在以前同易中天先生的争论中已经说过：政府和官员以身作则践行道德规范，并不是说政府或官员成为老百姓道德行为的裁判。而是说，官员学雷锋是必须的，老百姓是否要学雷锋，那只是提倡，而不能强迫，要让老百姓自觉自愿。这里的关系是，官员与百姓并不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官员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中间那些学雷锋学的好的人，可以当官。如果不想学雷锋，不想奉行雷锋精神，就不要当官。我认为，就目前的现实来说，在重庆有很多官员、公务员还没有真正认识清楚，所以才会有些官员、警察发牢骚。他们可能认为，在其他地方官员都可以拿红包，为何重庆不行？实际上，这种观念是把不正常当做正常，而没有意识到，重庆要求官员阶层学雷锋，这才是应该的，这才是正常的。如果有谁受不了，我觉得他们不应该等薄熙来离开，而是自己离开。因为，按照正常的官员伦理、官员道德，即使薄熙来离开了，继任者同样会这样要求官员。所以，红色文化还应该继续提倡，并且不能成为官员阶层的表面文章，而要让它深入官员阶层的思想，成为现任官员和未来想当官的人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