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钓鱼执法”昨日有了宣判结果。由于本人对该案的具体细节没有全面的了解，不便对审理结论做出评价。在媒体报道上，看到这样的字眼：“原告律师表示，‘倒钩’是‘栽赃式执法’的典型表现，与行政执法的正当性不相符合，与诚实信用原则不相符合，对社会的公序良俗也是沉重打击。”我觉得这段话的表述有问题，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钓鱼执法”的问题。
对于“钓鱼执法”，首先应该认识到，它是法制的产物，尤其是重视证据的产物，“钓鱼执法”只是取证手段是否合法的问题。因此，上面引用的媒体文字，不知道是媒体加工过的文字，还是原告律师的原话。基于法律语言的精确性要求，上述引用文字的问题之一是，至少应该在“栽赃式执法”前面，加上类似“本案”这样的字眼，而不应该全面否定一切“钓鱼执法”。其次，只有加上“本案”这样的限制，才不会让人误以为“钓鱼执法”只是行政执法的问题，事实上，在很多执法领域，都有如何界定“钓鱼执法”的问题。第三，说“钓鱼执法”是对公序良俗的沉重打击，至多也只能限定于本案，而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化。因为，执法的目的本身就是保护公序良俗，对于“黑车”之外很多违背公序良俗、甚至违法的现象，取证手段的不当，并不能说取证的对象本身就是公序良俗的体现。
搜索了一下“钓鱼执法事件”发生以来的相关评论，发现很多评论都有将“钓鱼执法”妖魔化的倾向，“钓鱼执法”似乎成了众矢之的的罪恶。例如，媒体评论中不少这样的标题：“钓鱼执法危害猛于虎”，“钓鱼执法是黑社会思维”，“钓鱼执法践踏道德”，“钓鱼执法是时代的悲哀”，“钓鱼执法是利益驱动”，“钓鱼执法是公权匪化”，“钓鱼执法是司法放纵”等等。这种不加特殊限定、普遍性全称否定“钓鱼执法”的评论，实际上就是在妖魔化。如果认识到“钓鱼执法”只是取证手段合法性的问题，那么，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针对取证手段的方式、对象，而不是“钓鱼执法”要求掌握违法证据这一出发点。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风靡全国，我当时就与他人讨论过“钓鱼执法”的问题。比方说，《神探亨特》中的女警察要打击卖淫嫖娼，便化装成“站街女”吸引嫖客，算不算“钓鱼执法”？其实，这也是一种“钓鱼执法”，目的就是取证。只不过，女警察化装成“站街女”，从取证手段上说有规定和要求。穿得像“站街女”一样，不算违法，但是，化了妆的女警察不能像“站街女”一样用语言和肢体动作过度挑逗行人。这种规定的意义在于，“钓鱼执法”不能引诱假设中的无辜者犯罪。因此，女警察一般只能等色狼主动上前，一旦色狼谈定价钱，就算证据确凿。男警察也有扮演嫖客抓妓女的，但同样有限制。比方说，为了对卖淫交易取证，男警察不能与卖淫女真的发生性关系，然后付钱，然后就算证据确凿，而是有一条底线，比方说不能脱内裤，等到对方有了脱内裤的动作，美国男警察掏出的应该是警徽等身份证件，而不是其他。否则，取证手段本身也涉嫌违法。因此，“钓鱼执法”在各国执法机构都有采用，其是否合理只在于过程和手段的具体限度，而不在于“钓鱼执法”本身的出发点。
在关于“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相关报道、评论中，只有少数文章站在比较客观、理性的立场分析“钓鱼执法”。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都经常采用“钓鱼执法”，除了上述针对卖淫活动外，其他如针对贩毒、商业贿赂、情报交易、间谍等等，执法部门都经常采用“钓鱼执法”以打击犯罪。其实，警方或特工的卧底常常就会触及到“钓鱼执法”是否过头而违法的敏感界限。卧底的最佳状态就是自己身在其中了解情况，而不主动推动和建议犯罪，更不能自己亲自参与犯罪。但是，在具体过程中，卧底如果不表现突出，就很难受到犯罪组织的信任，很难掌握更多、更机密、更准确的情报，因此，为了“表现突出”、获得信任，分寸把握不好，也会使卧底的“钓鱼执法”出现过头而自身违法的情况。各种“钓鱼执法”过头而本身违法的现象在西方国家实际上也经常出现，一旦出现超出限度的过头行为，西方国家的执法部门也将受到批评，有关责任人也会因此而受处罚。因此，一般认为，对于“钓鱼执法”的取证手段要有限定，比方说，钓鱼执法的对象应该是有较为明确违法嫌疑的人，而应该避免诱使无辜者违法。
掌握“钓鱼执法”的限度是其中的关键，这里还有一个附带因素。一旦执法的结果与金钱、升职等奖励挂钩，“钓鱼执法”就容易超出限度，这种情况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也有迹象，在西方国家也有发生。这里又要说到本人一贯强调的观点，在法律之上，还应该有道德。一群没有道德只有金钱欲望的小人执法，再严格的法律，结果也不会令人满意。黑社会也能讲法制，但是，有严格法制的黑社会对于社会的危害更大。我们在讲法制的时候，丝毫不应该放松道德要求。此外，有些法律规定本身不合理，如果再配合“钓鱼执法”，就更容易遭到各界的批评。

总的来说，“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确有取证手段超出限度而过头的情况，但是，人们还是应该客观看待“钓鱼执法”，“钓鱼执法”实际上是各国执法部门经常使用的手段，对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也是有效的手段之一。我们更应该关注“钓鱼执法”取证手段的法律限度问题，而不应该将“钓鱼执法”妖魔化。将一切“钓鱼执法”都称之为“栽赃”，实际上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钓鱼执法”超出限度的现象并非只是中国特色，将这一事件变成攻击中国的机会，是把“钓鱼执法”妖魔化的原因之一。这一事件本来可以成为很好的普法宣传教育机会，但是，由于存在将“钓鱼执法”妖魔化的倾向，反而弱化了对执法者和普通群众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