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复旦在读博士的父亲被拆迁人员打死的消息，今天又看到陕西将保护自身财产的群众“挂牌公示”的新闻，明天呢？是死人的消息还是下跪的旧闻？谁知道？这些年来，拆迁死人已经不是新闻了，千人下跪维权也不少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进入这样一种令人痛心的时代？仅仅是中国人多命贱吗？中国人的尊严到底在哪里？

复旦的博士因为有个学术头衔还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更多的拆迁死人事件甚至连死讯都听不到，拆迁死人已经不是局部的事情，是“全国性死人”，是包含城市和农村在内的“一体化死人”，是天天都要死人的“连续剧”。人都是要死的，但这种死法是没有尊严的死法，是灭绝人性的死法，怎么办？要不要反思？能不能引起有关方面的反省？

我分析近几年来的拆迁死人都会与“工程和规划”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不管是哪个地方，只要拿起政府的“规划”作挡箭牌，任何规划内的工程建设都是“国家最高利益”，谁违抗，谁就犯法了，谁不从谁就要坐牢，甚至要“被死亡”，为什么全国各地都这么热衷于规划、热衷于工程呢？表面上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使然，但仔细一分析，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过去的官员难道不想要政绩吗？为什么不敢随意拆老百姓的房子，为什么不敢随意打死人民？大家将心比心地想想：能让你起狠心把一个活人打死的动机是什么？人家与你无冤无仇的，是什么会让你有打死人的冲动？是不是利益？是多大的利益？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或者是二者兼备？

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的规划变化会如此之快？为什么中国的国家工程会如此之多？按我的理解，“规划”在国际上都被认为有“法”的威严，是类似于法律的制度性规定，不是随官员意志而任意改动的“个人意见”，规划短则五年，长则几十年，但是，中国呢？换一任官员换一次规划，有时甚至是朝令夕改，“规划”变成了“鬼话”，在不严肃的规划指导下，国家级项目和地方项目象变戏法一样层出不穷。世界用“中国是个大工地”来给中国戴高帽子，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工程多，工程多了是不是就是好事呢？我看不见得，建了那么多房子不住人就不是好事，浪费了大量耕地；建了那么多汽车厂搞重复建设也不好；建了那么多钢铁厂帮外国人赚钱污染中国人更不好；全国上下划工业园，圈地以后变养牛场更是大大的不好。我反复思考了一下近几年的中国变化，中央的“画圈”实在过多，“规划”实在过多，我不反对国家级规划的出台，但是，一年到头出“规划”就不是好事情，一个“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七大新兴产业规划”在中国已经轮番炒作过一百次以上了，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炒作？邓小平在中国刚开始只划了“七个圈”，后来好象扩展到“十三个圈”（具体不太记得），现在的中国，已经划了多少个“圈”？我想几乎没有人能完全统计出来，估计已经不下“1000个圈”，都是在二十一世纪发生的“画圈运动”中画出来的，全中国到处画圈到底有什么用？邓小平画那么多圈，也就一个深圳这个圈子硬性给圈出成绩了，其它的圈不过是陪衬而已，“圈子”的功能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有作用。画圈的目的不在圈内，而在圈外，工程建在圈内，拆迁发生在圈内，获得最高利益的则往往是那些与圈子无关的利益攸关方，圈子的最大效应是少数人可以合法“圈地”，可以随意拆迁。国家搞建设，何须到处画圈，世界发达国家不画圈也能发展得很好。按规划平衡搞好全国工业布局和民生项目布局就行了，人为的制造“亮点”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画那么多圈跟不画圈没有任何区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每画一个圈，就要制造一批先富起来的承包商，就要死一批舍命护家的老百姓。

中国媒体经常宣传“中国模式”，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接受和宣传“中国模式”，我不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只有十三亿多庞大的市场，中国只有煤矿和稀土，中国只有低廉的劳动力，如果硬要说有“中国模式”，我只能这样总结成一句话：以GDP为核心、把拥有十三亿多人的庞大市场无原则地向世界开放、把中国能够利用的所有资源都向世界开放的无序运动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过去只需要付出资源、环境和市场的代价，现在和未来还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要维持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画圈还要继续，折腾性的工程还要继续，“被拆迁”和“被死人”也还要继续。我可以下个比较武断的结论：靠炒作的经济转型和产业振兴最后都会失败，一个全凭炒作就能赚大钱的社会出不了原始科技创新，也不会有企业和个人愿意静心做实事，依靠购买技术的新兴产业，炒作过后又会再一次沦为西方国家的“代工基地”。

“清华学堂”的被烧烧不醒教育系统堕落者的头脑，复旦博士父亲被打死同样也打不醒既得利益阶层的美梦，该烧的还会烧下去，不该死的还会死下去，在一个“暴力经济”时代，唯独一样是不能停的-------高速奔跑的GDP。

孙锡良于长沙（转载须署名）201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