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劳资关系：有多少企业犯下了反人类罪？

俞飞龙

新《劳动法》也许有很多不完善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至少几亿个一线工人，能在一些方面受到更好的保障，我经常说，我在广东的五年，走了广东很多工厂区，他们的劳动者受到践踏的程度，可以说是非常严重，这个东西（注：关于对新劳动法的解读）最近几天我也到处看了看，电视台也在做关于新劳动法的深度分析，说实话看了这些我很悲哀，因为包括工人自己都没有从现在这个社会已给予劳动者的权利，或从社会基本价值方面来谈我们的劳资关系，他们对自己到底有什么权利都不知道了。差不多接近30年以来，资本的权利一直在膨胀，我们已经习惯用比较优势，自由竞争来解释劳资关系，这些解释夸大了资方的风险，夸大了资本的作用，同时把劳动者的权利给粉碎掉了。
我们国家的劳动者曾经有很高的权利，改革以前，我们对劳动者的权利并不陌生，比如一个单位要聘用工人，就要解决你的户口问题，解决你的劳动保障问题，解决住房问题。这些措施背后体现的是企业把劳动者当作“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来对待。现在，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下，我们劳动者很多只被当作一种生产要素在运用，今年年初，我在深圳呆了一个月，此外加上我在广东呆了五年，这五年的经历以及这次的调查，让我写了一篇取名为〈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的长篇报道。这个报道从一个侧面对工人尤其是一线工人的处境有个系统解释。我感觉到，现在这个所谓的“最低工资”，是不符合最低工资定义的。工人的工资确实普遍偏低，尤其是一线工人，我跟一些学者交流，他们的看法也一样，工人唯一的博弈武器就是政府的最低工资保障，华为可以一次性拿出十个亿补偿工人，用于他们解聘工人，这说明他们利润丰厚，但是这个利润丰厚的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还是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来安排的。

这样的劳资关系并不仅仅只是劳资双方的博弈，也涉及到我们这个社会最后要承受哪些代价等问题，最低工资的本意为，按照这个设定，劳动者只要按照劳动法，在法定劳动时间在工厂干满8个小时，就能够养家糊口，就能够在劳动者所在的城市生存下来，并完成社会再生产。这是一个劳动者最基本的需求。但是，810块钱能在深圳生存下来吗？根本生存不下来！
让被聘用者能够养家糊口，这是一个企业最起码的社会责任，企业必须具有履行这些责任的能力才可以存在，如果只是想赚钱就办企业，是错误的，企业的目的不只是赚钱，只在于赚钱的话为什么不去搞妓院？为什么不去贩毒？那也能赚钱。所以办企业是有规则和责任的，不能违反这些规则，也不能推卸责任。一个劳动者没法养活自己的企业，叫履行了责任吗？没有，它在自动剥夺劳动者社会正常的再生产能力。
我们来算一下一个工人最低工资是多少？最低工资起码应该包括住宿费、饭费、通讯费、娱乐费、医保、社保，子女的赡养等等，这一系列大概七、八项，这七、八项加起来，在深圳至少不低于1500，与它定的标准比，少了一半。

我这几天看了关于很多关于新劳动法和劳资关系的新闻，这几个角度都没被充分表达，原因很简单，我们对劳动者的究竟应该具备哪些权利很陌生了，同时我可以这样说，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第一次分配不公，知识界爱讲这个权，那个权，为什么不重视这个最基本的权利？
　党代会是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第一次分配不公”，如此重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知识界有多少人去跟着呼吁了？有哪个公共媒体对这个问题做出过系统的，包含了实例分析的阐述？这个关系到我们生存基础的东西，我没看见哪个知识分子对此进行过系统的、深入的分析，这第一次分配不公，是否真实？如果确实不公，我们应该怎么办？不公在哪里？公正在哪里？能让我们这种不公达到公正，为它提供保障的机制在哪里？但是，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包括我们今天开会，一些人也在夸大企业的风险，确实，办企业要承担风险，这是起码的东西，要赚更多的钱就要承担风险，但是，我告诉你，你也要承担起责任，这里面就有，工人应按照正常的社会标准维持再生产，如果一个企业连这个都提供不了，那这个企业不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而是在危害这个社会，因为你提供不了这些东西，让所有参与劳动的人都受到了损害，这样的企业能叫一个企业吗？不配叫一个企业。
我对国内的知识界很失望，因为它无法让我们看到真相，比如前不久那个医疗事故，李丽云的意外死亡，很多人喋喋不休，但都在就事论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它的社会学含义？这对我们现实而言是更具有悲剧性，作为医疗事故谈论就是一个道德或法律问题，我觉得它不只是这样，从道德或法律的角度谈有它的道理，但远远不够，它更应该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得到阐述——李丽云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死掉了，是作为一个母亲死掉的。我为什么把她的死与今天的劳动法联系在一起呢？是因为我们参与一线劳动的工人，几乎绝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没有为这些母亲提供福利保障，这是什么意思？同志们，我们是一个民族，李丽云是什么呢？她在为我们民族延续下一代，那些参与了工厂劳动的所有女工，当她们要生产的时候，要为我们延续下一代的时候，一些企业却把她们开除了，或者把她们辞退了，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她们参与的企业对她是没有任何的补偿，这在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不可思议的。
在这一点上，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很简单的角度，她是作为一个母亲而死掉，我们做一个联想，我们所有的女工，像她这样死掉的人不止一例，所以我有一个结论，所有不为女工在生育期间提供工资、劳保，保证她们顺利生产的企业统统犯下了反人类罪。
我们应该怎么保证劳动者的权利呢？大家谈到了罢工，罢工是一个传统途径，我倒觉得不应该罢工，罢工等于认同资本权利，是认同了资本权利后劳动者博弈的工具。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十七大，来谈一个被右派认为是他们取得的成果：十七大肯定了一个公民对国家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个公民对一个国家的管理有这三权，一个工人到企业里面去了，用自己的劳动或者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这个企业，更应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企业作为一个公共组织，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集体，这样的话，我希望所有要坚持去呼吁公民有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都应该来支持，工人应该参与企业的管理、监督和知情。中国工人还没享受到这些权利，但在德国、法国、北欧都已经有了，这不是一个天方夜谭，国外已经有了，所以从一个现实逻辑也罢，从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也罢，知识分子都应该为工人争取这项权利，因为参与了工厂的管理，工厂的成本能够公布出来，有知情权，还有监督权，我们的工人就不是被作为一个元素、作为一个劳动元素来被看待了，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参与参与了社会分工。工人对于企业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应成为构成“工人权益”最基本的条款。

很多人在大谈现在企业竞争压力大，成本高，会导致大批企业死掉，他们拿出一个具体的样本没有？没有，也拿不出来，而事实也确实与之相反，有统计数据表明，工人的工资总额是利润总额的16%，另一个数据则显示，工人工资总额仅占GDP总额的10%，而在国外，这个数据大多达到了30%以上。这种分配模式很直观地显示了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过程所得甚微，失去公平。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划定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现在这种分配格局造成的社会后基本都是负面的，比如一方面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需求不足。这个矛盾的现象背后，就是劳动者工资太低，无力消费，于是导致需求不足，资本家和管理层拿得过多，于是又产生流动性过剩，这些流动性过剩现在在干什么？在不停地、疯狂地掠夺社会基础性资源，甚至变成投资资本，通过制造泡沫等方式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混乱和风险。

据2007年底《新劳动法研讨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