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高贵和智慧永远不能携手而行吗？
当这些老将军、老英雄絮絮叨叨的跟我谈他们的历史时，我总是只会淡淡的说，是吗；当他们赞扬我的文字时，我也只会淡淡的说，是吗，谢谢。但我内心总是为他们感到十分凄凉，我总是想到那几句唐诗：
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
其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驱”何止“十万师”，何止“征南”！他们为了“新中国”这样一个理想，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他们和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日本军队浴血奋战过，他们和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浴血奋战过……，而且对于他们，这“浴血”二字，我们是完全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而如今，他们的理想成为疑问，竟来向我这个从未为自己的祖国流过血，只是写了几篇文字的书生来问道解惑，思之不禁黯然神伤……
——王小东
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关于《河殇》的争论旧事重提而引发我想到的。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当时《河殇》是怎样的红透了半边天——不，应该说是紫透了整个天空。亿万知识分子、大学生，乃至各色人等，都为电视系列片《河殇》而热血沸腾。似乎《河殇》拨开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迷雾，似乎《河殇》拨正了中华民族自原始村落姜寨就一错到底的航向（参见《河殇解说词》），似乎《河殇》提供了解决中国一切问题——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最终的迷底和良方。而仅仅12年之后，不少人已经认为《河殇》已是一个不值得谈论的话题。
《河殇》输了。仅就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沦为一个人们认为不值得谈论的话题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它是输了。12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太短暂的一瞬，即使是以一个人短暂的一生来衡量，也不算太长。《河殇》的主题是在那里评说几千年，同时当时的亿万中国人也相信它不仅能够评说几千年，甚至是正确地评说了几千年，而它却这么短的时间就完了，胜利者是默默无言的历史。
本来，输也可以输得漂亮些，但《河殇》作者谢选骏在它播出12年后的最后一个败笔却使它输得非常难看。这最后一个败笔就是他的《给王小东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谢选骏，《河殇》的作者，竟然自己公开宣称电视系列片《河殇》所依据的《河殇分镜头稿》是“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随便修改的”、“卖国的”《河殇》，公开宣称《河殇》（文中凡单独提到《河殇》，都是指已经成为历史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和自己“毫无关系”，要和《河殇》划清界限。
我认为，这是对于当时亿万看了《河殇》而热血沸腾的中国人的极为残酷的嘲弄，或者说是愚弄，特别是其中有些人至今还保持着对于《河殇》的忠诚，而《河殇》的作者竟然自己把《河殇》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认为这最后的败笔确实暴露出一种智力的低下。作为《河殇》的第一个批判者，我虽然从未像其他人那样崇拜过它的作者，但我也从未曾料到它的作者竟然会有如此愚蠢的败笔。我甚至感到有点可怜：他虽非正人君子，但令人可怜的是他也太不会掩饰自己的卑劣了。世界上有些人比他卑劣得多，但比他会掩饰。
年轻人对这些事已毫无感觉。网上的一个帖子说：
“谢这帮人，风光的时候可都是和《河殇解说词》一起风光的，怎么现在才要分家？敢情有好处是大家一块捞，没好处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个谢，还不如没就此事说话的苏晓康、王鲁湘呢。要我说，王小东也太在意了。这帮人现在没钱吃饭，急了，借王小东的批评来炒自己的旧货--而且还是私货。什么《河殇第一稿》，看来看去还不是一个调调。按我的看法，文学水平还真不如后面的解说词呢。丢人现眼到这份儿上，真是没辙了。”
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其实也不算太年轻，有的也够了30了）写信或打电话来，也大致是说，这封《公开信》是要借我的名声重新炒作《河殇》这个旧货，叫我别上当。
我要告诉这些年轻的朋友，公正地说，《河殇》是用不着借我王小东的名声来炒作自己的，你们这样说，是因为你们不了解历史。但我确实同意，《河殇》的作者“丢人现眼到这份儿上，真是没辙了”。《河殇》的作者及其残留的支持者们最多是造造什么“王小东给山本五十六张目”之类的谣，再用所谓的“流亡”来博取点同情分（其实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已经回过国，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的“流亡”，至少现在根本不是被迫的）。
可这里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这种“丢人现眼”，要德没德，要才没才的人当时却会吸引那么多狂热的追随者呢？
记得12年前，我认为《河殇》并不正确的时候，竟然在周围找不到任何一个有同样想法的人。我当时曾对朋友说：“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中国其他人都疯了，反正总得有一边是疯了。”
我的那篇批评《河殇》的《激情的阴影》，是通过《北京青年报》记者杨平牵线，找到《中国青年报》记者黄鹏程（即秋田草）才得以发表的。即使是他们两人，也不同意我的观点，只不过作为私人朋友，愿意给我一个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杨平还再三告诫我，《河殇》的作者都是些很了不起的人，要我找机会向他们表示敬意。我当时点头称是，只是在发觉他们完全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并以自己所掌握的话语霸权对弱小无助的批评者进行肆意诋毁之后，我才表示，我今后将拒绝向他们表示任何敬意。
就是这么一伙人，拿着一套浅薄而哗众取宠的思想，在1980年代竟然主导了举国上下的思想和话语，竟然能令亿万中国人热血沸腾。1980年代的中国人真是傻到家了。然而，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中国人有着高贵的情操。正是因为有这种高贵的情操，他们才会被以《河殇》为代表的这伙伪理想主义者所愚弄。
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就聪明多了。确实，在20世纪中，我们中国人的高贵情操一再地被愚弄，有再多的高贵情操也会被消耗枯竭，1980年代只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于是，高贵情操被消耗枯竭的中国人变聪明了，他们不再为任何理想主义的、高贵的东西所动，除了钱，再也不想思考，甚至看任何其他东西了。
然而，这种聪明就是中国人的出路吗？我认为不是。对于我们这些草民来说，只认钱、只想赚钱，最后绝对是赚不到钱，绝对是钱全被别人抢走，这就是赚钱的辩证法！最近的几年的经济状况，恐怕已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变聪明了，我们“务实”了，我们“理性”了，我们“中产阶级”了，我们“优雅”了，我们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金钱之外的高贵的东西了。结果呢？从长远看，我看我们这些变“聪明”的人只能坐以待毙了。
当然，中国人也还没有全部变“聪明”。我发表了几篇文字，竟然还会有人受感动，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各阶层的中国人。我现在来讲讲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中国上层人士，看看他们的出路如何。
我在一些会上，曾碰到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向我走来。他们困惑、他们迷惘，他们说从我的文字里找到了一些力量，可还是不够，希望我多给他们讲讲……。人们都说我的文字还是有激情的，但我人不如文，我很不会当面表达自己的感情。当这些老将军、老英雄絮絮叨叨地跟我谈他们的历史时，我总是只会淡淡的说，是吗；当他们赞扬我的文字时，我也只会淡淡的说，是吗，谢谢。但我内心总是为他们感到十分凄凉，我总是想到那几句唐诗：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
其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驱”何止“十万师”，何止“征南”！他们为了“新中国”这样一个理想，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他们和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日本军队浴血奋战过，他们和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浴血奋战过……，而且对于他们，这“浴血”二字，我们是完全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而如今，他们的理想成为疑问，竟来向我这个从未为自己的祖国流过血，只是写了几篇文字的书生来问道解惑，思之不禁黯然神伤。
当然，他们的子女是全“发”了。当今最“发”，而且“发”得最安全的，是为外国大跨国公司做事，利用自己父母的权力、关系或影响，替外国人在中国赚钱，每赚个一百块，自己就能从中提个几块钱。钱来得极快，而且从程序上看，完全合法。当然，要修到这个境界，也不是一般的级别就能办得到的。这些人过得很安逸，但有时大概是父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还没有完全消失，也还会关心关心中国的前途命运——当然，更年轻的一代也许过得就更安逸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没经过过浴血奋战的那一段。他们也许会笑我是瞎操心，但我就是认为，难道我们中国的最高阶层的贵族也仅仅满足于替外国人打工挣仨瓜俩枣——就算是三百亿瓜二百亿枣——吃饱了操够了混天黑吗？难道他们的父母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高贵血统在他们身上就一点也不起作用吗？
我曾对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说，如果我能说了算，我就给你们修贝勒府、格格府，用国税把你们全养起来，作为祖国对你们的父母的流血牺牲的报答。这也比你们现在这样强。你们现在这样，从国家说，你们赚这点钱国家不定得搭上多少倍让外国人拿了去，从个人说，你们就不觉得你们给自己祖宗丢人现眼吗！
就算我们不讲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不讲脸面，只讲利益，这些上层阶级的子弟也不见得就找到了最好的出路：外国人的工也不是这么好打的，跨国公司要你各为其主，外国主子一声令下，互相之间就得打得头破血流，弄不好还会祸及父母……；还有，这么多穷人盯着，你能睡安稳？……。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些人在外国人眼中还有一点什么价值，还有一点什么可牛的地方，那是因为中国还有一定的力量，如果中国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你在中国的血统再高贵，在外国人面前也是个五流的臭打工的。
钱多怎么了？在古罗马，奴隶中也有阔佬，比大多数罗马人还有钱，但一个罗马无产者只要说一声：“我是罗马人”，一切都不用说了。在当今的美国呢？一个美籍中国人说：“我是美国人”，一个美 国老 太太回答：“你是美国公民，但不是美国人”，一切都不用说了。我认为，对于这些上层阶级的子弟，这也不是出路。当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们也许会笑我是瞎操心……。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因变得聪明而丢弃了高贵。但这不是中国人的出路。我在想：难道高贵和智慧永远不能携手而行吗？我们难道就不能在怀有高贵情操的同时，以自己的智慧不让它被卑劣之徒所愚弄？
我想，我们应该能的。我们不应轻信别人，但应坚信这个世界上有高贵的东西。我们不再轻信别人，但我们却应有勇气和智慧与不完美、不值得完全信赖的别人携手合作，为了高贵的事业。我在想，如果有真正高贵的事业，能在中国得到1980年代那些虚假的东西所得到的响应，中国会怎么样？也许，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我写这篇文章谨以之纪录我最近有些起伏的情感，也许不符合逻辑，甚至不符合我一贯的思想。仅仅是一个个人情感的纪录，兼之与好友交流，仅此而已。
附录：
王小东：激情的阴影——评电视系列片《河荡》（1988年）
文人的苦痛，多在世间变革时；为天下民生未来大计而发的苦痛，又多有着奔涌如潮的激情，闪着耀眼的光芒。电视片《河殇》便是如此。那种危亡在即的万般惊恐与焦虑，那种回首往事悔恨交集的磋伤，化作一声紧似一声的呼号，催人警醒。这些年轻的文人，这群负重的灵魂，真是放声歌唱于世纪将尽的荆棘鸟呵！
然而，激情终究是激情。它的脆弱，并不在于短暂，而在于某种固有的缺陷，使之难以完成理性和科学的思考。
《河荡》对长城的议论，足以击毁延续多年的盲目崇拜，使长城从华夏精神之象征惨跌成帝王愚痴的蠢动。这或许是思想的进步。但是，当作者对长城进行再解释时，却出现了某种失误。他将中国某些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民众封闭保守的心态与长城作了紧密联系，并断言，这一建筑活动的本身和这座建筑窒息了国人贸易交流的能力，使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融会遭到阻隔。
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自长城挺立之日始，千余年间，从未挡住胡人南下和中原人北上，甚至某些巨大的王朝都是城北的民族建立的。此其一。说到城廓，东西方并无质的区别，欧洲的历史上，公国的城廓亦非稀罕之物，且只比长城更小，更封闭，为何没能造就出同样的国策民心?此其二。
可见，文化的结果．难以用单一的、因果的方法解释。尤其如此具体的联系，更不好匆匆定论。
《河荡》中有种普遍倾向：即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测度中国的文化模式，以见得后者的愚昧与落后。这样的选择，自是鉴于今日西方的强盛与中国的贫弱，且听上去总是言之凿凿、句句中的。
这实在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历史的发展、文化的演变，并非为某种形而上力量所预定，而更近乎自然的结果，既如此，谁又能确定哪一种文化模式是标准的?常规的？以西方为本斥责东方，并不比以往以东方为本批判西方更聪明。对某种文化模式的批判力大多源于该模式自身的疾病。
再者，泛泛的对比在获得生动效果的同时，产生了逻辑的荒谬：中国之所以没象西方那样正是因为它和西方不一样……。这已经进入了循环论证的圈套，成了无意义的同义语的反复。
诗化的风格既是《河荡》的重大特点亦是其致命伤。在《蔚蓝色》一集中；作者嘲笑中国农民对黄土大地的痴痴恋情，而推崇西洋人勇于纵身于碧波万顷之中的胆识。其中的诗意力量自不必多说，只是经不起微微的推敲。
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或是西方列强对海外属地的瓜分，其意无不在于土地和土地中的资源、土地上的劳力。设想：文明的西方人对那些尚在茹毛饮血或群居渔猎的土著人有何贸易可作？有的，无非是掠取与驯化，甚至是杀戮！蔚蓝色的背后极少有我们今日向往的商品贸易，更多的是血与火。比较一下，一面是华人终老黄土的痴恋，一面是洋人远涉重洋的掠取——对土地的渴望，孰更甚?
至于说到华人宁死不移的固守和洋人不惜性命的进取，又是另一层的问题了。以黄色象征农业文明和以蔚蓝色象征商业文明的方式并不能对此类问题作充分的解释。诗化的方式充其量可表达情绪，并不表达洞见。
飞扬的文采掩盖了解释方法的缺陷，鼓荡的激情模糊了探究的视线。这是电视片《河荡》的软处，同时还暗含着更为深长的意味。
前文的揭示，绝非在为传统文化辩护，亦非说明只须增加历史知识便可得到周全。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类迄今的认识能力尚不足以回答诸如“中国为何落后了”之类的疑问，因为黄河?龙?或长城?对土地的挚爱？还是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人们会就此永远争论下去，并会提出种种解释。这本身多少总有警醒世人、启发思维的功效。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它们仅仅是些猜测而已。从前文的揭示中可以看出，它们并不比以往的猜测更完善，但我们仍偏爱它们。我们偏爱某类猜测往往受情绪的支配，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经历与心境的反照，一旦时过境迁，我们又会偏爱另一种的。
当今的中国知识界，有着一批学者热衷文化学，并企图从中寻得致使中国落后的原因。《河荡》即是这些研究成果的普及。这是中国国情所致，迫使知识分子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笞祖宗。学术环境的不自然引出了新的荒谬；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细致考察，而用“文化”之类巨大概念含混地解释一切，恰如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万物一样的笼统——八十年代的学者竟在用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方法去挞伐传统文化。这种荒谬同时又使人有一种悲哀：一群医生围绕着一位患肺病的人议论纷纷，争论他的祖先的染色体是否有缺陷。为维护他的心理平衡而不指出其生活习惯中的不洁，也不开出抗生素抑制病势……。即便病人的祖宗的染色体的确不良，那已是既成事实，无从改变。而我们却对那些急需改变的现状手足无措，仍旧沉溺于用情绪的冲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灵感来代替审慎的科学思考。我们的社会也分不清外表的深奥与实质的充实，大抵只能为一些新颖雄辩的哲理词句而喝彩。这样的经历，这经历带给中华民族的迷失与灾难，还没有受够吗？
我们不想否定《河荡》的进步意义，只是希望强烈的变革愿望能与审慎的科学态度相伴，否则，它将会演变为一种高级牢骚，骂骂祖宗、发发叹息，如此而已。在现实的冲突面前，我们无需担忧祖宗的染色体，无需用反传统与继承传统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我们并不清楚千年前的事变与今日的关联，也无法肯定今日的选择于千年后有何利害。但我们必须行动，以有限的判断力对我们能够看清的局部、具体的事物有所作为，中国的新文化即在此间自然地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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