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自由派”媒体人的裤腰“自由主义”及其他
王小东/文

写东西有时候需要一个托，有了这个托写起来才有精神。这次的托是“自由派”媒体人黄章晋魔鬼教官先生的《与自由主义无关》一文。我这次为什么要牺牲掉宝贵的在河边散步，照顾我的宝贝梅花的时间，来论论这篇文章呢？因为这里面有个“自由派”媒体人的歪理，这个歪理最恰当的名称是我友黄纪苏发明的那个裤腰“自由主义”的称谓。这个歪理绝对不只是黄章晋一个人在说，而是众多的“自由派”媒体人或“自由派”非媒体人都在那里说，所以十分有必要论一论。否则，歪理横行，中国何日可得真正之自由？
　　鉴于黄先生在文中称我为“王小东老师”，我也得更礼貌些。按照媒体圈的规矩，我得称呼黄先生为“黄记”或者“黄编”。据我的有限知识，好像“黄编”更尊重些，以下我就称黄先生为“黄编”了。

一. 剖析“自由派”媒体人的裤腰“自由主义”理论

概括起来讲，“自由派”媒体人的这个歪理，就是黄编在《与自由主义无关》中的这一段话：
　　“如果，杨帆老师和王小东老师骂的是我的话，我当然会说，两位老师，您肯定弄错了，这和自由主义无关。任何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性，您是左派，请到左派媒体发表言论，我们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媒体，自然，一般只欢迎同类的声音，不发您的文章，与专制、与言论自由与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一家媒体的态度从来与言论自由新闻管制挂不上钩，甚至，全部媒体都不欢迎您的声音也与新闻管制言论自由无关，只要它们都是自愿而非强制的，只有强制发什么观点的文章或强制不许发什么人的文章，那才是对言论自由的管制，哪怕只是对一家媒体而言。这种道理，许多人是永远不明白的，不管他自称是什么主义。这个问题上，王小东老师应该与杨帆老师不同，因为他是我强烈不喜欢其观点，但认为其头脑非常聪明的人，显然他因此推论说自由派如何如何，有讲歪理的嫌疑。”
　　看到这里我就不明白了，要是这么说，那《中国青年报》整治“冰点”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中国青年报》也是一家媒体，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自然，一般只欢迎同类的声音”，那么，当它的一个雇员李大同先生发了它不欢迎的声音，它处置了自己的这位雇员，按黄编的逻辑，当然也就是“一家媒体的态度从来与言论自由新闻管制挂不上钩”，李大同先生要发不同的声音，那就请到其他媒体高就，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自由派”——某些（按照黄编的指正）——伪（按照黄编的指正）——在那里鼓噪呢？好了，你说那不是《中国青年报》自愿的，而是团中央强制的？可是，第一，处理李大同和“冰点”的意见是《中国青年报》党组的决定，你没有证据说那不是“自愿”的，就算有团中央宣传部的处理意见在先，你也不能断定那就不是“自愿”的；第二，就算这确实不是《中国青年报》自愿的，而是团中央强制的，可是，这也不妨理解为这是其下属的媒体集团（这个媒体集团并不太大，一个媒体人完全可以在它之外去谋生）的董事会的态度。为什么一家媒体可以有自己的倾向性，而一家媒体集团就不可以呢？黄编你说说这个道理何在？好了，你说团中央也不是自愿的，也是被强制的？这可还真不好说了，因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至少其自己的公开宣示是有着明确的倾向性的，同时，就算有更高层的指示，你也不能说这就一定违背了团中央的倾向，其实，共青团的宗旨说得很清楚，是党的助手，所以，更高层的倾向就是共青团的倾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退一万步，说这是中宣部强制团中央的，是违背团中央的倾向的（其实如上所述，这是不可能的），你也不妨把中宣部看成一个超级大媒体托拉斯的董事会，为什么这个超级大媒体托拉斯就不可以有自己的倾向性呢？这个超级大媒体董事会还真的明确宣示过它的倾向性，那就是做党的喉舌。什么？你说这个超级大媒体托拉斯也太大了？那么，为什么李大同把着的“冰点”就不太大，《南方周末》就不太大呢？为什么要搞自己的倾向性，部级太大，局级太大，你处级就正合适呢？我认为处级也太大了，我认为要降到科级以下才可以，为什么就是“歪理”了呢？难道“自由派”——某些——伪——媒体人的“自由主义”——伪（按照黄编的指正）——还真的就像黄纪苏先生形容的那样：“是个裤腰，就是二尺二，他自己穿着合适，二尺一他说不自由，二尺三他说暴民进来了”？
　　什么，你说中宣部不是一个超级大媒体托拉斯的董事会，团中央也不是其下属的媒体集团的董事会，而是公权力？这次你说对了！可是你大概又忘了：在中国，任何一家媒体，任何一个媒体的栏目的领导，手中握有的也是公权力——黄纪苏先生说得很明白，你李大同以为自己是谁，一口一个“宣传官员”如何如何，你自己也是一个宣传官员。就连黄编你自己，虽然现在已经脱离了《中国青年报》，到了在香港注册的《凤凰周刊》，你也还是一个宣传官员——最多加上个“准”字。为什么说你也是一个宣传官员呢？你黄编在那里冠冕堂皇的说：“您是左派，请到左派媒体发表言论，我们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媒体”，可你怎么就不说说，我可以不可以自己办一家左派媒体——其实准确地说我不是左派，所以应该说是办一家民族主义媒体，在上面发自己的文章？我不可以，我甚至不能像《凤凰周刊》一样，在香港注册一个媒体，然后杀回大陆来。如果我可以，就算是“全部媒体都不欢迎您的声音”，我会抱怨“自由派”——某些——伪——媒体人不让我说话么？我不会的。那才好呢！你们都不让我说话才好呢！因为从更反映草根民意的互联网我可以看出来，民族主义思想很有市场，这就意味着我这个你认为“头脑非常聪明的人”，或其他“头脑非常聪明的人”，一定会抓住这个商机，办一家媒体来通吃这部分市场，没有任何竞争者。君不见，当年《中国可以说不》不知怎么漏了网，仅凭一本书就一下子赚了几千万吗？我要是办一家媒体来赚这部分市场，这钱我拿板锹撮都撮不赢。可是我没有另办一家媒体的权利，这是在中国，你们这些宣传官员垄断着这个权力。然而，奇怪的是，怎么一说到你上面的人拿人家自己的“倾向性”整治你，你就说这是新闻管制，这是不自由，国内国外的到处喊撞天屈，而不是去另办一家媒体，到那里去就业——想起来这是中国了；而一说到你拿你自己的“倾向性”整治别人，你就叫人家到别的媒体上去发言——好像是说在美国了呢？那么，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在什么级别上才“从来与言论自由新闻管制挂不上钩”呢？回答是：我的博客的级别。道理何在？因为如果你抱怨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或者评论被我删掉，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你要说话，请花五分钟自己注册一个博客，我这里就是不许你说。花五分钟注册一个博客真真实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绝不像黄编你说“您是左派，请到左派媒体发表言论”那么虚伪。你认为“一个人的麦卡锡主义，一个人的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说法是荒唐的，你说得完全对！所以我的博客的级别不可能犯“一个人的麦卡锡主义，一个人的法西斯主义”。可你不是一个人，李编不是一个人，“冰点”不是一个人，你们的手中握有公权力，你们是宣传官员、宣传机构。李编不一直在那里喊“媒体是公器”吗？号召我们大家起来维护这个“公器”吗？叫你黄编这么一说，我还真不明白李编们那个“公器”到底是“公”在哪里了，所以，我犯得上起来维护他们的“器”吗？
　　其实，幸亏“自由派”——某些——伪——是在中国，如李大同先生等，应该感谢自己是生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真的！要是在美国，公众对于内部事务的不同观点确实有着高度的容纳性，然而，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公众是容不得媒体这样地反对民族主义的，公众所能容纳的，最多是民族主义内部的策略之争。这一点，我认为在黄编你指引我去看的李方所写的《我为什么从自由派后退了》一文中便有所体现，他对于那个真实的美国的分析，与我和黄纪苏先生在私下里交换的看法一模一样。然而，中国的“自由派”——某些——伪——则反对民族主义反到了逆向种族主义的地步，除了中国，在这个行星上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无论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能够容忍这种行为。所以，以李大同先生等人这样的观点，除非洗心革面，从新做人，否则在美国会找不到饭碗。如果是发了像袁伟时教授那样的文章，则后果也许比砸了饭碗还严重；反正是决不会把他们“发配”到“新闻研究所”吃闲饭。也许在学院里，公众可以容纳更多的异端——这是十分正确的，在学院这样的地方多一些异端，可以“兼听则明”嘛。可是，李编们挤得进学院去么？“硬件条件”不够啊。再则，即使在学院里，像袁伟时教授这样的，美国公众恐怕也容不得太多。
　　顺便再告诉黄编一点我的个人经验。我打过交道的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包括世界各大通讯社、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章、杂志，不计其数，特别是美国的，应该说排名靠前的都打过交道。当我向他们抱怨他们的媒体没有反映我的观点的时候，他们都是恭恭敬敬地说：这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我们这不就来了吗？不就听取您的意见，反映您的意见来了吗？，还真没有像您这么横的。实际做得如何呢？当然我认为倾向性很强，但他们自己不会承认，他们自己都会强调自己的媒体在发表各种不同意见方面是平衡的。所以，他们多多少少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在美国的《新闻周刊》采访我时，我抱怨说：西方的媒体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对民主的，这是妖魔化，我就不反对民主嘛。他们还真就做了正面报道，“民主民族主义者”这个名号还就是他们的国际部主任帮我想出来的。比如说：美国的《时代周刊》两次约我的稿。一次是约我写写我希望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谈些什么，那次我写了。我后来看到杂志，他们邀请的世界各地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还就是全，仅在中国就邀请了我和阎学通这样的“强硬派”，也邀请了马英九和持不同政见者。另一次是他们要发表一个香港人批驳李光耀的“亚洲价值”的文章，邀请我出来为“亚洲价值”辩护，讲了，文章可以长，观点尽可以激烈，总之是畅所欲言。这次我没写，我告诉他们，我也反对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他们说：这就麻烦了，《时代周刊》发这样的长篇论辩文章，观点必须平衡，不能只发反对“亚洲价值”的一面之词。我说那我给你们推荐一个新儒家吧。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不管他们实际上是不是真做到位了，最起码是不会像您黄编这么横：“任何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性，您是左派，请到左派媒体发表言论，我们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媒体”。要不说您是宣传官员呢！您瞧，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您一开口官威就出来了不是！您都习惯了！现在落到“准”字了，似乎是学会谦虚一点了，可官威都已经渗透到您骨子里了，不用拿就往外冒啊！
　　为什么在中国会形成这样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逆向种族主义及“自由派”——某些——伪——占有如此之大的话语霸权的格局呢？它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吗？我和也是在《凤凰周刊》的冼岩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格局绝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冼岩认为这也绝不是当局的意愿的论辩，使我认识到其也未必是当局有意设计的结果。所以我最后得出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这个格局是那场浩劫在1970年代末导致的大嬗变造成的，而中国的新闻出版垄断体制使得这个格局不能随公众舆论的变化、市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凝固了下来——未必是当局有意叫它凝固，而是垄断体制将它凝固了。早期的从业人员确实就是那种心态，如李编；而其后的从业人员，如黄编，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由派”——某些——伪——媒体人是不会容忍不同意见的，而且已经发明了一套裤腰“自由主义”理论来论证自己的正义性。

二. 将“自由派”“一锅烩”的理由

　　黄编说：“王小东似乎更喜欢把不是自由主义的东西说成是，然后一锅烩了说，看看吧，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德性。比如，李方宣布过《我为什么从自由派后退了》后，王小东还拿李方在本刊一篇人均３０００美圆以下不适合搞民主的文章说：‘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讲座上，杨帆老师在严厉地批过李大同的卖国行为后，又满面红光地拿李方做自由主义虚伪的补充证据。杨帆老师是否看过李方的文章，我不敢确定，但王小东显然是认真看过的。——看看李方文章结尾那种对“民主派”自我智力优越感颇充分的讽刺语气，就该知道，李方绝不可能是任何民主派，而他关于民主、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显然没有丝毫自由主义价值的痕迹，所以，即使王小东不知道李方新近宣布“从自由派后退了”，他也没理由因此说，中国“民主派”如何“自由派”如何，如果是从李方内部留言中传出去的那个关于辞职的文字中，有‘希望工作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之语，就给李方安个‘自由派’的帽子，——有谁会说喜欢一个等级氛围森严的地方，王小东本人喜欢么？喜欢被自由主义对待是人之常情，与是否信奉自由主义、是否是自由派无关。”
　　恕我孤陋寡闻，李方先生的文章我只读过一篇，就是“人均3000美元以下不适合搞民主”这篇，是从寄给我的《凤凰周刊》上读到的——我原本以为读过两篇，还有一篇是关于卫慧的，但为了认真起见，我又在网上重新核查了一遍，发觉那篇不是李方写的。李方先生还写过一篇《我为什么从自由派后退了》这件事，我是看了黄编的这篇文章才知道。那么你要问了，就凭这一篇文章，我何以“给李方安个‘自由派’的帽子”，何以把这种观点栽到广大的“自由派”身上呢？其实我在黄编引的那篇文章里已经说了：我碰到的这样的“自由派”——某些——伪——不在少数，我是有根据的。举个例子？本来我不想举，可你逼得我实在没办法，我不举，你下回又说我是“似乎更喜欢把不是自由主义的东西说成是，然后一锅烩了说，看看吧，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德性”。我就举个例子吧。李慎之先生知道吗？这是号称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人啊。记得大概是1998年，我有幸与李慎之先生一起讨论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李慎之先生在会上说：他很讨厌互联网。大家惊问为什么？他回答说：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中国并听不到“义和团”的声音，互联网一出来，“义和团”就也冒了出来。我当时就反驳道：李慎之先生，这就是言论自由啊，言论自由出来的结果有可能是你不喜欢的，可难道言论自由出来的结果一定得您喜欢才行吗？我认为，李慎之先生的这个观点在“自由派”中是有代表性的：我是要自由的，但如果别人自由出我不喜欢的结果，我就不想让他自由了。我认为，李方那篇文章的观点跟这个差不多，一看就眼熟，所以就“给李方安个‘自由派’的帽子”了。
　　不过，在这里我必须关于李慎之先生多说几句话，否则就是对这位已故老人的不公平。事情过去几个月后，一次沈昌文老人请我和其他一些人吃饭。我记得我的一边是沈昌文老人，另一边是张洁女士，但张洁女士不一定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沈昌文老人对我说：李慎之先生对他说过，那次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一次错误。就凭这句话，我认为李慎之先生此后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了，我对他十分尊敬。与“自由派”——某些——伪——没完没了地骂我不同，李慎之先生不止一次地称赞过我，称赞过我的翻译做得好，也说喜欢我的文章风格明快。最近，我看到英国的一位著名汉学家写的一本“学术专著”中，称我和李慎之先生是“仇敌”，那可真是胡说八道。就算李先生已经驾鹤西游了，他至少也可以问问我呀。他认识我，还给我当过翻译，他是有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的，但他没有这样做，这让我再次领教了所谓的“西方学术”的“严肃性”（对不起，我又“一锅烩”了，可是黄编，你要是绝对避免“一锅烩”，那你不要说写不成一篇文章，恐怕连话都不能连着说上几句，不信你自己试试，或者去读读西方人关于人类思维和逻辑的著作。再说了，“自由派”——某些——伪——把别人“一锅烩”了的时候还少吗？他们曾用“王小东们说”什么什么的格式，把完全不是我说的话栽到我头上，还多次伪造我和一些著名左派的文章，这种“一锅烩”不是更恶劣得多吗）。李慎之先生故去时，我曾很想写一篇“关于李慎之先生二三事”来悼念他，只是看到当时那么多人蜂拥而上，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都去写悼念文章，都去说自己与李先生的关系，名为悼念李先生，实为抬高自己，就生了不想凑这个热闹之心，才没有写。今天，我竟然以拿李先生说事开头，来写我对于他的悼念，内心真是有些不安。我还要说一句，“自由派”——某些——伪——也有说李先生的自由主义学问不高之类的话的，可我认为，一个人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不在于他念了多少自由主义著作，有多少自由主义“学问”，而在于他的为人处世，在于他提倡什么，做了什么。从这个标准说，李慎之先生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其见识、其品德，都远远高于绝大多数“自由派”。愿李先生的在天之灵安息。
　　黄编又说：“如果，他（指我王小东）因此说中国许多的自由主义者成色不足，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比较妥帖”。黄编，对于“自由派”——某些——伪——来说，这哪里是成色足不足的问题，这根本就是两种东西！我曾对“自由派”——某些——伪——认为公众人太多，无法倾听其意见，所以，只有专家，或者说是外国人认定的专家，才可以代表公众的说法直截了当地说过：你们说的这是自由主义？我怎么越听越像法西斯主义啊！另外一个例子是袁伟时教授。据说袁教授是“南派自由主义的领袖”，可我认为，袁教授的历史观说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威权主义者，跟自由主义根本不沾边。

三. 我为什么想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不能说

　　黄编说：“如果看行为而不是看某一观点，我觉得，如果王小东一定要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嘿，黄编，这话您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您高人呀！别说是“自由派”，就是其他所有派的人都算上，有您这个见识的不多呀！前天，老友刘力群给我打来电话，说读我的《论中国知识界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一文，一边读一边击节叫好，惹得单位的小年轻跑过来看，说是从没听见过刘老夸别人的文章好，今天这是怎么了。刘力群把我的这篇文章，以及他和我共同的一些思想，总结成言简意赅的两句话，说这才是人类自由主义的真谛。一番话说得我眼泪下来了，我说：力群啊，我自己认为这篇文章是我最近五、六年以来写得最好的一篇，可是竟然没有人看得懂，就你看懂了啊！今天看来，您黄编恐怕也得算半个明白我的人，至少黄编您说我“一定要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这一点，就是看我比其他绝大多数人看得准啊！可我为什么没有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呢？没办法啊，黄编，“自由派”——某些——伪——垄断着话语权，他们把这个好词儿给占了啊！记得1994年在深圳开会，晚上与萧功秦先生一起到朱学勤先生那里串门，人家朱先生就说了，他是中国自由主义唯一的守护者，是中国唯一够格称得上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的话语权就比我大多了啊，人家朱先生就占着《南方周末》、《南方……》、《南方###》多家舆论阵地，人家朱先生现在说了，这个名头是他的了，你说我怎么办？我说我也要用这个名头？我的声音别人听不见啊。您黄编说了，你王小东可以到别处去说啊。您说得轻松，可我到那去说啊？我自己想办一家，可人家不批呀。您说您这不是装蒜吗？坦率地说，中国那些自称是“自由派”的人，多数前面应该加上一个“伪”字。您黄编也说：“的确在很多时候，有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派会像潘石屹先生一样可笑而自相矛盾”。可是我想，秦赵高指鹿为马之所以不成，是因为他垄断权力的时间太短了，如果他能垄断个二三十年，没准我们今天的汉语还就是管鹿叫马了。我不知道中国的“自由派”——某些——伪——还能够垄断多长时间的话语权，至少他们今天还垄断着，所以我没办法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好在今天有了网络，我在网络上吼几嗓子我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做得到的，我今天就算吼了一嗓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