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友人：

你劝我在这个时候要策略，我非常明白。

这篇文章是在我得知“冰点”被封之前写的。然而，如果别人认为我是想投机，也无所谓，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那种造谣诬蔑，我早就习惯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袁伟时的文章倒是被“主流媒体”发表了，而我的文章不会被“主流媒体”发表。我不认为封“冰点”是正确的，本来应该允许辩论，既发袁伟时的文章，也发我这种观点的文章。现在的搞法，是使道理讲不清了。不过我也必须指出，“冰点”这个栏目自创办11年以来，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我这种观点的文章，是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的“学术水平”都太低吗？我认为不是。至少，有很多持和我同样观点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不低于袁伟时教授。所以，李大同先生也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在说“有本事公开出来辩论呀，冰点照样提供版面”这个话的时候，是否真诚。另一个刚刚离开《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方在《凤凰周刊》发表的〈人均1000－3000美元不稳定论〉有这么一段名言：“曾经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谈到未来理想社会什么时候可望实现。当时我就跟他谈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论。我说，现在我们一千多美元，假如马上搞美国那样的大选，你认为什么人会被选出来？朋友想了想说，一定会是那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吧！我说，你乐于接受这样的人吗？他说当然无法容忍。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坎儿熬也要熬过去的原因吧。没办法啊，这区间如果有点什么大事发生，那么得志的人几乎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加民粹主义者，恐怕不是国家之福，也非民众之福。”这就是说，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有可能选出他们不喜欢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的话，那他们“当然无法容忍”，故此他们也就不要民主了。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我想说，这样的“民主派”或“自由派”永远不会有出息。我现在说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人“落井下石”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随他们说去吧。既然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比专制还让他们“无法容忍”，那即使我“策略”了，又能怎么样呢？就让他们随便说罢。我决心什么时候都说自己的话，让任何人都随便去说。

祝春节快乐！

王小东

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与袁伟时教授商榷

王小东/文

读了袁伟时教授2006年1月11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第一个感觉是与袁伟时教授一样，我也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实际上，从少年时起，我就不仅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对于我们大学的历史教课书，乃至很多的其他文科类教科书，也非常不满。恰恰是因为这种不满，我在二十八年前考大学时，决定放弃我所喜爱的文科而报考理科。而后却因割舍不下自己的爱好而绕了个极大的圈子兜回文科来。然而，在我认真读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之后，我却感到，与我们的令人非常不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相比，袁伟时教授的经过精心包装的历史学观点更经不起推敲。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缺陷并不能证明袁伟时教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就是正确的。

一. 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恪守了“程序正义”，火烧圆明园就一定能够避免吗？

袁伟时教授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去做那些挑衅洋人的事情，火烧圆明园并不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在如果能够在法国马赖神父的问题上“程序正义优先”的话；比如说，当时的中国人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高高兴兴地欢迎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话；比如说，当时允许公使愿意走哪条道就走哪条道的话；火烧圆明园就是可以避免的。顺着这条思路下来，袁伟时教授认为，义和团运动加深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则中国可以赢得时间。总而言之，就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应该招惹洋人，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可以避免许多灾祸。

袁伟时教授在这里做的是历史的假设。有人说，历史不可假设。我说，历史确实是可以做假设的，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从历史中学得任何东西，历史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一种纯粹的娱乐。然而，在作历史假设时，我们必须注意两点。第一点，我们在作了某种初始假设之后进行推演出的某种后果，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在相同的初始假设之下，也完全有可能推演出另外一串后果来，假使当时的人们真的选择了我们的初始假设，出现的也有可能是后一串后果。第二点，要大致地猜测哪一串后果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不算小，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去寻找别处发生过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有类似之处的历史经验，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另外的选择，但作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当时的中国人就是选定了那么一种选择。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去假定当时的中国人做了其他选择会怎么样，那永远只是一种猜测。在历史学问题上，猜测也是人类的重要智力活动之一，但它至少还需要“以史为鉴”来补充。

当时的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历史已经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过程，我们要“以史为鉴”，就不得不寻找其他文明在与欧洲人接触时所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我在这里就举一个16世纪时，印加帝国与西班牙征服者接触时的例子。当时的印加王阿达瓦尔帕在得到西班牙人正在向他的国度行进时，他决定不是消灭这些西班牙人，而是把他们接纳进来，当地的印第安人民众对于这些西班牙人也极为友善；当他回访这些西班牙人的时候，他更是把大队人马留在原地，并命令跟随自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个印加王阿达瓦尔帕的做法怎么样？无论他在过去的争夺王位的战争中有多么凶暴，也无论他对于西班牙人的和平姿态中暗藏着什么心计，他在表现出来、成为历史事实的对待西班牙人的做法上，应该不是“吃狼奶长大”了的吧？应该令袁伟时教授满意了吧？然而，某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至少是命令自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一点，是个最致命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了：不仅仅是印加帝国的灭亡，甚至连这个种族都基本上被灭绝了。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上一个小细节：当时的西班牙人看上去已经很讲究“程序正义”（虽然像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即使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也仍旧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明确的“程序正义”的概念），他们派出了一位教士，要求阿达瓦尔帕接受基督教，在阿达瓦尔帕拒绝了接受基督教之后，西班牙人才开始了屠杀。袁伟时教授也许会说：你看看，你看看，欧洲人还是很文明的嘛，你接受了基督教不就没事了吗！更何况，基督教难道不比你印加人拿活人献祭的宗教更文明吗？然而，第一，无论是当时的印加人，还是当时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到21世纪袁教授的课堂上认真接受一番改造再回去作出“正确的”选择，对于他们作出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第二，当时如果阿达瓦尔帕接受了基督教，是否就会“没事了”，这也永远是个谜，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猜测，“没事了”至多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第三，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经常拿现代的尺子去卡古人，如果拿现代的尺子去卡，那么，宗教信仰自由，阿达瓦尔帕不接受基督教是他的权利。当然了，仅就这个问题要扯下去还有的扯：你可以说，即使当时阿达瓦尔帕的军队携带了武器，他们也未必打得赢，他们打赢了这一次，也未必打得赢下一次，他们终归是要被灭绝的，等等。这些话也许都有道理，但无论如何，这里一切一切的底线是，印加人没有“吃狼奶”，也还是被灭绝了，“争取时间”什么的也都谈不上了，“吃狼奶”的结果也不可能比这个更坏。

其实，不仅仅是印加，在欧洲人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民族、国家，乃至文明，或者因为力量更弱，或者因为意愿更弱，对欧洲人的反抗弱于中国人，但他们并没有逃脱被奴役，乃至被灭绝的悲惨命运，这里面也包括印度。说到印度，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许马上会想起圣雄甘地，并迅速地得出“英国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非暴力运动来获得独立”这样一个时髦的观点。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两点：第一，在印度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暴力运动的发生；第二，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日法西斯从东西两线夹击，大英帝国危若累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这样的时刻帝国内部再发生不测事件，才承诺印度在战后独立的，而丘吉尔先生在战后对此承诺后悔不已。脱离了这两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在19世纪的中国人当中，也有为袁教授所赞赏，主张“勿以小嫌酿大衅”的“有识之士”，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以为，过去将李鸿章脸谱化，说成有意卖国当然是有问题的，但今天大行其道的“翻案文章”将李鸿章说成是救中国的大英雄则问题更大。别的问题先不论，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是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与当时的欧美列强相抗，中国的力量确实不够，但与当时的日本相比，则中国的综合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时的欧美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中日开战，中国不仅能够战胜，而且能够轻易战胜。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中国的惨败。这里，我们且不论李鸿章在北洋水师腐朽的问题上负有极大的责任，且不论他在拿海军经费去讨好慈禧太后的问题上其实也负有责任，最严重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李鸿章是袁伟时教授的好学生，他从中日冲突的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主持公道上面，根本就没有立足于打。在对外问题上，李鸿章与那位印加王差不多，是真正的一点“狼奶”都不吃的乖绵羊，结果却遭受了如此的惨败。我认为，甲午之役，即使北洋水师的问题照旧，清政府的问题照旧，中国文明的问题照旧，只要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打，即使黄海海战败了，中国也未见得就必输。当时的李鸿章若是吃过一两口“狼奶”，中国就绝对不会输得这么惨，中国就能争取到更宽裕的时间、空间、金钱，真正像袁教授所说的那样，“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

袁伟时教授对于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嗤之以鼻，认为义和团运动决不像瓦德西所说的那样，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而是正相反，加剧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性。然而，历史的事实就是，相对于那些民族、国家或文明而言，中国的“殖民地”前面，要加上个“半”字。当然，你也许会说那是西方列强争斗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人反抗之功。你可以那么说，但如果我说中国人的反抗在里面是起了作用的，你也绝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我的看法就没有道理。

那么，有没有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欧美列强的强烈冲突，从而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的国家呢？确实也有，比如说日本。但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日本人到过袁教授的课堂接受过改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因地缘或其他一些原因而来的幸运，因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决不是一点不吃“狼奶”的。

回归到“火烧圆明园”可不可以避免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能完全否定袁教授所说的这种可能性，然而，其他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否定的。比如说，又有谁能保证，英国人绝对不会凭袁伟时教授也承认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大体符合历史事实”的亚罗号事件一个借口就开战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袁教授确实可以提出自己的猜测，但袁教授有足够的理由完全否定其他的叙述方式，乃至谩骂吗？

二. 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真的就是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大体上是适当的——同时我认为也有一定的片面性。然而，袁教授似乎忘了他是在谈历史教科书，在谈一百多年以前的那段历史。放眼到一百多年以前，甚至更久远的时期，人类历史真的可以仅仅沿着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进步的吗？根本不是这样。

不知道袁伟时教授翻没翻过两位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京和曼德拉的历史。1946年7月22日，这是西方历史学家们认做现代恐怖主义发端的日子。这一天，贝京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爆炸，炸死91人，其中有70名英国人，还有许多犹太人，以及一些阿拉伯人。曼德拉呢？他于1961年6月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自任总司令。几十年后，贝京以及其他一些和他具有同样背景的通缉犯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多届总理，不仅成为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曾经通缉和逮捕过他们的英国政府的座上宾，而且成为它们最亲密的盟友；曼德拉则成为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的和平、民主、自由的象征。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两段历史，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也许不尽像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但也并不像袁教授说的那么简单，袁教授所说的进步道路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如果袁教授所说的道路在历史上总是行得通，那么，姑且不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20世纪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也当被归入愚昧无知，开历史倒车，“反文明、反人类”的“暴民义和团”——当时的这些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为什么没有“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在没有修改以前”，还是“遵守它”，却是揭竿而起呢？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到了可以通过不断批判和揭露列强主导下形成现存的规则和条约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的时代，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先驱者在我们之前走过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我们才有了今天。具体到中国，我前面说袁伟时教授的“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是适当的”，至少原因之一也是叨无数先驱者的光，我们今天相对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而言是强大多了。要是从这个世界上走过的每一个人都对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深信不疑，恐怕我们今天整个人类都还会停留在两三千年以前的奴隶制社会。

如此轻佻地对历史上的先驱者进行评论，如此轻佻地总结历史，则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认真的学者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适宜的。遗憾的是，这样的轻佻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并常常被同样轻佻的大众传媒恶炒。

三. 在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强调了“学习”就应该完全否定“反抗”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我不知道袁教授所说的“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这句话究竟指的是“现在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还是“当时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如果是前者，那是当然：现在的洋人是在我们允许的前提条件之下，或来旅游，或来做生意，或来学习，或来公干，或来生活和居住，总而言之，是我们允许他们来，甚至是请他们来的。如果是后者——从上下文看恰恰是后者，那就只是袁伟时教授本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样的观点不应出自一个理应具备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教授之口。为什么？这道理太简单了：因为那时候的洋人首先是作为毒贩子和强盗打进门来的，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允许他们来，更没有欢迎他们来；就算是那些商人和传教士，也是仗着毒贩子和强盗闯进来的。毒贩子和强盗强闯进你的家门，你却无法阻挡他们，这就意味着你已经沦落到完全不能保护自己，自由乃至生存都已落入他人之手的被奴役的处境，这怎么能说“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呢？用我们看现在洋人进城的眼光去看当时的洋人进城，然后去责骂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我们今天的开放胸襟，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以这样混乱的逻辑去教育我们的青少年，那才是真正的误人子弟。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的入侵，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承认它确实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乃至先进的人文思想，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它带来的是屈辱、欺凌、被奴役、被屠杀，乃至生计的破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从朝廷到学者到一般百姓，能够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这种反应也许不是最明智的，不是当时中国人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反应却是非常自然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引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而是引用西方史学界的名著《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评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时，有这样两段话：“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般民众对于作为外国入侵者的一员的教士、倚仗外国入侵者作威作福的教民当然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愤恨情绪，而这种愤恨情绪积累之下会爆发出来，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扩展到对于无辜者的侵害。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从外交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明智的，有可能招致进一步的侵略；同时，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往往还表现为对于入侵者的先进科技乃至先进文化的弃绝，反而妨碍了被入侵的民族学习入侵者的先进科技及先进文化，从而反击侵略者的机会。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绝不仅仅限于义和团运动，也不仅仅限于中国，而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我们当然要从这种失误之中吸取历史教训。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两点。第一，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当事者确实很难作出我们后人“事后诸葛亮”所能看到的最佳选择——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第二，如果我们就此而得出结论说，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失误，所以就不应该反击侵略，反击侵略就是如袁伟时教授所说的“反文明、反人类”，那么，这不仅仅从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如前所述，从策略上也未必站得住脚。

袁伟时教授对于香港的教科书相当推崇，他说：“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香港的教科书是否就是我们应当遵照的范本另作别论，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从袁教授所引用的香港教科书的评述中得出仅仅是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而外国入侵者的“任意焚掠屠杀”就不是“反文明、反人类”这样的结论。

袁伟时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还给我们开出了一个“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的“药方”，那就是“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个药方对不对呢？有些地方是对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确实必须“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才有可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以学习来否定反抗侵略，把反抗侵略说成是“反文明、反人类”，说成是“吃狼奶”，这就不是持平之论了。从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讲，如果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民族的侵略只能学习不能反抗，否则就是“反文明、反人类”，那么，历史上的很多被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人们讴歌的反侵略抗争，包括很多被美国好莱坞大片所讴歌的反侵略抗争，就都成了“反文明、反人类”了。按照这个逻辑，大概在幸存下来的人类当中是找不出不吃“狼奶”的人群了，要找只能到已经被灭绝的人群或者是绵羊群中去找了。从战略的角度讲，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要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学习”和“反抗”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学习则改变不了自己的弱小，不能做成功的反抗；而不反抗则很可能在来得及学习之前就被奴役，甚至被灭绝，完全丧失了学习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个策略的角度，就是也不能忘了适当的妥协。以这样一个角度去评价义和团等近代中国人的反侵略运动，并吸取经验教训，才有可能对古人是公正的，对我们今人是有意义的。

四. 结语：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问题

袁伟时教授对于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没有采用一些有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而激奋不已，斥之为“狼奶”。我在这里要提醒袁教授，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同样没有采用许多不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在我看来，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与其说是“狼奶”，不如说是中性的“清汤寡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青少年确实不太喜欢这些教科书——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我要报告给袁教授一个或许可以令他欣慰的消息：根据我们的研究，至少到了大学这个阶段，中国青年把教科书放在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来源的最后一位，倒数第二位是课堂老师讲授，他们的信息来源排在前面的依次是“互联网”、“报纸”、“电视”、“朋友之间口头传播”、“广播”。也就是说，即使教科书真的是“狼奶”，他们也没怎么吃，就算中学吃了一点，到了大学也吐出来了，所以袁教授根本不必担心“狼奶”会造成他所担心的种种灾难。鉴于袁伟时教授在互联网和报纸上的话语权，甚至可以说是话语霸权，他的“奶”倒是被放在了我们的青年的信息货架上最显著的位置的。至于我们的青年吃没吃他的“奶”，吃了多少，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在最近的互联网上看到一个署名林思云的帖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我不知道袁伟时教授对于这一段话怎么看，写这段话的人是吃什么“奶”长大的？我认为，首先，据我所知，这段话没有任何现代科学的支持：很多由西方人主持的最新科学研究得出的都是与这段话相反的结论，要找这段话的“科学依据”恐怕要回到19世纪去；其次，这段话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何其相似，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所贬低的是自己的种族，所以我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然而，在一个人气相当高的思想网站上，这样的言论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我认为这些人病得不轻，而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不仅仅是历史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以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好，大学历史教科书也好，乃至其他一些人文、社科教科书，确实有必要容纳进更多的史料及各种不同的观点——也应包括“狼奶”，互相配合而达成一个营养丰富并非“清汤寡水”的持平，允许我们的青年在其中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也允许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具体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我认为把那些义和团干了不好的事情的史料放进历史教科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于这些史料的解读，当然也不能只采用袁伟时教授的一家之言，也应当把别的观点放进去，由我们的青年讨论，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培育现代化的，具有开放心智的青年。另一方面，历史学乃至其他人文学科的特点，就是很难有一个毫无争议的定论，不要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即使是大部头的历史专著，要把所有的史料和所有的观点都容纳进去，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作为教科书，对于史料和观点，在不歪曲历史的大轮廓的前提下，有其基于国家或民族的立场的取舍，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和日本右翼在历史教科书中抹杀南京大屠杀这样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知袁伟时教授能否同意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