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正在美国国内进行，这是自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也最深刻的一场辩论。
辩论主要是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国际政治学者和美国外交专家之间进行的，许多前政府官员也参加进来。辩论的主题是:
从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实行的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否失败了?中美关系像现在这样一方面合作一方面竞争的态势是不是可持续?
美国下一任总统是否需要大幅度调整甚至改变对华政策?辩论参与者主张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对华强硬派、对华顺应派、维持现行政策派。
1对华强硬派的基本主张
对华强硬派认为，从尼克松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中国接触，而且不断拓展和深化接触;同时对中国增长的国力进行对冲，在东亚地区维持一个对美国及其盟国有利的平衡。
美国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使中国成为现行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近年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发展与美国这一目的背道而驰，中国在自己的周边正在建立替代现行国际体系的结构(包括地区贸易协定和新的政治机制)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而使美国边缘化。
中国越来越挑战现行的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幻想破灭了。2015年3月，美国外交学会发布了由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布拉克韦尔(Ｒobert Blackwill)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泰利斯( Ashley J．Tellis)合写的长篇报告，呼吁实质性地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引起广泛重视。报告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在是并将在今后几十年中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
美国在冷战结束时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即美国乐观地得出结论认为，一个以自由的规范和机制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是可行的，中国会加入这个秩序并从中获益，甚至会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
中国的崛起不会破坏国际体系的稳定，相反会对这种稳定作出贡献。因此，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失去了警觉而采取了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美国“太多关注于接触、融入和援助，而对确保中国的负责任行为或曰平衡中国关注太少”。
美国对于中国取得了比美国预期更大的成功、但提供的合作却远少于美国预期这一事实认识得太晚，对华政策调整拖延得太久了。而现在中国采取的大战略是，在国内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在国外，安抚周边，巩固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主要的国家。
也就是说，“美国把中国融入自由国际体系的努力现在导致对美国在亚洲卓越地位的威胁，并最终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权利产生严重的挑战。”
中美两国竞争的加剧将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常态。“中美两国处在一个不可逃脱的相互反对的陷阱之中。
美国寻求保护它的全球霸权———如果它要促进它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必须这样做———而中国力量的崛起则要销蚀美国的超强地位
因为这对中国运用其不断积累起来的力量重组现行政治秩序以服务其自身利益是最危险的外部制约因素。”报告称:“为此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的上升”。
两位作者也承认，由于当前全球化的现实，这个战略不可能建筑在遏制的基础之上，除了别的原因，没有一个亚洲国家会参加这种遏制。
但也不能简单地继续当前的接触政策，而是应当对现行政策进行实质性的改变，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平衡，减少与中国的合作。
报告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重振美国经济;对两国间的合作项目重新区分，有的可以继续，有的要削减，有的要终止，如政府间的技术转让项目;加大对国防的投入，既发展防卫力量，又发展进攻力量;
在亚太地区加强美国的海空军存在，增强向亚太周边地区投放力量的能力;强化美国的同盟体系;把“再平衡”战略拓展到“印太地区”
把印度洋包括进来;在亚洲达成排除中国的新的贸易安排，考虑无限期地把中国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外;增加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征税;反对中国倡议的可能有助于中国崛起的任何新的国际机制，等等。
报告还说:“虽然有中东的混乱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但是美国总统在今后几十年中要集中力量处理对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即中国国力的崛起。”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里德伯格( Aaron L．Fried-berg)一直对华持强硬立场。
2014年，当南海问题突出时，他写了《中国最近的强硬:对未来美中关系的涵义》一文。他断言，中国最近的强硬不是战略上的根本转变，而只是策略的调整。中国现在只是比以前更强烈地寻求达到它长期以来的目的。
中国不断增长的强硬是它的傲慢和不安全感的一种混合反映。如果美国不能有效地作出反应，中国就会对它的邻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战略。
他认为中国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这种战略。与布拉克韦尔和泰利斯一样，他并非主张完全放弃接触，而是认为“只有伴以足够有力的平衡来保卫现行的秩序并迫使中国继续在其中行事，接触才能产生效果”。
以往曾有学者建议中美双方保持战略克制，这是基于两国处于军备竞赛边缘的想法。但实际上，竞赛早已存在了。
中国现在既有资源、又有决心把美国的力量推回去并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弗里德伯格赞成“转向”亚洲或曰“再平衡”，但认为力度不够，以致引起盟国和朋友的普遍疑虑。
他竭力主张，美国必须有足够的资源与其盟友一起实行一种战略，使美国能继续在任何情况下向西太平洋投放力量。
即便中国实行“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他说:“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是建筑在它的同盟体系之上的，而这些同盟反过来是建筑在一种信念之上的。
即如果盟国受到威胁或遭到进攻，美国就会来进行援助。”他甚至学着当年乔治·凯南的样子写了《中国行为的根源:解读北京的强硬》，似乎是把中国视同当年的苏联了。
除了强化美国的同盟体系外，强硬派一个共同的主张是扶植别的新兴国家尤其是印度。泰利斯提出，扶植中国周边国家的崛起，“结成一张网”，将产生“使中国的行为温和化的作用”，而其中印度的作用尤为重要。
他认为，印度的疆域、经济体量、人口潜力、军事实力以及对民主的坚定承诺，使之成为对美国最有吸引力的伙伴。只要美国加强对地区大国的援助，它们就会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而寻求更大的独立。
近年来，南海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亚太安全会议上两国高官一再剑拔弩张地进行辩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霍尔姆斯( JamesＲ．Holmes)认为，中国与南海沿岸的亚洲国家、与美国将进行持久的战略竞争，“来决定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单边行动来修改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
如果成功，那么北京将会以此为先例，占领根据海洋法本该属于别的沿岸国家的水域，在它认为可行的地方阻断海上航行自由。中国还会把第一岛链之内的海域变成由中国的国内法统治的内海。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同盟体系将会变得松散”，“总之，北京希望使美国对盟国的承诺失信，从而让美国感到沮丧”。
自然他也承认，因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一个核大国，所以要阻止中国的“蚕食式扩展”会是很严峻的挑战。
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饶义( DennyＲoy)强调中美间的安全困境。他认为，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表明，“两国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北京要一个势力范围，而华盛顿不想让与。而且作出一些让步也不可能使两国关系取得突破。
两国间蒸蒸日上的双边贸易关系和其他交往提供了避免战争的理由，但没有解决两国间的安全困境，而恰恰是安全问题可以独立地把两国拖入冲突”。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蔚( Arthur Waldron)也没有改变他一贯的对华强硬立场。他认为，从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对美国从未有什么帮助，相反，只是损害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
尤其2010年后中国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和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开始了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亚洲的政治和领土现状的过程，并使用军事力量来寻求远离大陆的领土。
美国及其盟国都不理解当前的形势，对此也没有准备。美国政策必须作出大的改变。美国必须削减在全球各地的军事承诺，集中对付中国可能对盟国发起的进攻。还有少数学者突出了两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分歧。
他们妄称，“中国的挑战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中国还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敌对的国家。我们的下任总统必须处理问题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对外的强硬发端于内部的压制”。
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对中国的改革、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的呼声支持太少;下任总统要实行一项促进中国人权的政策。主张遏制中国的人也是有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尔斯海默( John J．Mearsheimer)。
他认为，中国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美国要放弃指望中国成为友好的、合作的伙伴的幻想，不管这种幻想是由幼稚的自由主义想象导致的，或者是被中国忽悠的。中美两国早晚会发生冲突。
他在2014年再版《大国政治的悲剧》时特地加了一章“中国能和平崛起吗?”来重申他的观点，尽管他的看法早就尽人皆知了。
但如何遏制中国，他自己也很矛盾。在2001年，他提倡美国应当“逆转现行的做法，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使中国的发展减速”。
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依存的现实迫使他承认，“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使中国经济减速而不使美国经济受损”，“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对美国的繁荣可能是不利的……但对美国的安全是件好事”
他竭力鼓吹美国努力把“尽可能多的中国邻国组织到类似北约的同盟之中”，反对中国把力量投放到较远的地区，如波斯湾和西半球。
强硬派里还有个别人，我们很难称之为严肃的学者，如国防部前官员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他在《百年马拉松》中妄称，中国有一个取代美国称雄世界的百年(1949到2049年)战略，欺骗世界是这个战略的核心。这真是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但这已经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了。
2对顺应派的主张
这一派对形势的看法与对中国行为的分析与强硬派大不相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国际行为更多是反应式的，而不是主动的强硬。
中国是在对邻国的挑衅行为作出反应，对现行国际秩序中的缺失作出反应，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种种局限作出回应。中国增加针对台湾的军事力量是对传统倾向于“独立”的民进党可能赢得选举作出的反应。
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反映了中国对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的理所当然的不满，而且不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不能满足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中国对“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支持是对美国排除中国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回应。
顺应派指责“中国强硬”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在东海与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海军学院副教授戈德斯坦反驳说
“总体上说，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迄今为止的记录应该使人们对此抱有信心。30多年来，北京没有针对另一个国家去实质性地使用军事力量”，“不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中国只是用非武装的快艇去表达其对海洋的要求，这是中国不寻求在这些问题上使危机升级的一个明晰表示。”
他认为，中国确实取得了军事技术的进展，但是“无论是在海面作战还是两栖作战方面，中国采取的是有分寸的、而不是草率的举措”。
“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更加有效的接触战略”，聚焦于美中两国必须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的原则，因为这种合作是21世纪甚至更加久远的世界和平的基础。
在名为《与中国相向而行》的专著中，戈德斯坦建议美国在10个方面与中国实行“螺旋式上升”的合作( cooperation spirals)
他认为一方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动顺应可以导致另一方在别的问题上的让步，从台湾海峡到南海、中东，通过“这些渐进的对等的步骤逐渐建立起信任和信心，从而导致宏大的更有意义的妥协”。
他在书中写道，美国虽然在过去的35年中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应当为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西方对中国的扩张受到剩余的谴责”，“不管怎么说，是美国的炮舰在长江游弋，而不是中国的船只在密西西比河游弋”。
因此，美国有责任“为合作的螺旋式上升创造条件，并采取主动措施”。戈德斯坦还直率地说，“人权问题不应该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建议美国干脆采取“撒手不管”的政策，免得中国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几年前，就有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和学者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台湾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进行顺应。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查尔斯·格雷泽( Charles Glaser)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他仍然主张“美国以终止防卫台湾的承诺”来换取中国和平解决在南海和东海的海洋和陆地纠纷。
他认为，既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消除了这个问题当会增加两国在其他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由于台湾海峡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北京急于实现统一，美国继续对台湾承担防卫承诺是极冒风险的，而且美国履行义务的条件(所谓“战略模糊”)也是很危险的。
其含义是，只有在大陆“无端”进攻台湾时美国才去保卫台湾，怎样才算“无端”呢?从宣布法理“独”到拒绝进行关于统一的谈判，哪些是对中国的挑衅，哪些不是呢?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文( Mi-chael Swaine)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两国进行全面“相互顺应”的方案:
美国公开放弃在西太平洋维护战略优势的意图，并接受在亚洲维持均势的新政策，以换取中国放弃在亚洲建立主导地位的任何意图。在此基础上，两国将就限制国防开支、军队部署等问题进行协调，并就两国政策相碰撞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谅解。
他认为这将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因为两国在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都是理性的，各方都将意识到要维持或者取得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的代价和风险，并且意识到，这种努力最终是徒劳的。
他提出，为了避免冲突，两国“在常规军备方面，至少在第一岛链之内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应当为美中两国真正的力量均衡态势所取代”。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 David MikeLampton)明确表示不认同强硬派的观点，他认为在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中双方达成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是为两国关系打开了新的“机遇之窗”，“我们共同的战略出发点应是我们不会也不必成为敌手。
虽然竞争和分歧将顺理成章地一直持续，但我们可以从合作而不是冲突中获益。我们共同的战略必须是，彼此要着眼于我们自己的国内体系改革，每一方都无法承受将对方视为敌手的痛苦、高昂以及不必要的代价，我们的人民也不希望如此”。
但他对两国关系的现状有着深深的担心:“在过去十五年中中美两国的国内事态都从接触向着轻度对冲，再向着重度对冲，进而向着威慑发展。威慑的那套词汇引导人们讨论威胁、意愿、能力、第二次打击和可信度。
这套词汇与过去四十年里人们使用的词汇是大不相同的。”为此，他呼吁两国进行顺应和妥协，他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顺应( accommodation)和妥协( com-promise)这两个词语都不应该被赋予贬义。”
2015年11月，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提出:“美国应当在国际体系中给中国腾出更大的空间，中国则应当再耐心一点。”
从原则上说，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也是主张中美两国之间进行磨合、顺应、妥协的。基辛格既承认美国仍然是“当前集体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又认为“它不再处在统治的地位。
他认为，“美国必须发挥领导艺术，不是作为唯一的领导，而是作为这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发挥作用。
最终美国将与崛起的大国中心分担全球体系的责任”。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标志着西方‘一家独大’的终结，也标志着全球权力中心的相应东移”。
“为了增加中国成为全球主要伙伴的可能性，美国应该默许中国在亚洲大陆拥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默许中国成为主导亚洲经济的大国”。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 Stephen Hardley)也提倡中美两国之间进行妥协、2014年11月，他在澳大利亚洛维国际政策研究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关键在于两国都得回答三个问题。
中国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是否真的希望美国离开亚洲?是否真的认为可以在对邻国不断增加经济、外交和军事压力、要求它们放弃自己的领土要求、与中国妥协的同时又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是否认为现行国际体系并不服务于中国的利益，需要把它推翻?美国面对的问题是:
美国是否准备接受一个国力不断增长的中国最后与美国平起平坐地发挥现在美国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准备接受中国发展蓝水海军来保护海上航线?是否准备劝导我们的朋友和盟友采取战略克制，与中国进行妥协?他希望中国对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
3维持现行对华政策派
美国的前政府官员，不论是克林顿、小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任内的前政府官员，绝大多数属于这一派，他们认为维持现行政策是最佳选择。
在这方面，经济官员的观点特点鲜明。如前财长保尔森( HenryPaulson)、卢宾(ＲobertＲubin)著文说，“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经济的繁荣可能终结。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对美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是中国经济不再增长。如果两国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功，那就会消除导致摩擦的经济上的不安全，增强对未来的信心，并促进建设性的关系。”
现在正在实施的“再平衡”战略将使困扰两大经济体关系的许多问题得到解决:两大经济体之间互利的相互依存将更加深化;中国将增加对美投资，为美国创造就业岗位，促使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不使债务问题变得更糟;贸易不平衡将得到纠正;中国的经济增速(以及军事发展)将放缓。
另一位前财长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也主张，“我们的目标仍然必须是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前述布拉克韦尔和泰利斯的报告出台后不久，国安会前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贝德( Jeffrey Bader)就发布了题为《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在寻找敌人吗?》的文章予以反驳。
他指出，在当前乱象丛生的世界里，“把(东亚)这个世界上最稳定、最有秩序、经济上最具活力的地区变成另一个冲突的地区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中美关系确实从来都不是容易处理的。
“但美国和中国各自以及两国合作是全球经济的基础和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坚定地承诺维护核不扩散体制;
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达成了两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使用替代能源的协定、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中国已经完全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在这一方面，中国与苏联全然不同。
在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分歧，美国作出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反应，为了让中国不把事态升级，这是必要的。
但中国至少没有寻求把别的声索国从它们所占的岛屿赶出去，至少没有干扰南海的商业航行。美国通过‘再平衡’已经加强了同盟体系，这是保卫美国和盟国利益的恰当和谨慎的举措，美国并没有不惜代价地与中国进行顺应。”
前副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和奥汉隆( Michael E．O’Hanlon)在《战略再保证和战略决心》一书中提出
“如果接触政策更有效、更深思熟虑地加以实行，是可以改善两国关系的。”由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在美国的各个阵营中都没有主张在中国实行政权更迭的力量。
他们提出，两国之间应该就各种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的“相互再保证”，这将能使“双方针对困扰它们的上升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制定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政策”。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应该就军费、军事现代化、危机稳定、核武器、太空的军事用途、网络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中国进行“再保证”。
当然，正如他们的书名所示，“再保证”还必须伴之以“战略决心”包括发展美国的经济、军事、外交资源以及国内机制的韧性、以确保美国的安全承诺更加可信，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正是支持美国安全承诺的决心的重要象征”。书中指出，美国没能使中国确信它的善意。
在有些情况下，美国没有公开宣传保持克制的情形，担心这可能在国内被批评为“单方面的让步”。在有些情况下美国口头上的表态没有实际行动相伴随，因此缺乏说服力。
他们还认为，通过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机制来增进互信，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机制的设计应当改善。
总而言之，这些对话只能在对话的具体参加者之间建立互信，而不是在参与外交决策的更广泛的群体之间，包括公众、媒体和军方之间。两位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在中国军费接近美国国防预算一半时就不要再增长了。
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庆生( ThomasChristensen)在他的近著《中国的挑战》中讲述了他自己在小布什政府中参与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些经历，包括两国发起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
他指出，“这两个太平洋大国都在一个区域性和全球性体系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双方都得益于对方的增长和稳定。
从美国角度来看，中国可能出现的一个最坏前景不是继续崛起，而是停滞甚至内部瓦解。后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安全后果”。
他明确表示不赞同米尔斯海默等“悲观主义者”的说法，指出，“美中关系远非一场零和游戏”。
美国及其盟国的目标“不应该是遏制中国，而是影响中国的选择，从而引导中国把民族主义雄心变成合作而不是胁迫”;“促使中国改善外交政策———自 信 但 不 咄 咄 逼人———可能是未来几代美国外交官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认为，美国政策的核心仍然是鼓励北京接受早先由布什政府副国务卿佐利克(Ｒobert Zoel-lick)提出的提议，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也属于这一派。
2012年他与中国学者王缉思合作撰写了关于中美战略互疑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两国间存在的方方面面的互不信任，并指出这种互疑正在增长，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这是众所周知的了。
2014年8月，当中美因为南海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时，他与贝德、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退休准将)迈克戴维(Michael Mc Devitt)一起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发表长文，阐述他们对这一争端的观点
指出对这一问题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和评判，其中指出:“美国决策者在考虑南海问题时应该注意到如何最有效地对待这一问题，以便达到下列目的:
降低紧张，防止各方使用武力，保障国际社会的合法权益，鼓励所有声索方实行和解，并与所有各方保持良好关系与信誉。美国不应该把南海争端视为与中国冷战的开始，不应把它视为美中关系的核心战略问题。”
迈克戴维还表示赞同海军分析中心2014年12月发布的关于南海的报告，其中说，南海问题不是整个美中关系的中心战略问题。
美国不应该实行恐吓政策，也就是说，不应该宣布一些不准备以行动支持的政策。美国对南海的政策不应该是压倒性地反对中国的，美国既要批评中国的行为，如有理由，也要批评美国朋友和盟友的行为。
美国进步中心对华政策主任梅莱尼·哈特(Melanie Hart)在参议院作证时说，从尼克松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带来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的持久和平与经济繁荣”。
这是“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重大的成功之一”。她说，现在中国领导人试图运用其增长的国力来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这既为美国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有的观察家对两国间新的合作机遇视而不见，却因为“出现了新的挑战而认为美中关系难以驾驭，应该整个儿废弃接触战略，开始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
这种主张是误导性的。”她认为美中关系的基础没有改变。她对中国近年来的强硬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从正面说，这显示了中国“越来越有意愿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圈子之外来发挥领导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中国都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但中国的强硬也对美国的利益和现今的国际机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现实政治的、睁大眼睛的接触政策，是分门别类、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政策。这种接触政策正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取得突破，但在两国利益不相符合的领域进展就比较缓慢。
她主张“美国应当继续保持在合作方面的现行势头，同时扩大在处理两国分歧问题上的抓手。如果在处理困难问题上的成功不能更具体地显现，这些问题就很可能腐蚀并破坏两国正面的合作。”她并就如何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困难问题提出了建议。
弗吉尼亚大学资深教授、著名中美关系专家何汉理( Harry Harding)也属于维持现状派。他不同意强硬派的观点，也不赞成顺应派的主张，觉得要与中国在某个或某些问题上达成交易有诸多难处。
他对中美关系既有忧虑，也表示了审慎的希望。他认为下一任总统的对华政策向着强硬方向的调整是有可能的，虽然冲突的风险不高，但在增加。
在美国，对两国关系的乐观看法在降低，悲观情绪在增长。他也指出，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多地取决于美国的经济状况，而不是中国的经济状况。一个更成功、更自信的美国能对中国的崛起更加泰然处之。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哈斯(ＲichardHaas)的专著《外交政策始自国内》的主旨就是这样。何汉理认为，中美关系仍然是有希望的。
两国关系螺旋形的恶化可以得到遏止，合作的领域可以进行培育，竞争可以被限制于健康的竞争(如经济和治理)，而在另一些领域则可以加以规范，由于双方的决策者都是理性的，两国不至于发生冲突。
兰德公司的黑考特( Scott Harold)主张加强美中军事交流。他认为两军交流肯定有风险，但对美国的收益还是大于风险。
美方希望从下至上的交流，中方则主张由上到下的交流，因此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虽然对两军交流有诸多限制，但是可以进行的内容还是很多的。两军交流不会一帆风顺，但最终会帮助改善两国的总体关系。
4几点基本看法
第一，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对一个问题有各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不要说看待中美关系这样高度复杂的问题了。
从尼克松访华以来40多年中，美国社会对中美关系的共识也是相对的，大的辩论也经历过几次，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末的辩论。
这一次的辩论有一个清晰的节点，那就是2010年。2008年9月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逆势上扬，在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汇储备都有突出表现，引起美国的震惊。有的美国学者把它称为对美国的“叫早”( Wake－up call )。
而且根据一些国际组织的估计，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是早晚的事。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把它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由此可见美国的焦虑了。从那时以来，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体就在不断讨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前财长拉里·萨默斯2015年11月发表的文章说，“世界还没有为中国的崛起做好准备”，美国人在心理层面无疑也没有为中国崛起做好准备，也就是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对美国可能丧失超级大国地位的焦虑。
在上个世纪，虽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一般美国人仍然感觉，两国国力相差甚远，美国是不可超越的，这个第一把交椅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尼克松当年虽然承认美国在衰落，并且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的说法，但他依然坚信:美国人不知道如何做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如何做并列第一。
现在，中国在GDP方面赶上并超越美国已经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美国人受不了。这种担忧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对中美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国确实存在着分歧，但焦虑感放大了分歧，把它的严重性估计得过头了。这种情绪不会很快就消失。但中国仍然是要发展的，美国人和世界总是要适应中国的崛起的。
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也要自省。两国国力的比较绝不仅仅是GDP。中国与美国在许多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即使实现了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按照小平同志先前的预测，中国也仍然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的体量大，大有大的优势，同时大也有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全面看待自己，要耐心一点，沉着一点，低调一点，给外界一个适应的过程。永远不要忘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第二，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关于“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等的辩论都有过。但以往的辩论一般就是两派，而此次辩论中明显地出现了三派，明显地出现了一种美国要与中国进行磨合、顺应、妥协的主张。这是值得注意的。这与中国国力的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影响的增强密切相关。
美国一些理性的学者意识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不可避免地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原有的国际空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中国要求更多的国际空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随着力量的增长，责任在增长，这一点十年前佐利克已经提出来了。但随着力量和责任的增长，也要有不断扩大的空间。
这一点似乎美国决策者和一些学者不愿意立即就承认。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一拖再拖，在国际社会的普遍压力下，经过五年多才刚刚予以批准。
奥巴马总统也不太情愿多给中国一些空间。他责备中国“搭便车”，而当中国提出一些新的倡议，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如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
则视之为中国要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奥巴马政府不但自己不赞成，而且动员其盟国也不要参与，因而遭到美国国内广泛的批评。这是造成中美两国之间战略互疑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以为，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长，随着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多地造福各国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随着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合作，顺应派的主张会在美国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
对于中国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的崛起不是以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为目的的。21世纪不会允许出现一个新的霸权国家。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是历史潮流。各国都寻求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中国只是其中之一。
21世纪是一个共赢主义的时代。在国际关系中，一国不能追求绝对安全，不能追求一国完胜，而是要寻求互利共赢。
双方之间或各方之间的妥协、磨合、顺应是常态，只要自己的核心利益得到了捍卫，重大关切得到了照顾，牺牲一些次要的利益是在所难免的。
在上述三派中，强硬派与其他两派的分野非常明显，顺应派与维持现行政策派就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本文的划分也是相对的，主要是为了叙述方便。
在这场辩论中还有一种极少数的唱衰中国的观点，即沈大为( DavidShambaugh)发表的《崩溃论》。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与他的一贯看法不符，也不为美国政界和学界的多数人认同。
自然也有少数呼应的，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卜大年( Dan Blumenthal)和因博登( William Inboden)，他们认为“中国比许多人想象的更脆弱”。
第三，在本世纪中美两国如何打交道，对两国都是一个新问题、难问题。有的美国媒体说，美国从未遇到过中国这样的国家。基辛格也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中国的挑战比苏联的挑战微妙得多。苏联的问题主要是战略问题。
而中国问题是文明问题:两种文明能否在一套规范之中共存产生一个世界秩序”，这对美国是一个难题，双方都没有多少这种与旗鼓相当的大国进行合作的经验;“中国能否继续管理它作为大国的崛起,同时进行国内的转型，这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
中美关系对中国无疑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从未以现在这样的身份与美国打交道。
一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只要“与国际接轨”、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就能取得发展，中国与美国的交道比较好打。
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身份变化突显出来: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与别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金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只有美、中具有超过十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仍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发展，但改革、完善国际体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中国仍然享受现存国际体系的诸多公共产品。
尤其在安全方面，但自己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向邻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
在全球治理方面合作越来越宽广，并且卓有成效，但在地区秩序方面，双方的竞争却越来越突出，更不要说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了。在国际关系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中美关系这样的大国关系。
总之，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更难处理了，而且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双方的依赖和竞争都会继续深化。
中美两国的学术界需要认真研究两国如何相处，如何相互适应、相互顺应，逐渐积累经验。本文中提到的史文和斯坦伯格的建议也许不会立即得到人们的认同，但这种考虑如何顺应的态度应该得到鼓励。
第四，虽然要求修改对华政策的意见势头颇猛，但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要作大的修改几乎没有可能。
弗里德伯格也无可奈何地承认:“美国社会中强大的有影响力的集团和个人仍然深深地致力于保持与中国尽可能好的关系，反对任何在他们看来可能使他们受到损失的措施，这一事实使动员(对强硬政策的)支持变得非常困难。”
“虽然世界各地对中国的关注都在增加，但却没有(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欲望……转向对中国的遏制会引发人们对战争的担心。在这样的冲突中各方都会受损，而中国的亚洲邻国有理由担忧受到最大的损失。”
所以他认为，在现今的政治和经济制约之下，唯一可行的战略是继续接触，同时扩大并强化平衡。这不是完美的战略，但却是现实中决策者可以采取的最佳抉择。
这场辩论仍在继续。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两党候选人还可能就中美关系做出一些强硬的表示，说些过头的、极端的话这是我们在以往都看到过的，特朗普现在就在这样做。
美国需要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各个层面、更多领域，包括全球治理方面寻求中国的合作，这是大势所趋。最近有两个事例很说明问题。
一个是伊朗核问题经过十余年的谈判达成了政治解决的协议，另一个是巴黎气候峰会达成了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这两项成就都是不可或缺的，以致奥巴马总统一再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两项重要的事实是会胜过强硬派的雄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