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伊始，境外流亡藏人群体就“热闹”非凡。多名“藏独”头目因“大位”之争，发生内讧。而此时，达赖偏偏远赴美国治病。观察人士指出，达赖不“在家”坐镇时，“政权”交接如此混乱，说明他的“接班人”毫无影响力，根本不成气候。而今天的局面，也是5年前达赖集团“棋错一着”的结果。

　　2011年，达赖喇嘛自知已届暮年，担心哪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藏独”就没人领着干了。再说，都什么时代了，还搞政教合一制度，还以“政教领袖”身份活动，只能四处碰壁，还不如只以“宗教领袖”身份窜访更方便些。于是，达赖想出一着：一改“首席噶伦”历来由自己指定的做法，用“竞选”方式产生;宣布自己“政治退休”。

　　(五星红旗在布达拉宫前冉冉上升)

　　这年4月，被达赖相中的、在美国生活且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一位年轻藏人，据说仅以区区2万多张选票，成为“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更自不量力的是，这位新头目还没上台就想表现一下，公开提出要以“西藏流亡政府”名义与中央政府谈判，结果被中央统战部朱维群当头一棒。朱维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流亡政府”，不管由谁当什么“首席噶伦”，都只是一个背叛祖国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任何同中央代表对话的资格。

　　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中央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与达赖方面的接触商谈以来，一直都是同达赖私人代表谈，而不是与“流亡政府”代表谈，允许谈的和能谈的也不是 “西藏问题”，而只是达赖的个人前途。这一点，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都了然于胸。据知情人透露，每次达赖私人代表见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时，都不忘申明自己是代表达赖喇嘛，不代表“流亡政府”。可是，这位新头目却偏偏提出以“西藏流亡政府”名义与中央谈判，中央自然不会理睬。

　　他或许认为，只有干出点动静来中央才会重视，反正达赖喇嘛已把“政权”交给他了。于是，开始以“藏人领袖”自居，公开喊出“要带领600万藏人争取独立”。这分明是没把达赖放在眼里?于是，达赖找了个机会，在带着这位新头目窜访澳大利亚时，当着众多藏人公开强调：“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代表600万藏人”。当时，站在达赖身边的这个“首席噶伦”好不尴尬。

　　稍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达赖也罢，这位新头目也罢，能代表境外那一小股“藏独”分子就不错了，哪有什么资格代表600万藏人?达赖好歹有个中央给他的“达赖喇嘛”封号，你这个新头目呢?或许自认为当上“首席噶伦”后就是个“名人”了，可在中央那里连个“人名”都还没有。

　　(“3.28”百万农奴解放日，昔日农奴将这一天当做自己的生日)

　　观察者分析，不管新头目如何折腾，他在境外藏人中的威望恐短时间难以树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出身背景。他出生于印度大吉岭，从未到过西藏。这个口口声声要接掌“西藏独立”事业的人，在当选前常年生活在美国，对西藏的认知基本限于道听途说。另外，他在美国的个人利益，也让达赖放心不下。境外某知名“藏独”网站顾问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曾爆料，“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确实持有美国护照或绿卡;不清楚他是否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超过15年;也不清楚他在世界穿梭旅行和在美国获得银行按揭，是否仅凭一张印度的居住证?但清楚的一点是，他在美国奠定了一个安全可靠的经济基础，而他的家人已经移民美国。”

　　第二，路径冲突。这位新头目的政治生涯始于暴力恐怖色彩浓厚的“藏青会”，该会从一成立起就宣称“采取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手段争取‘西藏独立’”。他上台后，发生了接二连三的藏人自焚事件，把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弄得声名狼藉，更把“中间道路”的外衣剥得干干净净。他所代表的“少壮派”急于实现“藏独”，而“老一辈”藏人又不想马上招来灭顶之灾，两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

　　第三，搅局接谈。达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自这个新头目宣称要以“流亡政府”名义与中国政府“谈判”后，自己就再没能同中央说上话。他的前任无不感叹地说：由于北京方面施压，国际社会一般都会对“流亡政府”官员避而远之。没有他的时候，中央还能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谈。达赖必须承认，只要还想谈，这个“首席噶伦”就是个“搅局的”。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

　　第四，困境丛生。说一千道一万，“流亡藏人”生活每况愈下，才是这个新头目难以服众的真正原因。据法广新闻网报道，自这个“首席噶伦”上台后，大多数“流亡藏人”定居点的失业率已超过20%。如此高的失业率迫使“流亡藏人”必须外出务工，但没有国籍无法拿到签证，只能被束缚在定居点，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教育、医疗得不到任何保障。许多“流亡藏人”要求他务必要解释清楚，为何要让大家保持“难民”身份以博得世界对“流亡藏人”的同情，而他则可以在美国安置好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