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12

　　◎本刊记者 叶晓婷

　　多年来，“转基因”3个字引发了科学家、媒体、企业、公众等无数次的口水仗，舌战过程中甚至渐渐形成了“挺转派”与“反转派”两个阵营。有人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当代科技的重大成果，是解决人类粮食危机的破解之术;也有人认为这种技术的推广会造成农作物的不合理变异和单一化。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转基因作物对物种多样性和自然环境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转基因生物安全性

尚无科学共识

　　信息发达的当代社会，各种媒介时不时传出“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已经达成科学共识”的说法，让公众难辨虚实。新华社10月20日发自武汉的报道称，在网友自发组织的“黄金大米”品尝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而10月21日，基于德国法律而成立的非营利社团“欧洲支持社会与环境责任科学家团体”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与转基因科学、立法、社会以及安全评估等有关的92位科学家联署，在其官网发布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没有科学共识》的声明。截至10月30日，已经有300名科学家在这份声明上联署。

　　该声明批驳了转基因种子开发商和一些科学家及媒体“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科学争论已经结束了”的说法。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长永对这份声明做了全文翻译，据他介绍，300位专家从7个方面，论述了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和动物健康和环境的安全性目前没有定论。

　　专家们认为，调查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安全性缺乏严谨性研究。这类研究一般涉及动物饲喂：给实验组的实验动物吃转基因饲料，对照组的吃对等的非转基因饲料。目前这类独立性研究还很少，而已开展的研究中，有人发现吃转基因饲料的实验动物中存在毒性效应或毒性症状。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目前尚无有关流行病学的研究。

　　这些专家强调，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安全性同样没有定论。全球关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评估，所采用的方法都不一致，更别提标准化的测试程序了。一些转基因作物会对有益生物等产生不利影响，却被政府的规定性评估和一些科学评论员忽略。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

我国只有木瓜和棉花

　　转基因引发“激战”，焦点就是商业化生产。自1996年首例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生产以来，到2012年，全球28个国家的1730万农民，种植了1.703亿公顷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的转基因作物。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统计，以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进行排序，全球排在第一至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加拿大，中国排在第六位。

　　我国市面上的转基因作物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批准可用于商业化生产的。按照规定，转基因作物从实验室进入市场，首先要获得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有了这个证书并不能立刻进行商业化种植，还需要经过品种区域试验，向农业部申请品种审定证书和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截至目前，我国批准了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并在有效期内的作物，有棉花、番木瓜、水稻和玉米。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尚未完成后续审批，还没有商业化生产。目前只有番木瓜和棉花在进行商业化种植。另一种是我国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作为加工原料，包括大豆、玉米、油菜，这些食品必须获得我国的安全证书。市面上常见的产品有转基因大豆油。

　　从1998年开始，转基因棉花在我国成为商业化推广种植的转基因作物。转Bt基因抗虫棉是我国第一个投入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棉花。棉花最怕病虫害，比如棉铃虫最爱吃新发的芽和新开的花骨朵，被它们吃过一遍的棉田，从远处看没什么差别，但花都死了，不结桃。“转基因的研究成果拯救了棉花产业。棉铃虫咬嚼含Bt蛋白的转基因棉花时，吞到肚子里的Bt菌晶体含有的蛋白质毒素，可以破坏它们的消化道;而其芽孢能通过破损的消化道进入血液造成败血症，使害虫一命呜呼。”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在接受《新闻晚报》采访时说，Bt基因被植入棉花植株内，定向清除棉铃虫，使农药的用量直线下降。转基因棉花已经占到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近80%。

　　2009年，我国种植540万公顷的棉花，其中，68%种的是转基因棉花。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后，每公顷抗虫棉的化学农药用量减少了约47公斤，国内每年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减少1万～1.5万吨，约是我国化学杀虫剂年生产总量的7.5%。需注意的是，转Bt基因抗虫棉并不是绝对不用农药，对Bt蛋白不敏感的害虫，仍然需要使用有针对性、毒性更强的农药。

　　当前，我国实行转基因标识制度，国家有两部法规管理转基因标识。一是国家质检总局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规定转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转基因原料的产品，必须在标识上有中文说明。另一个是国务院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它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产品，必须有明显标识。目前被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只包括大豆、玉米、油菜等5个品类，不包括木瓜、甜椒等。

世上不存在零风险技术

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

　　2013年8月21日，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战略问题专家彭光谦，在《环球时报》发表《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的署名文章，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文章指出，由于转基因打破千万年来形成的物种纵向遗传，强行将基因跨物种横向转移，既可能蕴含新的机遇，也很可能潜藏巨大风险。

　　对此，8月30日，农业部网站转载了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林敏的长篇回应文章。林敏说，转基因技术作为一种新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安全不安全关键在于转入什么基因、表达产物是什么和如何监管。就像原子能利用技术，既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作为杀人武器;也可以用来发电，服务于人类生活。

　　他表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际上对转基因技术普遍采取了风险评估、风险交流和风险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评价技术规范，以将风险降到最低并可控。中国也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配套的管理办法，以法规形式保障这项技术为中国服务。欧盟最近的一份官方报告声明：“从涵盖超过25年时间、涉及500多个独立研究小组的130多个研究项目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其自身并不比常规育种技术风险更大。”

　　林敏曾在2013年7月15日的《中国科学报》撰文指出，传统杂交育种技术也是一种广义上的转基因技术，安全不安全的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性状。采用传统杂交技术也可以培养出有毒或有害品种。1967年，美国科学家利用杂交技术培养一种含水量较少的土豆品种，结果却培育出有毒生物碱含量高的品种。转基因技术与传统杂交方法本质相同，是中性的。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对转基因持两种极端的观点都不合适：一是将转基因妖魔化，谈虎色变;二是神化转基因，认为它没有任何问题，放任自流。

　　林敏在回应《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的文中还提到，国际卫生组织、国际粮农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认为：凡是通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可以放心食用。2011年，全球有75%的人口居住在已经批准种植或进口转基因作物的59个国家之中，“说明目前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有充分的安全保障”。

　　有人称，转基因技术潜在的风险就像坐飞机掉下来、坐火车出轨撞车等。对于这种对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范云六，在《理性认识转基因食品安全》文中谈到，全球每年有大约120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但人们不会因为这些事故就不坐汽车。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技术。

　　“如果有人说转基因技术或者任何其他技术可以做到零风险，这是一种不科学的、非理性的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范云六表示。

　　既然人们能够对其他事故的风险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为何只对转基因技术要求零风险呢?主要原因是，有些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可能涉及遗传，不仅当代有风险，后代也可能会有风险，而其他造成事故的技术例如飞机、汽车等却与遗传无关。

研发和推广机构搞审批

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我国2001年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部对中国境内进行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等活动有管理之责。不过，农业部的管理角色多年来被人诟病。

　　因为在美国，有3个政府部门会对转基因产品进行联合审批：美国农业部对转基因作物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审查;美国环保署(EPA)则会审查其是否会产生有害生物等问题，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则确定开发出的转基因作物审批的程序是否正义。而我国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由农业部组建并主持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批准。农业部本身又是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推广机构，就出现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芳洲，在《我国因转基因产业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一文中说：“这种监管模式存在重大缺陷。我国目前缺乏真正中立的科学评价及检测监管体系，是严重的制度缺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在《彻底降低转基因作物“试错”风险》一文中谈到，科学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为了降低“试错”成本，才开始各种小规模的控制试验。要将转基因食品端上餐桌，科学家必须拿出足够证据来证明安全性，而不是让质疑者举证。

转基因生物恐打破生态平衡

促进杂草和害虫进化

　　“即使转基因当下被证明是安全的，但无法确保未来不会破坏生态。”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标在做客人民网时表示，安全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安全。转基因生物的环境安全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问题

　　刘标说，转基因作物打破生态平衡可能有3个方面的表现：演变成农田杂草、基因“漂流”到近缘野生种、影响自然生物类群。事实上，相对于转基因产品的上述潜在环境风险，传统育种方式获得的一些动植物新品种也存在。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世界上已经出现转基因生物引起环境安全问题的案例。他举了下面的一些例子。

　　200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微生物生态学家戴维·奎斯特等人，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揭示墨西哥奥克萨卡州当地出产的玉米，含有一段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的抗草甘膦及抗虫害的转基因玉米外源基因DNA片段。当年9月，墨西哥政府报告，该州的玉米受到一种没被批准在该国种植的转Bt基因玉米的污染。奥克萨卡州1122个村庄的玉米测试样品中，有15个村庄的污染率达到3%～10%。

　　这起事件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因为墨西哥是玉米的生物多样性起源中心，野生玉米种质资源特别丰富。

　　此外，1998年，加拿大阿尔贝特省转基因油菜田里，发现了能够抗草甘膦、固杀草和保幼酮三种除草剂的油菜自播植物。1999年，该国的油菜地及其邻近的小麦田间，也确认有抗多种除草剂油菜自播植物的存在。这可能是由于花粉漂流，也可能是由于蜜蜂传粉或其他动物搬运种子或花粉。

　　“这些事实说明，转基因作物一旦大规模种植，其外源基因的漂移和扩散是无法避免的。外源基因进入野生植物体内而污染野生生物基因库，是必然的后果。”刘标说，长期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植物，肯定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一些影响已经可以确认是负面的，还有很多影响是否具有危害性需要长期调查和监测。

　　还有科学家发现，转基因作物真正推广起来后，并不如专家们预期的那样可以一直减少农药或除草剂的使用。美国农民广泛种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棉花，到2004年就发现了对草甘膦具有抗性的杂草长芒苋。它会与棉花争夺水分、阳光和土壤中的养分，短时间内就能占领整片农田，被农民视为眼中钉。截至2011年，长芒苋已经散布到美国的76个县，使一些农民的棉花收成减半。

　　“转基因抗虫、抗除草剂作物的种植，最终可能导致杂草和有害昆虫的快速进化。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出现，这些转基因作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的杂草和虫害问题。”刘标表示，与其他农业措施一样，对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种植以后的生态效应要进行长期监控，为转基因作物的风险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转基因科学技术一定要搞

中国人口密集不能学美国

　　对于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问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在科学网的一篇博客上解释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转基因科学技术中国人一定要搞，而且要集中力量搞。但用转基因来提高粮食产量，并进入人类主粮之前，还需要时间检验，需要客观告诉公众具体做法，不要藏着掖着。“正如用核武器打常规战争一样，不能为了打一场地区战争，就动用储备的核武器。但是，人家有核武器，我们没有不行，不能吃哑巴亏。”

　　他表示，我们不拒绝现代科学技术，只是不用那些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严重危害的技术。作为最大的转基因试验场的美国，他们的生态环境与农民面临的麻烦，不能让全世界都重复一遍。如果是在大面积无人区种植农作物，且不管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与地力下降，转基因技术无疑有很强的优势。

　　但是，对于人口密集，耕地退化与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中国来讲，持续增加环境污染物质，用地而不养地，与别国拼资源，不是可持续的农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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