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专家团队公布了养老体制改革方案,其中 “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和“延迟退休”引来热议。该方案是为响应人社部目前正在推进的养老体制顶层设计方案,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舆论认为,这不但剥夺了国人养老的权利,也可能会加剧年老者与年轻劳动力间的就业争夺。
实际上,“延领退休金”的说法由来已久,养老金长期不足让这种提议从10年前就开始酝酿。根据一份民间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元,个人账户空账已超过2万亿元。
这背后交织着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企改革、国企职工养老制度确立时所没有解决的病症,即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现收现付制为在职者带来的缴费压力。
就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唐钧是“65岁领取养老金”的反对者。他告诉记者,若不能一退休便领取养老金,无异于失业,更要警惕的是可能引起的社会风险。
延领养老金等于失业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按2030年人均寿命80岁,往前推算15年,得出65岁领取养老金的标准,是否可行?
唐钧:前两天,有研究人口学专家跟我聊天,说人均预期寿命哪能增长那么快。人均预期寿命现在发达国家的平均值大约80岁。我们1978年人均寿命是69岁,30多年,提高到约75岁。越接近极限值,越慢。美国现在还没有到80岁,欧洲国家普遍到了。
他们的意思是指退休和领养老金两者可以分开。比如女性,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推迟1年领,等于50岁的人延迟到51岁领,然后第二年2016年就延迟2年,每一年延迟一年,到2030年统一65岁才领。其实这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延一年就差好多。
对于70%左右的中国人,退休后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退休金。如果退休了没有退休金,就等于下岗,甚至比下岗还惨。就目前来讲,靠子女养也不太现实。
杨老师的一个解释是说,美国人除了基础养老金以外,还有补充养老金,就是企业养老金,另外还有个人养老储蓄。但问题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把这三个支柱建立起来了,到1983年才改革。改革的时候,前面至少有五年是有钱的。但我们既没有企业养老金,也没有个人养老储蓄。更要提防的是,最怕引起社会风险。
个人账户空账“痼疾”
日报:是不是在10年前,养老保障制度上的问题就已经严重到需要想方法改革了?
唐钧:1999年,新制度实施3年后(1996年正式实施新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提出继续改革。新世纪后,问题越来越多。1996年的改革主要是为国企职工设计,当年国企职工下岗,原来的制度无法适用。
当时制度是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有两派:一是劳动部,主张社会统筹;二是体改委,主张学习新加坡,搞公积金和个人账户。这两派争论得非常厉害。后来就综合了一下,用社会统筹解决已经退休的人。但是,现在的人要养以前的人,所以后面的人就设立个人账户。
按照社会统筹的办法是后面的人养前面的人,个人账户的办法是自己养自己,我们两个都要。既要养上面的人,还要养自己,所以企业交20%,个人交8%,这是很高的费率,因为工资低,一开始以国企为主,参保人少,当年收上来的钱,当年发下去都不够。到1997年,即第二年就亏空50亿元。另一方面,把个人账户里的钱也用完了,第二年就出现空账。
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缺口,一开始是50多亿元,到2001年达到2470多亿元;二是空账户,把钱全发出去了,一直到现在,大概是1.73万亿元,也有新的数据说已超过2万亿元。
日报:国外是否也采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
唐钧:没有,这是我们独创。国外分成两个制度,例如美国,有联邦养老金,相当于社会统筹,也有企业年金,称为私人养老金,相当于个人账户。这两个制度之间没有关系,一个人可以参加两个制度。
所有国家的基本养老金都是现收现付,但完全靠现收现付不行,因为都在老龄化,交钱的人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个人缴税和企业缴税之外要有财政补贴才能实现,如日本,政府补贴超过一半。
日报:目前的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是不是只能看做名义上的?
唐钧:我们现在养老保险就是现收现付。不管是个人缴税还是企业缴税,社会统筹还是个人账户,去年收上去的钱,作为今年的养老金,发出去不够,财政补贴。所谓的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实际上只是一个说法。现在拿都可以拿到,现在实际上没有缺口。缺口都是说出来的。
中国社科院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把养老金与住房公积金合并,把养老金贷给老百姓去买房子。当时是想着老百姓需要买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合并后,个人账户就有钱,可以拿存下来的钱去按揭贷款。它是一个长期的可收入的利息,这样逐渐把空账补上。
争议“双轨制”
日报:是不是双轨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亏空和漏洞没有办法得到弥补?
唐钧:现在很多人认为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也拿了养老保险基金的钱,其实没有,分得非常清楚。养老保险基金的钱,只有缴费的人才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基本上拿的是财政的钱,和自己挣的钱。
如果现在要事业单位的人缴费,医院就可以讲,如果单位缴,可能血费、医疗费还要上涨。另外,如果他们缴费,就会出现“带社会保险工资”,肯定不是从现在工资里的钱拿出去交社会保险,而是加工资,把加的那部分拿出去。这样,财政开支更大。
事业单位就三千万人,退休的少,如果把企业职工养老金都补贴到事业单位的标准,财政肯定不干。加的钱可能很多。如果把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往下拉,知识分子肯定也不愿意。可能就会形成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双轨制是一个社会现象,归根到底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太低,而不是其他问题。
日报:中国养老金的缺口怎么补,有必要补吗?
唐钧:没有必要补上,因为存下来很多钱,不知道怎么办,银行利率不一定赶得上CPI。我们的CPI从计算上讲还是有差异的,将汽车、房租消费都算进去了。但到老年退休以后,像电器、汽车这些工业品以后就不会买了。水、电、煤这些一直在涨,且涨幅比CPI大。
至少现在没有必要做,因为最基本的东西是经济发展状况如何。我的估计是,只要把方案改过来以后(就可以)。中国可能有七轨(算上农民工、农民等),只把事业单位向企业靠拢没用。
清华方案积极的地方是,首先提出来“国民基础养老金”,全国都可以参照,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规定。
滨海时报:延迟领养老金为何遭反对?
“延迟领取养老金”,真实目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
该方案的主要设计者、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认为,对于“延退”,美国有精算模型,民众知道养老金哪一年就维持不下去了,延退大家都能接受。中国没有精算模型,政府说不清,老百姓看不明白,当然要反对。她指出,目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3.2个缴费人赡养1个领取者,2013~2016年会出现女职工退休和领取养老金的高峰,赡养比将降为2∶1。所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越早,劳动人口(含企业)的养老金税费率越高,这是一个怪圈。
不可否认,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好处显而易见,特别是,弥补养老金缺口。
“延迟领取养老金”缺乏可操作性,比“延迟退休”更不可行
在平均寿命75岁的条件下,国民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平均寿命约为15年,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应为60岁。中国目前平均寿命约为74.6岁,约在2030年达到80岁,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应为65岁。按照清华大学的建议,延长领取退休金年龄,意味着一个人按照正常年龄退休后,有一段时间将拿不到养老金。因此,有争论认为这种说法从根本上是在偷换概念,“延迟领取养老金”就是“延迟退休”的另一种说法。
但是退休(按现在60岁计算)和领取养老金中间的过渡时间,这段时间的生活该如何保障?理论上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工作或者靠积蓄和企业年金等办法解决,但在我国还缺乏可操作性。因为企业年金制度和商业养老保险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承担大批劳动者退休生活的地步,全靠积蓄则根本不会进入主流人群的考虑范围。而且,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和开始领取养老金的这一段“时间差”当中,一个人的“身份待遇”该如何界定,也是令人担心的情况。因此,若大批劳动者为了生活保障和社会角色,还是不得不工作到65岁,那么就跟延迟退休没有区别。
将延迟领取养老金和延迟退休分离,固然是现代养老制度的一种创新,但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社保退后、社会主导的养老计划前进的同步过程。在我国的社会养老还没有形成趋势,绝大部分劳动者还是依靠社保领取养老金的背景下,社保养老单方面的退后势必遭遇巨大阻力和引起社会不安,难以成为政策选项。
延迟领取养老金,对就业的影响可能超出经济社会范围
杨燕绥认为,一些人担心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必然导致推迟退休,进而影响就业,短期内确实有影响。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岗位不像教室里固定的50张椅子,老年人不起来,青年人没地儿坐。就业岗位取决于需求总量和产业结构。促进大学生就业在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方便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老职工一般不会占那些IT、金融、医疗、物流业的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杨燕绥建议,政府要做的应该是,一边逐渐提高养老金的领取年龄,一边分类促进就业,如同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在前进中才能挺立。
《清华方案:中国养老金顶层设计》公布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撰文表示反对延迟退休,“最基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无论男女,70%都不可能工作到65岁。一般而言,女的到40岁,男的到50岁,就会进入就业困难期;二是今后对于中国,压力最大的是就业问题,如果大龄劳动力不退出劳动力市场,青年人就业就会受到影响。”
唐钧指出,如果青年人就业不会因为延迟退休者而受到影响,劳动力市场又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容纳他们,或者社会上能够有足够的创业机会,延迟退休可以推行,但是,如果大龄劳动力因为就业、收入的不稳定同时还要缴纳养老保险费而心生怨恨,青年劳动力则因为就业机会缺乏同时体面的工作更难觅而满腹愤懑,从而超出经济社会的范畴,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动荡,那么,就应免谈延迟退休年龄。
解决养老金缺口:靠“延迟领取”不如注入“改革红利”
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匡贤明认为,从长期看,延迟退休尚有理解之处,这是源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但短期内,中国正处于转型进程中,通过制度变化解决缺口,效果更直接。这也是“改革红利”的具体化。
第一,调整生育政策。以抚养比为目标,逐步放开生育政策。这是一个治本的方法。长时期严格的生育政策,是提高人口抚养的原因。当前各方对调整生育政策有巨大社会需求,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方案,有序、分步地调整生育政策。
第二,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我国当前巨额的国有资产并没有发挥在社会福利上的作用。作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每年上万亿的增值收益,不能由少数人和既得利益者分享,而应当用于补充养老保险缺口。每年把国有资产净收益的20%注入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弥补现有缺口,又可以建立可扶持的支持机制。
不管是直接还是变相的延迟退休,都不如弹性退休更可行
针对专家提出弹性退休的建议,人社部发言人尹成基在回应时表示,许多国家在调整退休年龄时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政策,这对中国是个借鉴和参考。
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特约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永勇在刚刚完成的《不同社会阶层的退休年龄选择与相关政策调整研究》中,根据在退休年龄选择上较为显著的差异,将相关群体大致划分为权力阶层、技术阶层和一般阶层,并针对每个阶层设计相应的法定退休年龄。总的原则是权力阶层及时交出权力,鼓励技术阶层推迟退休,艰辛工作提前退休。
8月12日,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率先在媒体上公开了其关于养老金顶层设计的方案,其中,第五部分中关于“从2015年开始逐步延迟领取养老金,2030年之前完成男女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的论述引起社会激烈争论。
“清华版本”提出,在目前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的“统账结合”制度基础上,将养老金变为“国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的二元结构。他们建议,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即公众关注的养老金并轨;也建议延长领取退休金年龄。而正是后者引发了强烈反对。(连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