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4《中国新闻》 日本投降68年军国主义阴影未散

环球时报：8•15，中国媒体不能沉默的日子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的投降日。今天的日本十分热闹，中国媒体和曾经战胜过日本的各国舆论也不应沉默。

　　日本政府将在今天举办“日本全国战死者追悼式”，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此称，“我殷切希望每个国民都能缅怀战死者，从心底为他们默哀。”他还进一步说，“我国的和平与繁荣背后，有着二战时心系祖国与家人、在战场倒下的各位战殁者的崇高牺牲。全体国民应沉痛悼念他们。”

　　菅义伟虽然同时表示“我们应再次起誓建设永久和平”，但这句话更像是为说前面那些话的掩护，是应付中韩和世界舆论的，日本政府要在该国社会唤醒的，恰是当年帝国飞行员们驾着神风战机撞向美国军舰时的“爱国主义激动”。

　　安倍透出信息不会在今天参拜靖国神社，但他献上了“玉串料(祭祀费)”。作为一国首相，他如此固执地打这个“擦边球”，就是要带日本“擦”二战大结局和东京大审判的“边”，他领导的内阁就是要为冲破由日本侵略和战败导致的格局积蓄力量。

　　日本工业化已经一个世纪，但它从未成为真正的全面强国。它称霸东北亚半个世纪，驱走俄国和西方势力，并且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打了美国个措手不及，很大一部分靠的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精神力量。世界历史见证了德、日民族一旦精神上歇斯底里后可能干出的极端事情，日本今天的表现无法让我们对它决不会重蹈覆辙有信心。

　　日本为一方、中韩等亚洲国家为另一方的“靖国神社冲突”已经演化成日本对周边的意志之战，日本在磨炼它的民族主义，重新汇合其被反复冲散的国家凝聚力。日本仍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如今又在经济总量上被中国超越，它处于退回到东北亚二流国家的历史定位，和为重新崛起与亚太大趋势对着干的十字路口。

　　日本人未必有一个极端主义的完整计划，但他们的心和意愿与时与势逆向，他们与中韩两国以及战后体制的冲突渐成一步步加码的惯性。中日两国逐渐走向对立，韩日民间的仇越结越死，东亚战争的潜在引爆点过去是三八线附近排第一，如今日本主张主权的岛屿和海上划界线加入了进来，这些变化与靖国神社的祭拜合在一起，让人隐约看到亚洲人曾经很熟悉的日本政治表情。

　　日本有可能彻底断送东北亚“一体化”的艰难成长，它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凝聚力重建必然刺激周边的民族主义，从而使地区内弥漫相互敌视和对抗情绪。这会成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进一步蔓延和升级的理由，如此恶性循环，日本将把自己牢牢钉在东亚新政治风暴的中心位置。

　　中国没有可以调控日本行为的杠杆，中国力量能够达到“吓住”日本的规模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出位和疯狂，除了加大日本鼓噪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成本，也为我们今后一旦与它尖锐冲突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反过来说，日本问题就是中国崛起的成本，而且已经被固定在成本的层面，它不再具有影响中国复兴结局的力量。靖国神社终究是个戏台，它也不应成为日本高官用动作和台词就能牵制中韩国家情绪的地区政治调控中心。事实上安倍现在去不去那里走一趟，他所要向日本内外表达的东西都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

　　我们厌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我们一点也不怕他前去那里拜鬼。那些鬼本来就存在安倍等人的心中。高度警惕严重右倾化的日本和准备对付它，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人民日报：缺乏历史担当贻害无穷

　　图①：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的机枪阵地。图②：扬子江岸下关的尸体堆积如山。——采自[日]《村濑守保写真集·我从军在中国战场》 　　图③：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靖国神社的卑劣表演。本版图片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同盟国要求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战后68年来，由于未能彻底清算其侵略罪行及战争责任，日本社会始终存在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奇谈怪论，政客公然“拜鬼”，甚至有个别政要“失语”到要学纳粹。日本政治加速右倾化的行径引起国际社会担忧。“闭眼不看过去的人，对现在和未来也是盲目的”，缺乏历史担当的日本，不仅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尊重，而且将动摇二战后国际秩序，对地区和国际和平构成重大威胁

　　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纐纈厚(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

　　上杉聪(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事务局长)

　　阿米泰·埃佐尼(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辰己由纪(美国史汀生中心日本籍研究员)

　　日本在二战中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时至今日，日本在各个层面仍未能承担和解决战争责任问题

　　朱成山：日本在二战中犯下了种种罪行：主要有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毒气战、对劳工的掠夺和迫害、强征慰安妇和性奴役、推行“集团部落”、“无人区”和“三光政策”、经济和文化掠夺、无差别轰炸、虐待战俘等。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日本的侵略和加害，中国仅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印度尼西亚伤亡400万人;越南伤亡200万人;菲律宾伤亡111万人;马来西亚有15万华人遇害。此外，共有1.2万人被日军细菌部队作为“活体实验”惨遭杀害;超过20万的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妇女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日本在二战中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德国学者卡尔·亚西帕斯关于人类战争罪的4种罪责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但遗憾的是，二战结束已经68年，日本从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思想认识)等4个方面，均未能承担和解决战争责任问题。

　　日本应该从政治上谴责和批判侵略战争，归还在战争中窃取的领土和领海，彻底与战争割裂;日本应该在道德上真诚地反省、道歉和谢罪，主动地向被害国人民进行人道主义的赔偿和补偿;日本应该对那场侵略战争的性质作出明确认定，不得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制造种种理由开脱责任。

　　纐纈厚：二战期间，日本强行发动毫无正当性的侵略战争。不少日本人心中的爱国之情，在侵略战争中实际遭到了否定。错误的爱国主义致使国际社会不再信任日本。我认为日本应当正视现实，彻底承担战争责任，从而在国际社会中担负起作为和平国家的责任。

　　中国人民坚持抗日14年，以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成山：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的价值可以用6个“最”概括：开战最早、结束最晚、历时最长、牺牲最多、损失最重、贡献最大。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正面战场上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多次会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3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歼敌1万余人，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又进行了南昌、长沙、昆仑关、枣宜、上高等系列会战，抗击、牵制和歼灭了日军有生力量。敌后战场上军民克服重重困难抗击日军，尤其是1940年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歼敌2.5万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人民坚持抗日14年，以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的代价，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王建朗：中国抗战有力地牵制了日本，使日本无法将中国战区的资源转用于太平洋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春说过这样一段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战场战略价值的理解：“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会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中国军队不仅在本土积极抗战，还曾两度派出精锐部队出境作战。此外，中国还积极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朝鲜、越南的抗日志士先后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统合力量，在中国境内成立了临时政府或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国内的抗日力量。

　　纐纈厚：中国人民对日抗战能力非常高。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一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在与中国的战斗中耗尽了国力。特别是从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日本将庞大的军力投入到中国战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使日本国力凋敝。而中国人民在作出巨大牺牲的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了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正当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最终打败了日本。

　　多数日本人不愿承认日本败给了中国，片面夸大美原子弹的作用，既是历史的无知，更是日本内心拒不认罪的表现

　　上杉聪：日本接受中英美联合发布的《波茨坦公告》而战败，但日本不愿意承认败给中国这件事情，一部分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波茨坦公告》，对历史非常无知。中国也没有参与战后对日本的占领。许多日本人认为日军在中国战场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真正让日本的海军及空军彻底崩溃的是美国，再加上美国对日本国内实施的连番轰炸，最后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也造成多数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日本是输给了美国而不是中国。

　　王建朗：在战争后期，日军已在中国战场上全面陷入被动，美、苏在促成日本走向快速投降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军民的长期抗战消耗并消灭了日本的有生力量，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事实不能抹杀。

　　日本人惯有崇拜强者、歧视弱者的心理，战败的结果并没有改变这一点。他们无视战争的胜败乃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愿意承认日本输给了美国，而不愿意承认它同时败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战后，盟国方面虽然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算，日本社会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但是都很不彻底，没有促使日本社会形成对战争的正确认识。

　　朱成山：日本人不愿谈中国军民在中国战场上为打败日本发挥的作用，与战后美国对日政策有了根本改变有关。随着冷战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即由战时打击削弱日本改为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在远东地区的“反共堡垒”，具体表现为保留日本天皇制、对日本战犯审判不彻底、一大批日本战犯或嫌疑犯被释放、对日战争赔偿被终止、强行签订《旧金山和约》宽大日本、制定《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等，这些都是日本不能正视战败历史的外部因素。

　　纐纈厚：从1945年到1951年的6年间，日本被联合国军占领，但实际上日本是被美国单独占领。在此期间，美国强加给日本一个“(日本)在二战中被打败是因为与美国进行战争所导致的结果”的历史认识。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一直把此前的战争称之为“太平洋战争”。这种叫法把日本与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尤其是与中国人民之间进行战争的事实抛之脑后。日本战败的最大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正因为不去学习这些历史教训，战后日本以及日本人对亚洲的认识非常淡薄。

　　一些日本人对战争的反思仅限于技术或策略层面，而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浩劫。反思战争，需要有反思整个日本近代史的勇气，美国也责无旁贷

　　王建朗：日本人很少从破坏世界和平、给人类造成浩劫的角度来反思发动战争的不义。他们更多是反思战争为什么失败，认为日本不应该将战争扩大化，不应该向美国开战。反思战争，需要有反思整个日本近代史的勇气，战争与日本近代发展史有着密切关联。

　　朱成山：日本不能正确看待战败历史，美国负有很大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是东京审判的偏颇和缺憾，使得日本人普遍对战争的侵略性质认识不足。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日本军部，削弱了日本全民族对战争的反省意识、责任意识和加害意识。二是强行签订《旧金山和约》对日宽大和片面讲和，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及其责任。该条约排斥日本侵略战争最大受害国中国、朝鲜以及亚洲各受害国，违背被侵略和奴役国家的意志，为日本松绑，并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为日本开脱。三是纵容日本保守势力复辟、倒退和回潮。

　　王建朗：《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已被判处监禁的战犯被陆续释放，1948年底，包括岸信介在内的战犯嫌疑人被全体释放，不再审判。到1958年，在押战犯包括那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战犯被全部释放。原先因战争责任而被明令解除公职的日本政界人物、旧军警人员也陆续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政界及各界的显赫人物。

　　与之相比，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除了纽伦堡国际审判外，德国国内一直进行着非纳粹化的国内审判。在联邦德国，对纳粹战犯的追究时限被一再延长，到1979年更进而宣布撤销时效限制。截至上世纪90年代，德国追查战争犯罪嫌疑人案件有10万余起，对6000余件案件的当事人作出了有罪判决。而日本则无一例自我追查战争犯罪的案例。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政要发表一系列错误言论时，美国态度暧昧。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从长远来看，日本错误的历史认识以及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系列错误举动，必将对二战后所形成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这一秩序一旦动摇，美国难以置身事外，最终可能不得不品尝自己酿造的苦酒。因此，摈弃短期行为，促使日本正确认识历史，妥善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阿米泰·埃佐尼：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公开、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历史，这点和德国有很大的差别。德国在历史教育方面注重悔过教育，而日本在历史教育方面不足。

　　辰己由纪：日本是以天皇的名义发起战争的，而美国和同盟国却决定保留日本皇室。这也是日本民众没有机会能够对历史进行自我反省的原因之一。简而言之，日本战败后，日本民众没能参与到最终决定“谁为战争负责”和“怎样处置责任人” 这样的过程中，而美国在这一点上是负有责任的。

　　反思历史不是为了清算旧账，而是从中汲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日本不愿认真反省战败历史，将把国家引向错误的方向

　　朱成山：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说过：“闭眼不看过去的人，对现在和未来也是盲目的”。日本不愿认真反省战败历史，其潜在的危害性主要有：一是误导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历史认知，使得日本人的历史观与世界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是不能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使得日本在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三是放弃战后走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有把日本人民再次推向战争深渊的危险。

　　王建朗：一些日本人总是声称，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爷爷辈的旧账，不应该在今天还不断提起。我们要说，反思历史，不是为了清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今后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日本对战争的反思很不够。日本高官不断引发所谓“失言风波”，而最近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居然公开声称，日本在修宪方面可以学习德国纳粹的手法。可知日本在错误的历史认识道路上已经越滑越远。重犯历史错误，无论对他国人民还是日本人民都将是一场灾难。

　　纐纈厚：当前，手握自民党政权的保守政治家们和支持他们的日本保守右翼势力的历史认识极其草率而且危险。最近麻生副首相认可纳粹的发言便是证据。肯定纳粹这一独裁政治意味着极有可能再次把日本引入错误的方向。

　　安倍政府在先前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目前正朝着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方向努力，其目的就是让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实质化。这一倾向与日中两国人民和睦相处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阿米泰·埃佐尼：最近几年间，日本一些政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倒退到了二战前的状态。在慰安妇、参拜靖国神社这些问题上，美国一直在私下里警告日本，警惕修正主义的出现。

　　目前，日本国内出现了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日本经济低迷态势并未扭转的情况下，民族情绪的上升可能会导致极坏的后果。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美国不应该因为自身面临军费缩减的挑战，就鼓励日本发展军事，承担更多防务任务，这俨然就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

　　(本报驻日本记者刘军国、本报驻美国记者李博雅、本报记者宋豪新采访整理)

李薇：抛弃历史妄想，日本才能回到正途

来源：环球时报

　　在日本战败68周年前夕，自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就迫不及待地扬言要去靖国神社“报到”，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更是发出要“学习纳粹”的叫嚣。日本右翼势力屡屡挑战人类良知的底线，关键在于不肯与错误历史观进行切割。

　　尽管右翼、右倾的言行并不代表日本国民整体意志，但为什么在日本国内，那些言行既不会引起政治信任危机，也很少受到道德谴责，更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战后的日本，仅凭天皇的一份投降诏书无论如何不可能清理日本近百年的思想积淀，而左翼知识精英曾经倡导的“由日本人民亲手进行”对“侵略战争”的审判——对侵略行为进行复杂而艰难的精神忏悔——在日本一直未能真正实现;其二，美国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为便于统治日本，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由于战前日本天皇的特点是兼具政治性和世俗性，它导致战后日本无法实现对战争责任的彻底追究和精神层面的深刻反省。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将战后日本的这种精神状态称为“谁都不担责任的结构”。

　　由此，我们看到，不仅天皇逃避了战争责任，曾经象征军国主义的文化符号——国旗“日之丸”、国歌“君之代”、军旗“旭日”得以延续，其隐藏的心灵意识继续得到传承;去道德化和去正义化的“国民感情”、“遗族感情”被赋予“正当性”，从而成为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侵略行为被“事件”、“进入”等毫无贬义的词汇表述;“无条件投降”和“战败”被描述为“战争结束”;甲级战犯被作为“忠魂”和“英灵”供奉于靖国神社;右倾文人以极大的热忱在细节或数字上为加害行为进行辩解，不惜对受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在历史反思问题上，人们经常把德日加以比较。战后德国废弃了当年纳粹德国的旗帜和歌曲，对纳粹的清算和追讨几十年来从未松懈;德国不仅接受战后现实，更接受道德高度和后现代文明的真理。因此，德意志民族的反思是绝对意义上真诚而深刻的反思。相比之下，战后的日本，缺失内心深处虔诚的忏悔、未能实现人性良知的升华和对道德责任的认知，其形式上的道歉单薄苍白，反复无常。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在“历史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往复徘徊，形成“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的恶性循环，日本背负的历史包袱也越发复杂和沉重。直至今日，无论怎样追求与世界文明的同步，自民党政府对世界的反应仍以国家神道为本源，导致全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呈现出所谓“国论两分”的乱象，难以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中韩等受害国的信任和谅解。

　　一个对过去的侵略历史没有正确认识能力的日本，其军事发展必然令人担忧。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进入巅峰阶段，日本的战略精英提出要在世界政治中强化发言权的“正常国家”目标，意在摆脱战后体制，调整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增进日本的国际权力。9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入常”目标，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开始向国际安全领域进军。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抓住了美国的“反恐”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机遇，以“首要同盟国”身份实现安全防务战略转型，放弃了“专守防卫”、“武器出口三原则”，并加速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松绑。一系列动作显示，日本的“正常国家”内涵包括了军事独立，加速提升军事能力是达成“正常国家”目标的核心支撑。世界在关注，日本国内罔顾历史的右倾言行与安全防务的战略转型并驾齐驱，日本将会走向何方?

　　日本规避对历史的反思让东亚国家难以接受，日本以“军事大国化”为核心的“正常国家”定位不仅给东亚和平留下不确定因素，也未必让美国放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想主导东亚，但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日本都没能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这与日本对自身认知与定位的错误密不可分。历史经验证明，在对世界形势的认知、特别是对大国地位的认知上，日本的判断总是非理性、非客观的，其“近视”的战术精细与“远视”的战略误判形成鲜明对照，其依附美国的同盟战略与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独立倾向形成深刻矛盾。

　　其实，日本要想摆脱战败体制，最大课题是要对历史进行真正的反思。我们需要奉劝安倍先生：不要陷入“历史妄想”，不要把历史上的耻辱视作“辉煌”;日本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实现东亚的历史和解，才能避免在背离战后“和平宪法”精神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