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一一论非和平条件下发展的风险与机遇

江 涌

长期以来，世人国人耳熟能详和平发展，也习惯了在和平的条件下谋求与实现发展，并强化了在非和平条件下似乎就不能或难以发展。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昭示着和平发展渐行渐远，动荡危机愈演愈烈，战争革命不断迫近，维系和平的成本正越来越高，在和平下实现发展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都需要发展，需要持续较快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总钥匙。我们珍爱和平，但是不会苟且偷安，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与原则做交易。“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中国在努力维护和延展和平发展的同时，应当积极谋划和布局在非和平条件下实现发展。

一、时代没有变，变的是主题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总理作政治报告：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周恩来所指的时代，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是经斯大林发展而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质疑甚或否定鹊起。实际上，因为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一系列科学真理，无产阶级政党据此拥有锐利刀子、有效的专政工具而一直遭到敌人的嫉恨。自十月革命经冷战而至今，敌对势力否定列宁比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更为起劲。针对所谓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否过时的质疑，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我们的观点概括地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特征没有改变。” 陈云同志则大呼特呼，“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正是因为我们清醒认识到时代没有变，帝国主义没有变，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既警惕右（警惕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又防止“左”（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在风雨如晦、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社会主义屹立不倒，并信心满满奔向民族伟大复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新兴市场开新局，美西方则陷危局。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崛起，发达国家的衰落与新兴市场的崛起，既广且深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冲击着国际秩序。改变现状与维持现状抑或革新与守旧的力量之间的误判、对峙、冲突或将难以避免。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国际社会正在失去中心，G7心力交瘁，G20力量涣散，金砖国家力量有待整合壮大，世界正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国际巨轮业已驶入一个陌生水域，可怕的是无动力，无舵手，亦无航海图。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尖锐化，西方政党政治普遍僵化与极化，大国博弈白热化。如果说中美博弈时至今日还是行有所止的相互摸底，那么俄乌冲突则是美国领导的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生死时速的直接对抗，如此深刻而剧烈地改变国际格局，全球各类乱象将长期持续：和平发展正渐行渐远，动荡危机正愈演愈烈，战争革命正不断迫近，动荡危机或将取代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而战争革命一不留神很有可能成为时代选项。毕竟，在人类历史上，动荡危机甚或战争革命要比和平发展持续时间更长，更显常态。倘若如此，则给那些“利用和平，实现发展”的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实事求是：一方面肯定时代没有变，“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另一方面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 。这是不是有矛盾？当然不是，而是多年来很多学者在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即把“时代”与“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混为一谈。不同时代有不同主题、命题，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主题、命题，就是同一时代的同一阶段，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理解和应对的不同主题、命题。“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即独立、解放与革命曾经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主题。“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 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和平与发展的维系成本正越来越大，使得和平与发展面临威胁，越来越多的人们越发地觉察到，和平与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可以实现的。和平与发展是争取来的，是斗争来的，也需要在斗争中维护和延续。“实际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 “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离不开发展。发展，在和平条件下发展，这是十分理想、惬意的状态。中国古语，宁做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但是，和平不是想有就有，想来就来。世界依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实际上，和平也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战之后，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大大有利于世界和平；苏联综合国力的快速成长，中国建成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都表明在帝国主义不断施加战争威胁、反革命横行的年代，同样可以实现宏伟的发展蓝图。中国历史、西方历史、世界历史反复表明，一些国家能够在非和平的条件下、甚至在动荡与战争的条件下、在非同一般的条件下实现发展。当然，我们应当努力地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发展，但是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实施更加周全的战略谋划与细致的战术安排，努力在非和平条件也能够实现发展，壮大国家力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二、多视角辨析和平发展

和平是手段也是目的。在阶级社会，在丛林世界，和平应当是发展的条件和手段，即利用和平的环境，尽快更好地实现发展，再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实力与势力维护和平，如此和平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代名词，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历史上与现实中，因为没有深入领会与切实把握和平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统治阶级狭隘利益与狭窄眼光，把和平当成不变的目的，忽略发展是硬道理，壮大自己是真功夫，得过且过，最终失去和平。

苟且偷安，委曲求全。184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1/3，人口占世界2/5，拥有近六十万常规军。然而，满清统治昏聩腐朽透顶，国家一袋土豆，人民一盘散沙；区区两万英军（主要是印度和部分中国南方的雇佣兵）劳师远征，竟然横扫千军如卷席；满清吓破了胆，割地赔款，签订和平条约，但是赔款割地实际是割肉饲虎，没有坚强意志和强大实力支撑的媾和只能是苟安。西方列强由此得寸进尺，中国也一败再败，及至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统治者竟然“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可谓昏聩之至，无耻之极，直逼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纷纷成为杀身成仁的志士，如此大清无可挽回地覆灭了。今人，除了些许满清遗老遗少外，没有更多的人为晚清唱赞歌。然而，异乎寻常吊诡的是，今日中国为类似晚清的赵宋王朝而高唱赞歌的却不绝如缕。赵宋王朝从本就不大的北方龟缩到更小的南方，对于辽金不断入侵，习惯苟且偷安，奉行割地赔款，言和派大行其道，主战派忍气吞声，直至岳飞这样精忠报国、敢斗善斗之壮士竟然不得好死。如此一个军事疲弱而窝囊透顶、尊严丧尽而醉生梦死的王朝，最终只能是“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嗟叹。但是，赵宋王朝因为始终重文轻武，因为一贯苟且偷安，也因为金银出锈、米面成酒，以及雕梁画栋、青楼歌咏而被诸多文人们所世代传颂。

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春秋后期，处在今天长三角与东海之滨一带的吴越两国水火难容，经常打仗，“春秋无义战”，难言谁是谁非。但是，当中还是有很多谋略以及治国策略，可供后人借鉴。越王勾践打败吴王阖闾，阖闾儿子夫差继位后励精图治，打败越国。勾践在吴国守墓和养马，竭尽伺候夫差之能事，合计三年有余，赢得吴王信任，终于回到吴国。勾践回国后，发愤图强，晚上枕着兵器睡在草堆上，早上起来舔尝悬挂的苦胆，是谓卧薪尝胆，以警示鞭策自己。他派文种管理国政，范蠡管理军事，亲自到田里与农夫一起干活，王后则像农妇一样纺线织布（说明春秋时期的江南就有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勾践举动感动越国上下，经过十年艰苦奋斗，越国兵精粮足，由弱转强，最后趁吴国因争霸而国力削弱，出兵一举击败吴国，吴王夫差羞愧自杀。后人蒲松林评论：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 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越王勾践守坟墓，养牧马，伺候吴王，睡草堆，尝苦胆，发愤图强，这种精神与谋略一直激励鼓舞后人。当代中国人将卧薪尝胆化作韬光养晦，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抢抓历史机遇，努力发展自己，终成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

抢抓机遇，实现发展。改革开放，中国人韬光养晦实现发展，不仅有自己的历史经验，也有世界的现实经验。近代以来，诸多国家和地区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饱尝落后挨打的痛苦。所以，在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后，竞相努力发展自己。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曾经的“四小龙”与“五小虎”）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利用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趁着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的舔舐疗伤而自顾不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激烈竞争而造成的和平时空，积极努力发展自己，并取得长足发展，一度成为耀眼的经济明星——新兴市场。

国家发展，一是自己想不想发展，想方设法致力于发展，二是相关力量让不让发展，最后才是能不能实现发展。商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信奉自然规律，遵循丛林法则，美西方国家处于世界价值链的高端、食物链的顶端，少数富人是以大多数穷人的存在而衬托出来、供养起来的。倘若世界各国都发展起来了，美西方国家如何作威作福；作威，不会让多数人死；作福，不会让多数人活，至少可以肯定不会让多数人像自己一样活着。美西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态度是，让你有所发展，但是不能大发展、不能失控发展，也就是要依附发展，依附在美西方的价值链食物链上发展。“四小龙”与“五小虎”繁荣一时便日趋暗淡，欧洲与日本经济曾经在美国的帮助与允许下实现恢复，但是当发展势头、竞争力量赶超美国时，美国就采取断然措施，如通过广场协议（1985年）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让日本经济失去十年，紧接着二十年、三十年。如今借着俄乌冲突，硬生生将欧洲高端生产力“转移”到美国，让美国实现“再工业化”。

和平发展终成“和平演变”。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一段时期苏东阵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由此赢得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态势以及安全环境，一度还出现“资消社长”“苏攻美守”的态势。但是，作为阵营的魁首核心，苏联共产党出现了日趋严重的官僚主义与特权利益集团，严重脱离人民（搞所谓“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因为脱离人民就没有力量没有信心，于是与帝国主义搞无原则的妥协，搞所谓“三和”与“三无”（“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无”即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不断且加速走向修正主义。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曾指出：“苏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 并指出，当苏共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时，苏联也就完了，三十年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预言竟然应验了。美西方看准苏东软肋，持续不断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及对各执政党高层收买，苏东期待的“和平发展”终成“和平演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近乎静默的低潮，昔日的“和平”也就“历史终结”了，没有了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取而代之的是“颜色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与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当很多发展中国家受垄断资产阶级的宣传蛊惑而放弃革命斗争的时候，美西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即“颜色革命”）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而且还变本加厉，如此让不少发展中国家上了当、吃了亏。毛泽东主席早就告诫，苏州小姑娘林黛玉都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我们很多高级干部不明白这一点。东风西风相搏的借喻说明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成；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美国霸权下的和平发展。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老大。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独步世界，一大独大，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具有压倒其他国家的明显优势。美国充分利用优势而发挥领导支配作用，提供系列公共产品（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度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世界各国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搭便车”，从而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这就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盖言霸权体系与国际稳定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有一个超级霸权国家建立和维持世界霸权体系有助于世界和平，而且认为霸权国国力（相对其他国家）越强，国际社会就越趋于稳定、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行就越小；世界秩序不是权力均衡（如美苏对峙）的产物，而是权力垄断（美国一家独大）的结果。

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积极鼓吹“霸权稳定论”，努力为美国霸权做道德粉饰。实际上，霸权国提供、减少或放弃公共产品，都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抑或损害最小化。美国学者炮制形形色色的霸权理论，只能糊弄一部分历史知识浅薄、逻辑思维残缺的世人。当今形形色色国际现象与相关说辞，在中国历史上都曾经这样或那样上演过，城头变幻大王旗，前文的吴王夫差参与争霸，最后出现“春秋五霸”，中国史学家早就盖棺论定，即春秋无义战，各王国及其君主都是为了一己之私。一段时期以来，“霸权稳定论”甚嚣尘上，正是帝国主义学者炮制，世界代理人传送，大批无脑吹鼓噪的结果。在“核心-中心-外围-边缘”这一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美国霸权下的和平发展，核心中心更多地享受和平红利，外围边缘则更大地承担发展代价。美国霸权下的和平发展，归根到底是不平衡发展，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是依附发展，其中，欧日等国因为更加接近核心，所以受核心的吸附以及对美国的依附也就更加严重，经济富裕而政治附庸，多肉而软骨抑或根本就无骨；处于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少肉而少骨，经济贫困，政治也难以独立；相反，中国俄罗斯等国处于体系的边缘，有着更多更大的自主性，可以利用大国规模优势，实现更好发展。国际地缘政治揭示这样的历史经验：边缘文明区诞生新兴强国。

三、美西方在非和平下实现发展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资本主义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后，田园诗掩盖了血和火，西方的文明与富庶咋看都是通过价值规律（市场调节）而实现的。“在真实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充斥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系列暴力。实际上，在西方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时而不时地利用甚或依靠暴力，而不仅仅局限在攫取“第一桶金”即原始积累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上升或成熟（垄断资本）阶段，当资本积累遇到障碍，尤其是高额垄断利润的攫取遇到阻力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今天无所不用其极的“颜色革命”就是如此，随便找出一个借口，即可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为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铺平道路。因此，暴力始终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手段，或最后手段。

历史上，英国以区区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800多万人口，通过巧取豪夺，完成了“蛇吞象”这样的不可能之举，最终建立起35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4.5亿人口（占世界1/4的土地和人口）、跨越地球24个时区的“日不落帝国”。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在1865年放言：“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谷仓；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矿区；加拿大和北欧半岛为我们种树；澳大利亚为我们牧羊；还有阿根廷为我们养牛；秘鲁送来白银，南非进贡黄金；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至于我们的棉花种植园正在从美国南部向地球一切温暖的地方扩展。”英国从世界攫取财富如探囊取物，这种“轻便”的背后无处无时不是“血和火”，殖民统治世界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无不是依靠军事手段（战争）加以解决的。

殖民者的轻描淡写（“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掩盖了巧取豪夺。印度曾经长期是大英帝国连续不断“下金蛋的鹅”。19世纪末，英国在印度地区的年净收入高达4400万英镑，当时1英镑＝5美元＝6.2两白银（约合9个银圆）。2018年著名经济学家、尼赫鲁大学教授乌萨·帕特奈克（Utsa Patnaik）根据近两个世纪的税收和贸易详细数据，计算出自1765年到1938年英国从印度搜刮走45万亿美元，17倍于当今英国经济规模，这一天文数字的财富转移依然是一类资本积累，但是始终是以暴力作为后盾的。即便在帝国丧钟敲响近半个世纪之后，为了维护对福克兰（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殖民统治，1982年4-6月英国发动了对阿战争。同年9月时任首相“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携马岛战争胜利之威，到北京咄咄逼人地与中国商谈香港问题，遇到了“钢铁公司”邓小平的坚决抵制。结束会谈后，“铁娘子”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跌了一跤，国际媒体报道称这是“英国的倒下”，老牌帝国主义实在太老了！

自西方主导世界以后，战争便成为历史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是长期战争之间的短暂间歇。战争是西方发家致富并维持繁荣的重要途径。列强们豢养着庞大且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动辄以战争相威胁而实施讹诈，或通过战争直接掠夺，或逼迫战败国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借由抢占或垄断市场，以静悄悄的方式（不平等的市场交换）进行着和平掠夺。今天的大英博物馆收藏有800多万件宝贝，有几个是英国自己创造的？近乎都是抢来的，偷来的，抑或在威逼下相关国家不得不“赠送”的。因为实现富裕偷和抢最为快捷，所以吸引着一个个想后来居上、跨越发展的“文明国家”。日本近代以来努力“脱亚入欧”，想方设法挤进全球食物链高端。自1867年开启民治维新，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尽管日本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与较好积累，但是日本人在生活上依然落后于中国人。甲午战争后，日本从《马关条约》中获得2.315亿（因为分期赔付折合本息为2.587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日本用赔款扩军备战，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用于皇室开支，天皇自此才真正过上了名副其实的帝王生活；用来新建学校，推行免费教育；用于投资，建立“八幡制铁所”，快速推进工业化；用于金本位改革，强化日元国际地位；等等。甲午战争，日本一步登天，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美国，建国不到250年，其中有230多年在打仗，迄今已经发动至少135场战争。美国的立足之地当然也是最厚实的家底——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是殖民者通过发动一场场血腥战争，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过来的。独立战争（1776-1783年）与宗主国切割，实现由殖民强盗到开国元勋的华丽转变，是美国成家亦即发家的主要原因。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4年）以及南北内战（1860-1865年）应是巩固殖民成果、实现自主发展的战争。美国继承了盎格鲁人的海盗基因——繁荣必须用他人的血肉饲养，这种嗜血的帝国主义发展模式如同与生俱来的脐带，它们不能也无法容忍失去。 自独立建国后，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内，就从沿大西洋西海岸13个狭长殖民地合计90多万平方公里，一路打打杀杀，向南到墨西哥湾，向西到太平洋，拓展国土合计达930万平方公里。战争，虽然有代价有风险，但是风险和收益成正比，投机一旦成功收益极其巨大，尤其是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 ，如此直接将美国送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

二战后，为了防范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在新中国周边发动了阻止“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多场战争。然而，和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交手，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无一不遭受败绩，国家付出巨大代价，但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垄断资本集团却赚得盆满钵溢。二战后，世界形成美苏双寡头体制，由于修正主义滋长以及大国沙文主义作祟，苏联不断迈向社会帝国主义。美苏争霸在国际到处煽风点火，大打代理人战争，中小规模的热战（地区冲突）不断，将世界搅得周天寒彻。但是，美国经济及国民收入不断增长，人口及人均寿命不断增长，战争红利持续不断，并且在冷战对峙、军备竞赛、星球大战计划中将苏联成功拖垮。苏联解体后，原本生活不低于甚至在一些地区或部门还高于美西方的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人民，生活困苦，人均寿命剧减。道理很简单，因为苏联时期创造的几十万亿财富“流失”到西方，经济大洗劫，成就了美国的所谓“新经济”。

美国一家独大，傲视全球，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可以发动战争，例如用瓶装洗衣粉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借此发动伊拉克战争。至于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那些猖狂的政客毫不掩饰，“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民族复兴，宣称“永远不当世界第二”的美国想方设法，殚精竭虑，一方面积极部署各类传统和非传统战争（如科技生物战），另一方面重拾凯恩斯主义，推动“再工业化”，为此不惜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引爆俄乌冲突，甚或炸掉北溪管道（美国资深媒体人披露），将同盟（欧盟日韩以及中国台湾）的高端产业驱赶、吸引到美国，迄今世界三分之一的半导体与新能源产业已经落户美国。

依照常理，社会弱势群体互帮互助，同舟共济，抱团取暖，很好理解。但是，G7、OECD（经合组织）还有NATO（北约），世界最富庶、最强大国家团结在一起，在世界张牙舞爪，耀武扬威，今天惩罚这个，明天打击那个，搅得世界动荡不安，何故？事出反常必有妖。当今世界，在垄断资本（最强大的推土机）的积极推动下，横亘在国家之间的藩篱被逐一消除，“世界是平的”，经济全球化更有经济金融化，这为国际垄断资本收割世界，薅特定国家的羊毛，提供了便利。所以，平坦的世界不是越发平静而是更加动荡，垄断资本（华尔街）与帝国主义（华盛顿）沆瀣一气，一丘之貉，蝇营狗苟，制造或掌握着世界动荡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以便精准做多或做空。在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相竞争的时期，美西方团伙在客观上尚有一定的稳定世界秩序、提供部分公共产品的职能。但是，苏联解体后，美西方没有了竞争制约，近乎为所欲为。然而，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财政赤字屡创新高，如今美西方，都是高负债国，成为沆瀣一气的“命运共同体”。美国主观上不愿、实际也不能偿还债务，赖账成为美国的必然选择，同时赖账也可以成为美国笼络、凝聚一众西方债务国的战略目标。于是，脱却楚楚衣冠，露出海盗本色，G7、OECD还有NATO分明就是“强盗集团”，就是“抢劫团伙”。

四、中国应努力实现非和平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实现胜利的，巨大的革命成就实际上是在外援几乎为零的条件下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而由她建立且领导的新中国敢于并能够独立自主的强大基因和坚强基础。革命的经济基础是通过“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而夯实的，经济发展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实现的。延安边区而后各个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就是典型实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对于在全民抗战中实力不断壮大的八路军新四军，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都调整战略策略，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加紧扫荡，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严密封锁。为了生存发展，党中央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过连续不懈奋斗，根据地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坚决果断废除旧中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美国在华特权，美帝国主义恼羞成怒，国务卿杜勒斯宣布对华实施禁运。“禁运，不跟我们做生意。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利害究竟怎么样？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 实际上。美国对于新中国不只是一般禁运，而是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反动势力一起，搞武装封锁。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正是在外部武装封锁、内部剿匪平叛反特以及一系列保卫和平劳动的自卫战争等非和平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以及各行各业快速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乐观地预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只要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革命乐观主义有着严密的历史逻辑和坚实的理性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收拾满目疮痍的旧山河以及对于新中国具有广泛深远意义的土地改革，是在顶着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的巨大压力下实现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一五”计划顺利实现（期间国民经济增长超过两位数），都是在非和平条件下实现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形式更加严峻，中国四面环敌，苏修美帝声色俱厉，蒋匪帮与尼赫鲁蠢蠢欲动，即便如此，中国的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实现了较快增长，两弹一星等一系列大国重器，镇国之宝，国之大者，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功拥有的。“三线建设”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布局调整，使得国民经济获得了结构性改善，区域经济更加平衡、健康发展，为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夯实了基础。然而，曾经何时，世界的中国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国际政治学者，不断地鼓噪和平发展，似乎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能实现发展，告诉世人国人要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即便认定是美国独霸下的和平，也要珍惜，因为这是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谋发展，闷声不响发大财”的极好机会，中国享受了美国霸权带来的“和平红利”，搭了美国的便车，所以应当感谢美国，感激美国霸权。有鉴于此，买美国国债以支持实际不断贬值的美元，不惜出口补贴以帮助美国抑制通胀，“主动到美国让美国消消气”，打左脸给右脸，服从美国领导，“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等等，是理应付出的代价。

和平是美国恩赐的？抑或是美国霸权的“公共产品”？世界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清晰地告诉世人国人：和平是打来的，斗争来的，争取来的，而不是什么救世主、神仙或皇帝赐予的。二战后，美苏主导世界，尽管那时的中国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是美苏协议中国国共两党先是划黄河尔后划长江而治，一如南北越南、南北朝鲜。但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理这一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根基。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悍然出兵干涉，而且将战火引到鸭绿江畔，在人民立足未稳，国家一穷二白的时刻，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认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即便在斯大林失信（派出空军参战）的前提下，依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像赶鸭子一样，将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赶到三八线以南，最后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军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条约上签字。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军队、中国人民的威风，极大地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士气，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等全方位援助纷至沓来，涉及现代工业方方面面的156项重点工程（加上战争期间在东北已经建立的，总共超过170多项），长期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一跃初步实现工业化。

自1959年达赖叛逃之后，中印关系日趋紧张，边境摩擦不断，尼赫鲁政府认定，中国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失调，妄图趁中国之危，一举解决边境纠纷，印度军队由频繁摩擦到规模入侵。毛泽东思考再三，决定实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确保西南边境二到三十年的和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在四面环敌的情形下，还积极抗美援越，让美国深陷越战泥沼，与此同时毫不迟疑地发表声明，公开支持美国黑人的平权斗争。焦头烂额的美国统治者，最终不得不梳妆打扮，放低身段，到中国谋求和平，承认一个中国，并给予中国特殊（准盟国）待遇，事实上解除“瓦森纳尔协定”的紧箍咒。中国乘机实施“四三方案”，从美西方大批进口先进技术设备，此后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金额达到了51.4亿美元，参照黄金比价约合今天2200亿美元，使得中国工业化进而现代化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的工业化扎根中华大地，吸取东西技术装备管理之长，逐渐成长为有中国特色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作为世界工业大国甚或“世界工厂”奠定了坚实基础。

和平不是祈求的，不是赐予的，恩赐的和平一定会有问题，有玄机，有陷阱。二战后，美国给欧洲、日韩的和平，苏联给东欧国家的和平，包括所谓“核保护”，是赐予的和平，最终无不以后者依附、当附庸，即以牺牲国家主权、成为实际的殖民地为代价。与此相对照，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惮于非和平发展，实际是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情势下实现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总体上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即在和平条件下顺利发展，这是老一辈“敢斗善斗”的意志、能力与成效的结果，是先人为后人遗留的宝贵遗产，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用硬实力软实力争取的，而不是简单的所谓“和平外交”巧取的。近些年来，中国一贯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却遭遇到美西方越来越大的遏制阻挠，说几句有点骨气的话就被亲美崇美人士讥讽为“战狼外交”，而一昧讨好美西方的“和平外交”近乎穷途末路，老一辈、前人遗留（而不是美国馈赠）的“和平红利”消耗殆尽，和平发展之路日趋弯曲而狭窄。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在即，近乎只差“最后一公里”。僵化的零和思维让美西方如坐针毡，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近乎全方位全过程，硬的软的巧的全上，明的暗的灰的全来：经济上，利用大规模市场以及“微笑曲线”高端优势，针对中国软肋，摩擦制裁，脱钩断链；军事上，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存量优势，在中国的周边、近海抵近挑衅，耀武扬威；政治上，利用意识形态与话语权优势，在持续实施对上层精英“和平演变”的同时，不断加大对下层民众的影响渗透，加紧策动“颜色革命”（如从“茉莉花革命”到“白纸运动”再到时下“女权运动”）。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党内腐败分子、体制外反对派、自由化知识分子搞起内外大合唱，在动荡危机加剧、战争革命迫近时，高唱和平主义，旨在让中国党和人民放弃斗争，放弃与美国的坚决斗争，而幻想依旧能够“闷声不响发大财”，继续实现“和平发展”，实际上不断牺牲国家主权安全与人民长远根本利益。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发展，需要持续较快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总钥匙。我们在努力维护和延展和平发展的同时，应当积极谋划和布局在动荡与危机中发展，甚或在战争与革命中发展，一言以蔽之，即在非和平条件下实现发展。

作者：江涌，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