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8日，俄罗斯报道，乌克兰有一些美军的实验室，系统地长期地收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个人种的生物信息。然而报道出来后，日本的舆论不相信这个事，认为是俄罗斯为发动战争做舆论的，那么下面我从英文资料中找到的官方的公开的信息谈谈这件事。

根据俄罗斯的报道，在乌克兰发现的军事项目中，是有研究和储存烈性传染病病原体的这样的事实。它提到三个项目，一个是UP-4项目，是研究H5N1禽流感的；一个UP-8项目，是研究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和汉坦病毒的；还一个是P-781项目，是研究蝙蝠作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的载体的。

美国的官方回应是两种，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

首先是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很快就作出了回应，她承认在乌克兰有美国的生物研究设施，但她没有具体说别的。

但是两天后，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反驳俄罗斯提出的所有指控，特别是索赔。

美国官方的声明俄罗斯在撒谎，并一口否认有任何化学或生物实验室，而且说美国是遵守国际上的化学武器公约和生物武器公约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发展或拥有这种武器，反而说俄罗斯违反了两个公约。

生物协同项目（CBEP），它是属于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机构降低威胁局（DTRA）。减少生物协同计划的法律依据是Richard-Lugar ACT。现在已经知道，在乌克兰境内有36所这样的美国生物实验室，在全世界40个左右的国家有336座类似的实验室。它们到底是不是军事生物实验室呢？我们用美国方面公布的一个文件（这是网络上搜到的一个公开文件，它把CBEP做了个综述，作者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所有东西都在这个页面上，就是CBEP的概览）来说明：

CBEP的议事日程，主要有4条：

1、全球生物风险管理大纲；

2、预定计划风险评估；

3、病原体资产/资源管理体系；

4、两个项目BS&S核心资料。

这页上面有个词unclassified，即非保密文件，下面是详细讲了主要目标，这些都是公开资料。CBEP的主要使命有3个：降低引起安全关切的病原体和相关物的风险，降低相关技术知识和相关人员引起的风险，降低恐怖主义势力获得和应用生物武器的风险。

这是CBEP的具体目标，可以看到有很多说法，什么销毁、控制、防备啊防止盗窃出售啊等，这都是他们给自己规定的目标。

第2条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合作国家和地区。该文件所列的跟这个项目有关的合作国家和地区的分布，可以看到分布很多。

文件列出的参与国家有欧洲5个国家、中亚8个国家、大洋洲8+1个国家、非洲13个国家，它们都是CBEP的参与国家。共34个国家，包括韩国，因为韩国已经多次抗议美国把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运到在韩国设立的生物实验室。

美国内部参与CBEP项目的机构，有美国疾控中心、美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第4个是美国一个这个还大的生物协同项目，下面就更多了，美国农业部、美国能源部的实验室、美国海军的医学研究机构、美国FBI都在这里面。中文译文列表里标出红色的都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其中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德克里克堡。从该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美国国家机构、国际机构、军事机构、能源农业机构、科学机构这么多机构全面参与的重大的战略性计划。

在乌克兰的实验室，根据俄军在乌克兰找到的文件编制的一张图表，图表的上半部分是美国的参与机构，下半部分是乌克兰的机构。

该表最上面可以看到，参与的机构有7类，五角大楼承包商、制药公司、非营利和非政府机构、国防部下属机构、医疗兽医机构、科学机构、国家机构政治组织。

7类里面具体的机构都是公开的，因为参与这些行动的机构都是在公开合法的状态下参与的。在第4类里的吉利德科学公司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开的公司，第6类里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和亨特•拜登基金会，亨特•拜登是美国现任总统的儿子。

再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乌克兰科技中心，虽然叫这个，但是它是主要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而且是被授予了外交地位的国际组织，它不是乌克兰国内组织，它是为了支持CBEP计划而成立的组织。

下面这两点不是从这个文件里找出来的，而是在其它资源中找到的消息，但是是被确认过的，美国、加拿大、瑞典曾经与乌克兰合作，在乌克兰科技中心这达成过一个“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协议。

在过去20年里，这家乌克兰科技中心曾经投资过2.85亿美元，资助了1850个项目，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曾经参与制造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乌克兰明确承认乌克兰卫生部对美国国防部负责。他们签署过这样一份协议，乌克兰政府被禁止公开披露有关美国计划的敏感信息，并且有义务向美国国防部转交危险病原体用于生物研究。

需要说明一下，这条消息不是这份英文文件里的消息，而是从大量的公开信息中找到的比较早期的消息，是有信息来源的。是从美国联邦公开的合同信息找到的，美国国防部威胁降低局联系过多家承包商，运营全球多地的海外生物实验室。

布莱克威奇特别项目公司也是刚才列表里有的公司，它曾经获得过威胁降低局一份价值80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军事生物研究。

更早一点，2008和2012年，这家项目公司还负责在乌克兰以及德国、阿塞拜疆、喀麦隆、泰国、埃塞俄比亚、越南和亚美尼亚等多国家建造和运营许多生物实验室的项目合同。

其中另一个机构南方研究所，2008年以来一直是乌克兰DTRA项目的主要承包商之一。而且还有更早的历史信息，2014年从乌克兰蔓延至莫斯科的霍乱疫情就与这家承包商有关。

南方研究所是个很老的机构，从1951年至1962年就跟美国国家机关签订过16份合同，用作生物化学制剂的研发。

第二个信息来源：1999出版的英文书《突发病毒》，2000年出版过中文译本。从该书里引用一点消息，我们都很熟悉的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是从1942年就开始研究致病病原体。

1943年，德克里克堡在过周年生日时，书中记载罗斯福总统为美国战争部指定了两个目标，第一开发对抗生物进攻的防御机制，第二研制美国遭到敌人生物武器打击时可以“以牙还牙”的技术。

作者提到一个人，乔治•墨克当时是罗斯福总统顾问小组的主要成员，他是德特里克堡科学项目的组织者。墨克拥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该公司目前已是西医药的巨大公司，世界排名很靠前。

这是书中一段话，作者说：“我惊讶地获悉，斯特莱克宣称的感染美国同性恋人群的乙肝疫苗是被污染过的，而且几乎肯定是墨克公司制造的。”这段话什么意思呢？从美国开始发生的艾滋病是怎么搞起来的，是墨克公司制造的乙肝疫苗里带着艾滋病病毒，通过这个方式传播开的。

作者用非常确实的信息提出了一个观点，艾滋病是一个人造疾病，它的传播是由墨克公司通过自己给自己授权合法地搞的，而且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研究院，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卫生部下属的国家心肺血液研究室还为这个项目提供了专用拨款。

所以总结两点：

1、艾滋病是人造病毒；

2、美国为生物战争做准备从1942年开始。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0年发表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分钟有1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每天约16000人陷入痛苦绝望的深渊。自从1981年在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到2000年这么短的时间全世界已有1390万人死于这种传染病。

这还是20年前的数字，到现在不知道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又增加了多少。

这本书作者说艾滋病是人造疾病，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我们一方面寻找治疗艾滋病的灵丹妙药，同时是不是应该思考这悲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提纲第二部分是H7N9禽流感2013年“空降”中国的故事。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2013年有16人确诊，6人死亡，发病地点是中国南方，安徽、浙江、江苏等。

2014年禽流感又再次零星爆发，被中医中药轻松治愈，以后就再没爆发过。

这页介绍H7N9病毒的源头是哪里。H7N9病毒2013年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生，2011年在韩国野生禽鸟上发生，同年在美国也有等等，这就是H7N9被发现的一个过程。2009年在捷克发生，2008年在韩国、西班牙、危地马拉、蒙古的野生飞禽中发现过H7N9病毒。一直回溯到1988年，在美国、西班牙、瑞典等国的野生禽类中看到了H7N9的记录，而这个记录来自美国卫生部的生物技术信息库。

也就是说这个H7N9病毒虽然2013年才第一次引起人类疾病，实际上1988年就已经存在于美国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第三部分，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1972年起草，1975年3月生效，中国是1983年加入的，签约国总数183个（截至2018年）。

美国本来是缔约国之一，但是在2001年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宣布退出该条约，而且美国拒绝参与这个公约的核查机制。

这是历史上几个主要的相关公约，最早是1899年的海牙第2公约，禁止使用有毒物和有毒武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1928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等。然后是今天讨论的《禁止生化武器公约》和2000年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这就是我们想介绍的主要国际公约。

第四部分展望未来，维护生物安全的问题。1、国际公约必须代表符合道义的正确方向，才能得到广泛支持，比如一百多年来有好多个反对毒气细菌核生化武器的一系列公约，是大部分国家都参与签署的。3、历史经验说明，国际公约从来不被某些好战的国家遵守，而且谴责是没用的。比如1928年的那个公约，日本是签约国，但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就搞了生物武器，这是历史上很清楚的事。那么贯彻国际公约、维护生物安全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呢？这张招聘是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这是保留下来的一部分731部队的设施，现在这张照片是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即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它的未来会是什么？下场会是什么？是不是也会像731部队的遗址一样被正义的力量摧毁？

我个人相信，美国德特里克堡最终也会像731一样被摧毁，也许需要很久，但是一定会发生。

作者：顾秀林（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前教授）

来源：本文整理自2022年4月17日华语智库第三次中日视频会谈，顾秀林老师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