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某“著名学者”关于新冠疫情源头的言说
张正
自新冠病毒疫情流行以来，各国专业人士和广大民众就都高度关注两个问题：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还是人为制造?最先发生新冠疫情的是哪个国家?对第一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依据现有证据，已多次否定新冠病毒系武汉人为制造。至于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是首先发现新冠疫情并展开了大规模防控措施的国家，但并不等于中国也是最先发生新冠疫情的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事实研究线索显示，新冠疫情的发源地极有可能在美国。许多有正义感的国际权威科学家都站出来指出，新冠病毒跟美国有关，例如，“人类基因治疗之父”和“人类体细胞治疗之父”、著名加拿大华裔医学科学家罗盖(Peter K. LAW)教授2020年04月21日于《再生医学杂志》(Open Journal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第9卷(2020年)发表《2019冠状病毒大瘟疫(COVID-19)：起源、影响与治疗》(COVID-19 Pandemic: Its Origin, Implications andTreatments)一文，这篇文章用直接而明确的证据证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出现是为美国巩固和维持国际政治和经济霸权而设计的预谋事件”。
即便如此，美国反华当局及其追随者们仍不断以污名和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新冠病毒的产生和疫情全球流行的责任归罪中国，图谋起诉、制裁、勒索中国，以“甩锅”特朗普政府防控疫情不力的责任。这当然会激起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客观公正科学立场的各国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抵制和驳斥。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有贼喊捉贼之嫌，而且是因为美国有研制、使用细菌和生化武器的罪行案底。
迄今为止，美国挑起的这场论争远未平息。除了目前的调查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彻底揭开新冠病毒产生和传播的源头真相，一个十分重要且不可回避的原因是：当今世界和中国都存在阶级阶层差别和利益矛盾，因此，人们的判断也就难免不受国家民族和阶级阶层归属决定的政治立场、经济利益、思想感情和思维方法不同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霸权国家，美国垄断资本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力、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少政府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都被其收买和控制。无须讳言，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同化和美国梦、丛林法则逻辑的支配下，美国内外都有很多人信奉所谓“富贵之乡必是真理之地”。他们认定美国是代表先进、民主、正义、有道德的“灯塔国”，容不得世人对美国有丝毫不敬和道德怀疑，尤其是在新冠病毒源头问题上怀疑美国。当今世界存在这种现象、这种人，是同类价值观和利益追求使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体制内也存在这种现象、这种人，集中体现在某些作家、媒体人、专家、教授的言行中，其中还有肩负党政领导职务的。这在近几个月的舆情风波中暴露的十分充分。
今年1月31日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报告说“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1月25日，逾1900万人感染本次季节性流感，约有18万人住院，至少1万人死。”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仅这两条信息合在一起就证明，美国去年的“季节性流感”实际上就包含感染新冠病毒的疫情，且早于武汉新冠疫情的发生。据此及其他有关溯源线索，3月12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质疑美国：“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这一连串问题，代表了我国政府和广大人民要求美国当局回答的共同疑问，击中了美国的要害，却遭到了我国体制内外一些亲美人士的围攻和谩骂。
比较突出的一例，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某局级单位一位现职党委书记的“著名学者”于2020年3月中旬在某微信群中公开指责赵立坚：“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随之而来了各种阴谋论。连外交部发言人都跟着裹乱，气不忿翻出旧文传播点科学知识”。旧文，是他多年前写的一篇题为《阴谋存在，阴谋论存疑》的短文，以《经不起推敲的阴谋论，为何总能大行其道?》的标题重发。还声称：“现在各种阴谋论招摇过市，关于新冠病毒来源和命名的争论此伏彼起，真让人无奈。这种争论在国际舆论场上非常不利于中国，而有利于美国，特别是有利于特朗普。对于他而言，赵立坚的推特简直就是一块从天而降砸在他头上的大披萨。”
在赵立坚事件发生前还有这样一些相关情况：
2月2日前后，“新冠状病毒源自武汉”等谣言迅速在中国舆论场上蔓延。许多被美国情报机构公开资助的公知和暗中收买的亲美势力纷纷浮出水面里应外合，一方面将那些揭露新冠肺炎来自美国的言论认定为阴谋论，另一方面又捏造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大量毫无根据的谣言。
2月3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刊发辱华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强调新冠病毒的“中国属性”。
3月2日，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沃特斯在节目中要求中国就新冠疫情道歉，原话是：“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而我至今没听到中国人说一个字，哪怕是一句‘对不起’。我期待明天得到正式道歉”。
3月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放出了两个“病毒”：一是称由于中方不公开、不透明，美方获得的信息不完善，导致美方落后于疫情挑战;二是无视世卫组织的命名，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武汉冠状病毒”。
3月1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少数派领袖、共和党议员凯文·麦卡锡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帖说：“你需要知道的所有关于中国冠状病毒的事情，都可以在一个日常更新的网站上看到”，并给出了美国疾控中心关于新冠病毒情况的网站链接。
正是对中国的这种接二连三肆无忌惮的恶意攻击污蔑，迫使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以事实为依据反击和质疑美国。
令人不解的是，这位身兼党委书记的“著名学者”，对美国身上众多的大量铁证如山的证据视而不见，对美国反华势力持续不断企图嫁祸中国的“阴谋论”不置一词，却对我外交部发言人质疑美国“气不忿”，攻击赵立坚缺乏“科学知识”，是“裹乱”、“阴谋论”，这岂非咄咄怪事。
随后，他在其发起、参与的不同微信群里又公开发出一连串言论，进一步表述了其立场和观点：
1．指责中国在“甩锅”美国：
——“如今全世界大难临头，世界各国确实都很关注中美两国，都在注意中美两国的举动。两个大国唇枪舌剑，恶语相向，相互甩锅，这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会是个什么形象?!美国也许不在乎、特朗普也许还觉得挺享受呢。我们呢?我们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罢了。既然我们提了，中国就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就要考虑值此时刻各国人民的感受，就应考虑在此特殊时期如何推进共同体建设。作为成长中的大国，一切都需要有国际的大局观。”
请问他，批评中美“两个大国唇枪舌剑，恶语相向，相互甩锅”是什么意思?在美国肆意破坏中美关系对中国发动无底线攻击、中国被迫防守自卫的背景下，以貌似客观中立的姿态指责中国对美国“唇枪舌剑，恶语相向”、“甩锅”，这是什么动机?是请求中美两国都停止争论，从而树立相敬如宾、和睦共处的良好形象?但问题是——美国同意吗?还是认为，美国可以任意攻击、污蔑、嫁祸中国，而中国必须沉默、屈从、欣然接受美国“甩锅”，否则，就是中国不讲“国际的大局观”?有损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忘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但这种“国际的大局观”逻辑，难道不是赤裸裸地要求中国对美国逆来顺受，任其“甩锅”、妖魔化和随意宰割吗!
2．反对中国媒体报道美国和西方国家情况进行“毁誉筛选”：
——“国际观不容扭曲。现在一些媒体声音正扭曲着中国人的国际观，即对外部信息进行‘毁誉筛选’：有意无意地选择有利的、赞扬中国的所谓‘利华’信息，而屏蔽所谓‘不利’的负面信息;特别是报道有关美国和西方国家情况时，专门选择负面新闻和信息，甚至做诋毁性的报道，严重误导国内舆论，助长了一些人的‘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扭曲认识。但这毕竟是在制造假象，假象终究会瓦解。”
这段话是指责国内“一些媒体”专门选择负面新闻和信息报道美国和西方国家情况。但是，(1)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否不存在负面新闻和信息，乃至恶意散布大量污蔑中国的谣言?如果存在，报道美国的这些负面情况有何罪过?(2)国内媒体报道甚至夸大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正面新闻和信息还少吗?国内某些人的亲美、崇美、恐美表现还不够严重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媒体以事实为依据回击驳斥下美国有什么罪过?(3)所谓“一些媒体”指哪些媒体?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左翼媒体还是右翼媒体，为什么不具体说明?(4)所谓“毁誉筛选”是在“制造假象”，助长了“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扭曲认识”。他这个判断，涉及如何认识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立场不同、国际观不同，看法肯定不同。请他回答的问题是：一、在他心目中，不容扭曲的“国际观”是什么样的?二、世界上是否存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经济背景的媒体，因而可以绝对独立自主、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毫无“毁誉筛选”地进行新闻和信息报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吗?如有，请一一列举。三、美国和西方国家媒体在报道中国情况时有无“毁誉筛选”、双重标准、甚至造谣中伤问题?如有，怎么听不到他的相关批评和分析议论?
3.中国应学习台湾韩国新加坡和英美等疫情防控的智慧和模式：
——“我们观察台湾充分汲取了2003年非典的经验教训。上次台湾很惨。新加坡表现也不错。韩国目前也基本控制住了局面。”
——“台湾地区是到目前为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为成功的地区。首先是前期准备充分。早于大陆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在大陆第一例病例输入之前做好了准备，有效地防止了大量的外部输入。在疫情防控第二阶段，台湾发挥医疗体系的优势严密防控，成功防止了疫情的社区传染及大规模爆发。”
——“人类的智慧包括中国的、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等等，其中有特朗普的、约翰逊的、安倍的、普京的等等，但都要和新冠的脾气对表。现在说什么还都有点早，看看新冠的脾气再说吧。”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形成了各国防控疫情的不同模式。根据目前国际医学界的最新研究，新冠肺炎会大概率成为一种慢性病。如果新冠肺炎真的演化成为人类的一种慢性病，呈现季节性流行趋势，中国目前防控疫情的‘休克疗法’就必然要进行相应调整。一旦中国需要调整，包括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国在内的多国疫情防控策略和措施就是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前两段话对台湾防控新冠疫情的成效给予“最为成功”的评价，顺带夸奖了新加坡和韩国。后两段话提醒我们，“人类的智慧”不是只有中国的，还有美国的、英国的，等等。中国应适时调整目前的“休克疗法”，把包括美、英在内的多国疫情防控策略和措施作为重要借鉴和参考。
这些说法总感觉其中有话中有话、不便明说的言外之意：中国的“休克疗法”并不智慧，不如其他国家防控策略和措施包括“群体免疫”模式科学和成功。在英美“群体免疫”战略遭受重大挫折，中国的抗疫成就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这位党委书记的这番言论的本质意图是不言而喻的。
4.中国应接受“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约定俗成定名：
——“关于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疫情命名之事，确实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政治意义。这种命名实际上会有两种方式：一是，专业组织、流行病学上的定名;二是世界范围的民间‘约定俗成’的定名。专业组织、医学界的定名现在没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名为：COVID-19。但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约定俗成’这部分。现在中美之间在此问题上的龃龉，很可能会在客观上助长‘中国病毒’、‘武汉肺炎’这类口语化约定俗成的定名得以更有效的流传。”
——“世界卫生组织的COVID-19，显然和大众不具有‘共同知识范畴’。就像小朋友之间爱起外号，有时候越是否认、越是抵触，外号反而传的越开，以至于人们都忘了你的大名。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定名就是这种情况。那次大流感最早起源于美国。但百年之后，世人皆称：西班牙大流感。”
——“中美双方关于病毒及疫情定名的争论现在已经在国外网络上刷屏了。还有消息指，某北欧国家小学教唱新儿歌，歌中唱道病毒来自中国。这些情况下，都应该很有利于病毒和疫情约定俗成的定名在国外民间流行，有利于其口口相传。”
——“对于中国来说，淡化有关病毒起源和疫情发源地的争拗是当下最明智的选择，否则的话就会越抹越黑。”
这套说词的意思很清楚：世界卫生组织给新冠病毒的科学定名COVID-19，不如“中国病毒”、“武汉肺炎”这一所谓“世界范围的民间‘约定俗成’的定名”更易流传。所以，中国当下最明智的选择是淡化有关病毒起源和疫情发源地的争拗，接受“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定名，否则的话就会越抹越黑。也就是说，在新冠病毒定名问题上，这位“著名学者”兼党委书记极力主张中国向美国妥协让步。
事实是，“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并非世界范围的民间约定俗成形成的，而是美国利用其话语权强加给世界各国的。美国是何居心用意，天下人都明白，难道他不知道?这恐怕只能认为是他自以为得计想出的又一套企图说服中国政府和人民听任美国反华势力栽赃中国的说词。
为什么这位曾以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代表人物自居的“著名学者”兼党委书记现在的论调，总是那么异样，与过去相比判若两人?他本人在2018年发表的《阶段性是认识国情的关键》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以所谓左派而论，我本人也被一些朋友网友认为是左派，至少以前是，现在据说是‘画风大变’，尤其是近十来年，我从不与人争论更不参与所谓‘左右之争’。一些比较熟悉的朋友甚至认为我的思想观点有很大变化。”
——“现在所谓的‘左与右’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国情认知的不同。所谓左派更注重和强调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而所谓右派更注重和强调人民的政治权利。左派心软，同情弱者，见不得不公平，但处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的中国，各方面处于行百里路半九十最艰难爬坡阶段的中国，能跟现在的西方国家比福利、比待遇吗?! ”
——“右派的核心观念是自由、民主、人权这类政治观念，要求采取体现那些观念的社会组织形态与政治制度。但做不到，行不通，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具备条件，一句话是发展的阶段性使然。因此，多从阶段性上考虑问题，许多问题就会被理解乃至消解。”
他关于中国“左右之争”的新思维，完全勾销了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是否存在为了谁和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中国的爱国大众从现实生活特别是互联网上的争论都知道，右派主张，中国应该改行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应该依靠中外资本和各类精英;左派认为，中国应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应该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而这位“著名学者”、现任党委书记则认为，中国只存在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不存在所谓道路问题和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或认为争论这些问题无实际意义。因此，他判断中国发展进程的阶段性问题是以中国处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哪一阶段为依据，完全不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本质要求。
还应请问他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精准扶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难道不能或没有提高广大中国人民的福利和待遇吗?自由、民主、人权这类政治观念，难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或没有体现吗?
“所谓左派更注重和强调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而所谓右派更注重和强调人民的政治权利”，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素养，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些“话术”就变成了在“左与右”之间“捣糨糊”。
他自己也知道，“一些比较熟悉的朋友甚至认为我的思想观点有很大变化”，他的确发生了极大改变，正如他自己也承认的，他这个之前的“左派”现在“画风大变”。他在立场思想观点上的变化，是伴随着他从一个普通学者升迁为一个“著名学者”和局级单位的领导发生的，在此过程中，美国、西方和国内资本势力不断向他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出国访问，通过媒体把他吹捧为“中国高层智囊团”成员，随之，他自以为与普通大众不同的自我精英意识也在不断膨胀。从他大同小异的反“阴谋论”文章的话语就可发现，其藐视一般大众的精英意识有多么强烈。
——“科学思维，主要是指人群中少部分人所具有的那种认识事物潜在前提的认知倾向和能力，也就是俗话说的‘有脑子’。但问题人群中的大多数人是不具备专门知识和科学思维能力的，一个简单的、单一性的解释是最容易让他们接受和理解的。”
——“根据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一般认为具有独立判断能力、行为不易受到外来影响的选民不会超过全体选民的四分之一。因为多数人不具备科学思维能力，大众易于接受简单化的认识，所以阴谋论将会永远存在。”
——“人们在生活中总会碰到不如意，特别是普罗大众、社会下层群众。当他们有不如意、不满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需要找到自己以外的原因，找到一个‘敌人’。迁怒他人，正好可以把自己从内心里解脱出来。阴谋论，是满足这种大众心理需求的好材料。如果说，大众认知心理的状况为阴谋论提供了认识论的可能性，大众的社会心理则为阴谋论提供了动力和需求。”
——“阴谋论的流行与大众的认知能力、社会意识有关，但制造或者说阐述阴谋论的人恐怕多数是社会的精英人士，即具有制造思想能力的人和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无须讳言，阴谋论也是影响和控制大众的一种手段，而且比那些十分费劲的科学理论、合理解释更廉价、更有效。所以，阴谋论是精英阶层的阴谋。”
这些论述说明，他以有无科学思维能力把社会划分为大众和精英两类人。大众是“阴谋论”的需求者，精英则是“阴谋论”的供给者。而他能把需求与供给二者合二为一，解释为“阴谋论”的一体两面，自然是精英中的精英!
眼前的真问题是，新冠病毒疫情有两种“源头说”，一种是毫无根据地一口咬定在中国武汉，另一种是依据大量科学研究和事实线索推测在美国。那到底哪一种“源头说”是“阴谋论”呢?从这位精英反“阴谋论”文章的闪烁其词中是找不到答案的。但从他给赵立坚扣“阴谋论”帽子看，可判断出他认为，推测源头在美国的是“阴谋论”，咬定中国武汉的不是“阴谋论”。换言之，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搞“阴谋论”。
他最近公开发出的一条微信，完全证实了这一判断。在这条微信中，他以斩钉截铁的底气说：“别上美国找了，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政治学、情报学乃至刑侦学的知识看，案发现场是根本。一切的焦点就是武汉!一切的着眼点、切入点就在这里。不能舍近求远，我们有现实研究条件的地方也只是在武汉。线索和答案都可以从那儿找出来。”
真不知道，这位中国精英是率先发现了事实真相了呢，还是变身成了美国人?这种“一切的焦点就是武汉!”的说法，不正是在赤裸裸地配合特朗普、蓬佩奥“甩锅”中国、栽赃中国、向中国巨额索赔的法西斯主义大阴谋吗?
他如此认同美国的说法、维护美国的名誉和利益，是有其思想认识根源的。两三年前他在微信群中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发表过这样一种看法：“开放，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主要是对美开放，直到如今中美关系依然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开放又连着改革。只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美关系就是大局。按大家爱说的词：核心利益，那维护好中美关系就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看来，他的确非常重视中美关系，把“维护好中美关系”提升到了“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这样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在新冠源头问题上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主动为美国起诉、制裁、索赔中国的“阴谋论”帮腔!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同时还是一位“著名学者”、局级单位党委书记应有的行为吗?
奉劝他，尽快端正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吧!并请不要忘记，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开了中国广大爱国人民的支持和艰苦奋斗，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都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