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凸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乔新生
发生在湖北武汉的重大疫情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央大型国有企业中建三局在一周时间内建成了火神山医院，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建成了雷神山医院。全国各地国有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铁路、公路、民用航空等国有大型运输企业一齐出动，将来自四面八方的医务人员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湖北武汉。湖北武汉这个华中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成为抗击重大疫情前沿阵地，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人们在为医务工作者无私奉献和全国各地国有企业大力支持欢呼雀跃的时候，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为什么湖北武汉这个特大型的城市会出现医务人员和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
部分学者直言不讳，认为我国在医疗资源配置体系改革过程中为了给社会力量办医院保留足够的空间，有意识地压缩减少公立医院，这就使得湖北武汉的医疗资源配置出现严重不足现象。
部分学者估计，2019年，我国公立医院1.19万个。而私立医院已经达到2.32万家，比上年同期增长2800家。2017年武汉市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总数的729%。湖北省武汉市公立医院严重不足。
如果这个统计数据属实，那么，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为什么重大疫情发生之后，武汉市许多患者或者病毒携带者没有及时得到医疗救助。对于许多民营医疗机构来说，救死扶伤必须让位于商业赢利。如果救助服务不能给医疗机构带来商业利益，那么，民营医院不会主动救助那些病毒携带者。
部分学者从2019年6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截至到2018年底，社会力量办医疗机构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全国医疗机构的4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有关部委专门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的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湖北武汉发生重大疫情之后，许多患者费尽周折却无法得到医疗救助，为什么一些病毒携带者不得不生活在家中，最终导致感染患者人数急剧增加。
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兴办医疗机构是大势所趋。这是促进我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只考虑到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兴办医疗机构的重要性，而没有考虑到医疗保健公共产品的属性，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加政府医疗保健公共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民对健康的需要，那么，一旦出现重大疫情，必然会导致医疗资源出现严重短缺的问题。
现在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支援湖北，中央组织各地的医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湖北，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湖北武汉正承受医疗机构不足和医务人员减少的代价。
正如一些有心人统计的那样，某个一线城市虽然派出医务人员到湖北武汉抗击重大疫情，但是与许多省市相比，一线城市派出医务人员人数之少，令人感到惊讶。这不是因为一线城市的卫生保健部门不愿意派出志愿者支持湖北武汉，而是因为这个一线城市的民营医疗机构遍地开花，公立医院寥寥无几，要想在少数公立医院中找到医务工作者支持湖北武汉同时又不影响公立医院正常的医疗救助工作非常困难。
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适当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正确的。可是，如果忽视了医疗保健公共产品的属性，那么，改革用力越大，带来的风险也就越大。
如果湖北武汉没有发生重大疫情，或许人们根本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会出现严重问题。
借助于社会力量办医院是为了满足人民健康需要。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商品的交换逻辑和公共产品的配置方式完全不同，政府可以购买服务，用来解决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可是，如果冒着极大的风险救助传染病患者，即使政府出资购买医疗服务，也未必能够满足控制重大疫情的需要。
按照一些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当医务工作者面临巨大风险的时候，他们宁可放弃高额的服务费用，也不愿意冒生命健康风险支援湖北武汉。
不能责怪民营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他们的确是医务工作者，但是，他们在民营医疗机构只不过是一个雇员。他们必须遵从市场经济的法则，必须为自己的身体负责。一旦他们染上病毒，那么，有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有可能会丢掉性命。如果他们不考虑自己的处境，至少应该考虑自己家庭的需要。
同样是医务工作者，那些在公立医院的医务工作者，自然而然地拥有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工作，而是在履行救死扶伤的伟大使命。他们所做的一切能够得到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如果在医疗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为了增加社会医疗机构的数量，而减少公立医院，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医疗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重大疫情到来时，医务人员严重不足。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既包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包括生活资料的公有制。所谓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就是政府要为每个公民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如果每个公民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那么，公有制也就成为镜中之花。过去人们理解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丝毫没有意识到，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可能更为重要。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可是，这些国家利用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了完备的生活资料公有制。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生老病死都有政府负责，因此，这些国家的公民衣食无忧，他们自然而然地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整个社会形成良性循环，每个公民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工作，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奋斗，这个国家就会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反过来，如果每个公民都为自己的生存担忧，他们必须考虑教育、住房和医疗保障问题，一旦生病，多年的努力都会化为泡影，那么，他们在工作中就会优先考虑的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等到他们有一定的积蓄实现实现财务自由之后，才会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然，如果国家没有为每个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保障，那么，也不要指望公民能够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服务，因为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资料来自于个人努力奋斗，而不是来自于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公民不会为了国家而舍生忘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捍卫的制度和国家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我们还存在许多盲点。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当一个社会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忙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就能充分发挥作用，资源的配置就会逐渐的合理化。这种原教旨主义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根深蒂固。只要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去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根本没有市场。
每个公民的自然禀赋不同，国家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基本的公共产品，因为只有这样，国家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如果重新回到丛林时代，指望那些“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依靠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拿出一部分财富，帮助那些失去生存能力的群体，那么，整个社会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失衡的现象。
美国医疗保障体系之所以存在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在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过程中，看到了市场的力量，但是，却忽视了医疗保健公共产品属性。美国前任总统试图通过购买强制保险的方式，解决弱势群体或者中下层收入居民的医疗保险问题，可是，美国政府很快发现，只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中受益的只能是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以及庞大的医疗集团，中下层居民不可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吸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找到一条符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笔者的建议是，中国应当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医院，但是，政府应当投入巨资建设医学院，医学院设立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既是医学院学生的实习机构，同时也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公立医院；既是流行病学调查的场所，同时也是重大疾病研究的科研机构。建立医学院、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三位一体的医疗保健体系，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医疗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
政府鼓励发展健康产业，包括妇幼保健和养老产业，凡是符合条件的地区，都可以批准设立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机构。但是，公立医院必须承担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职能，国家医疗资源必须全部投入到医学院和医学院的附属医疗机构，一方面提高我国医学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要。每个医学院都必须在医疗机构中设置流行病学调查中心，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有条件的医学院可以设立高等研究机构，负责研究疑难杂症，并且将研究成果用于提高我国的医学教育水平。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本末倒置，为了发展中国的健康产业而减少公立医院的数量和规模，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医疗社会保障的责任推卸的社会。
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对医学院资源投入力度，建立独立的医学管理体系，医学院附属医疗机构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必须实行分级管理，所有公立医院都必须优先满足居民基本的健康需求。公立医院实行医务人员轮换制度，确保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必须定期下基层，一方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另一方面为社区医疗机构患者服务。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