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破解中国海上困局的题眼

张文木

说明：本文刊发于2013年2月19日《中国国防报》，原标题：《钓鱼岛是破解中国海上困局的题眼》。本文是最新修订。主要内容涉及：黄海是中国海防的“命门”;两岸分离使中国在南海实力受限;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得道多助;东海问题的解决应优先于南海;钓鱼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关键地带;台湾是亚太大国博弈的中枢;美国脱手台湾只是迟早问题。

我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大国，在海洋上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重大的战略利益。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我国安全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因此，准确地认识存在于西太平洋的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分析实现这些战略利益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是十分必要的。

一、黄海是中国海防的“命门”

中国海区按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特征，如果不考虑内海渤海，可分为黄海、东海、南海三大海区。

黄海是中国海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黄海关乎东海的稳定和台湾地区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国台湾就是从控制黄海制海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仍野心不死，而切断日本南取台湾的关键，还是对黄海的控制。这是从制海权的角度考虑。如果从制陆权的角度考虑，黄海不仅毗邻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山东两省，同时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门户。在此区域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对中国政治安全有着全局性的严重威胁。

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湾动，而台湾动则中国动，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的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1]

控制黄海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实现两岸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汉代贾谊所说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2]之势。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二、两岸分离使中国在南海实力受限

朝鲜半岛位于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毛泽东在1937年3月写的《祭黄帝陵文》中有“琉台不守，三韩[3]为墟”[4]的诗句，说的就是琉球、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齿唇依存的关系。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控，中国在南海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

在台湾南北两段中，台湾以北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台湾北侧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而控制了台湾，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

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国台湾就是当年甲午海战胜利的直接后果;1951年，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也是从封锁台湾海峡开始。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正是两岸分离才使中国在南海的实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南海方面，中国面临两个战略通道：一是进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巴士海峡，另一个就是进入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离中国大陆过于遥远，其矛盾性质也不同于东海，中国当用团结南海国家的方法，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通道安全。

三、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得道多助

在“三海”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不同。如果以台湾为中界，在台湾以北的黄海和东海中国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两岸统一，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直接对手是日本。我们知道，台湾回归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

日本———与美国和东南亚诸国不同———从1972年至今仍坚持不承认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表面上看是挑战中国，究其实质是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唯一与德意法西斯签订同盟条约的国家，因此，日本颠覆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举动，引起的不仅是中日之间而且是日本与整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和平体系一定是法权体系，远东的雅尔塔法权体系是以镇压和剥夺日本法西斯及其权利为前提的，而现在日本要利用“冷战”与美国绑在一起来颠覆这个前提，在俄罗斯南千岛群岛、韩国独岛、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等提出所谓“主权”的要求，其结果是日本更加孤立。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中国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中国，而中国却没有获得事实享用的利益，这样的要求有理、有利、有节，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胜算的。在台湾问题上，亚洲国家宁可接受一个资源供给丰富且有巨大回旋余地的中国，也不愿接受资源奇缺和生存空间狭小的日本。

四、东海问题的解决应优先于南海

在台湾以南的南海地区的矛盾相对比较单一，这里并不存在与“雅尔塔和平体系”相矛盾的国家。本质上是可调整的同一法权体系内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得到东南亚国家的响应。更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有着相互依存的需求，它们(与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数国家始终与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保持相当的距离，其原因，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5]。

有鉴于此，目前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响应，也正因此，美国更希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让中国在冲突中为美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6]，将本不愿紧跟美国的大多数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对此，中国应予以高度警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黄海、东海和南海对中国海权建设而言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个海域，台湾问题是阻挠中国“三海”形成一体联动的主因环节，因而两岸统一是南海和东海所有问题解决的主要矛盾，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南海和东海问题属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可调和的“雅尔塔和平体系”内部的矛盾，后者是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调和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现也比较孤立。第三，东海问题的解决应优先于南海。

五、钓鱼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关键地带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从东海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的岛屿，因而是我们必须全力维护的关键地带。通过它，中国海上力量可东进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进入巴士海峡的东北口，由此既可对台湾东海岸实行有力保护，也可从外围与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力量相呼应。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日本本土相距近千公里，而距中国大陆(温州市)仅有300余公里，属中国须倾其全力保卫的核心利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离日本的盟国美国的本土更远，不属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不会———除非美国出现像希特勒那样对苏联失去了起码判断力的领导人———也不值得在此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

太平洋战争后，冲绳为美国占领并成为美军军事基地至今。这名义上为遏制中国，其实连日本也明白，它还有监控日本的作用：美国要防止日本咸鱼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报复美国。驻扎在冲绳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国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发挥，却足以遏制日本南下。

对中国而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与台湾的“接榫”地带，日本对钓鱼岛的企图本质上是对台湾的企图，因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决定国家统一大业的成败，也决定中国在西北太平洋海权建设的成败。由此可见，中国推进“三海一体”建设的关键在两岸统一，而实现两岸统一的关键在于实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

六、台湾是亚太大国博弈的中枢

在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中，台湾问题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打开西太平洋海权困局的破局地带。他告诫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7];两岸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8]。

战略考虑就是对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考虑。邓小平同志的考虑是清醒的。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这个“肘关节”得以“痊愈”，那么从辽东半岛经台湾岛至海南岛之间就会连为一体，其间的海上力量就会形成巨大的合力，并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构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在此基础上，东海和南海其他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邓小平同志是从“三海一体”的大格局中把握中国面临的海洋岛屿争议问题，而且还将解决台湾问题看做是破解这错综交织矛盾的关键环节，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与此相对应，邓小平在东海、南海岛屿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9]的政策。

台湾是亚太大国博弈的中枢。通过控制台湾牵制中国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国东进太平洋，至今还是美国没有放弃的战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说明的，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冷战期间防止苏联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战略目标。

但是，与日本的地缘政治需求不同，台湾并不处在美国核心利益的线路上。只要不影响美国核心利益，美国就不会为台湾动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反攻日本的时候，就没有选择离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从中太平洋发起攻击，因为在这一带有美国必须死保的海上运输线。

可以断定，未来阻挠中国国家统一进程的主要力量来自美国。但与日本相比，由于台湾不在美国核心利益线上，非核心利益就不会动用无限手段，因此，美国未来用于支持台湾分离势力的资源绝不会大过朝鲜战争，更不会大过越南战争;这是由于美国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台湾，这与美国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鲜一样。

七、美国脱手台湾只是迟早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且不说台湾就近于中国大陆，中国有的是时间以逸待劳，而美国为台湾则要劳师远征。对美国而言，台湾只是用于北御日本和俄罗斯、西阻中国的“虚子”。既然是“虚子”，美国就不会全力以赴。

有人会说，美国是海权大国，这话没错。但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我们战略研究的中心任务不是制造矛盾，而是转化矛盾，将矛盾转化为有利于自己。我们知道，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近代史上英国海权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绝对制海权的实现永远需要绝对制陆权的配合，正如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陆的绝对制陆权而实现的道理一样，用于支持海上作战的岛屿资源的总量决定海上战斗力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中国大陆对其近海的作战力量的资源供给线最短，其资源供给量近乎无限。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其近海的制海权具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天然且不可抗的优势。美国无疑是世界海上强国，但具体到中国东部近海海域，美国的海上优势就会在此大打折扣。

事实证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对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国没有料到的是，美国在与苏联和中国对抗并消耗自身国力的同时，欧洲却携欧元快速走向统一。可以断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今后逐渐脱手台湾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如上所述，台湾虽不在美国核心利益线上，但却处于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国东进太平洋的两条核心线路的交叉带上。除了主权因素外，台湾不仅是中国打开中国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它更是中国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区最便捷的门户。目前，中国制海权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深海制海能力严重不足，而没有深海，中国最具威慑力的海上战略力量就无法充分施展。

从近现代中国分裂的导火索多来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亚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权而陷入内战的经验看，实现从辽东半岛经台湾岛至海南岛的无缝链接，是中国新世纪顺利成长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必须完成的国防任务。

注释：

[1]苏浩，任远哲著：《中国海疆问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5页。

[2]［汉］贾谊：《治安策》，载阙勋吾等译注《古文观止》（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页。

[3]“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4]《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5]张善明，袁秀凡著：《美国的贪欲 对世界的警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

[6]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8页。

[8]邓小平：《在中央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9]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南海争议岛屿解决办法时说：“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这个思路被概括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