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微信、微博用户，日信息发送量达200亿条，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头号网络大国。全无时空屏障的网络信息传播，其越来越普及和多样化以及其个性化特点，对广大网民高涨的求知欲望的满足、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形成，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正能量的昂扬，对亿万网民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客观存在，这一点，万不能忽视。老百姓上了网，民意同时也上了网。善于从网上了解民意，吸纳民智，许多领导干部从中长见识，学习和掌握在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但是网络上各种错误思潮，诸如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全无节制的自由散播，已使之成为各种错误思潮恶性泛滥，并带来消极影响的最重要的平台。
网络自由的恣肆泛滥，使我们从意识形态领域激烈较量中清晰地看到了以下一些端倪和特征。
一、某些寻常事件或突发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斗争，成为一种常态，其上升频率正在不断升高。如《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发表后，引起网上一片凶猛围剿；辽宁日报批评高校教师在讲课中“言必眦中”的评论员文章带来的轩然大波；围绕狼牙山五壮士被诬辱以及对之作出的正义斥责，并由此引起反诬为对诬辱者构成名誉损害引起法律诉讼而对簿公堂。较近的如和颐酒店，一女子被无辜绑架，再如魏则西案和雷洋案，甚至如湖北、江苏部分家长为给子女争夺高考名额，围堵教委，如此等等，均被迅速发酵、炒热。
二、网络民心对各种力量来说都是巨大的政治资源。由于中间地带的网内外群众具有极大的可影响性和可塑性，因而是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民心富矿。通过对某特定突发事件不断发酵、炒热，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以壮大自己力量，实际上就是争夺广阔中间地带的群众。这一争夺成为某些网络大V和他们所辖的水军的斗争首要目标，并为之展开殊死的角逐。
三、通过议题设置等招数，将某些特定突发事件向政治事件转化，把斗争矛头迅速指向党和政府，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狼牙山五壮士一案中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保卫共产党的斗争。人民大会堂五·二晚会某些节目被刻意炒作，是炒作者蓄意蛊惑大众，影射有人要发动第二次“文革”，实际上是把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中央和本届政府。人们还清楚地看到，一些错误思潮的散播者蓄意混淆左和“极左”界限。用反“文革”重演反左，以达到封左派的口的目的，使左派陷入“足将进兮而趑趄，口将言兮而嗫嚅”的犹豫彷徨的境地。捆住左派手脚，马克思主义即被迅速边缘化，他们“眦中捧美”自然也就如入无人之境。
四、国内外敌对势力积极插手，几乎每一次突发事件引发的网络舆论斗争都有高人指挥，背后藏着的是敌对势力的魅影。那些网络大V、公知人物和法轮功、民运分子、宗教极端势力串连勾结，煽风点火，搞乱人们思想，撕裂社会良知。柴静的《穹顶之下》电视记录片的制作和播映，可谓典型一例。该片受美国资助，锋芒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党及政府，其蛊惑力和恶毒用心昭然若揭。任你巧舌如簧，也无可狡辩。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由敌对势力挑起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其组织化趋势已日趋明显。其大体上的体系是境外指挥、国内土围子（如炎黄春秋、共识网等）部署、网络大V打头阵，网络水军迅速跟进起哄。此体系已日渐见其规模和运作力度。
全无节制的网络自由掀起了意识形态领域上空满天乌云乱飞，但社会上硬是有那么一些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得不够的好汉们出来拍胸脯叫板、叫阵。这，真真切切验证了“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至理名言。今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了该刊编委会成员，当今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中的佼佼者周瑞金题为《意识形态工作也要改革创新》一文。文章称：“粗率地封网、删帖、屏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倡导‘不争论’”，“不应将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建设之外，吸引到网络上的‘主义之争’‘路线之争’上去”。还说：“网络管理不应局限于消极的删帖和注销网友账号，关键是推动和保障社会各群体都能上网表达”，这些话说得很露骨了。周瑞金对网络管理可谓痛恨至极，他要为那些全无节制的网络自由大开绿灯，大开方便之门。他认为删贴是消极的，自然包括删帖那些反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反党反政府的言论，他认为注销网友账号是消极的，自然要把任志强这种挂着党员招牌却不遗余力地干着反党反中央的勾当的互联网账号注销掉包括进去。他对他认为的“矫枉过正”的“错误做法”真是恨入骨髓，而对那些被删帖的言论和被注销掉的账号又是何等一往情深啊！周瑞金还公然声称：“只有促成信息的自由流动，才能达到信息的自我净化”。还需要对他这句话做出什么题解和诠释吗？他是嫌当下网上那种全无节制的网络自由还十分不够，大大不够，而他心仪的那种网络自由却又能做到使信息自我净化。也就是说当着那种网络自由自由地绑架公众舆论的时候，形成有利于敌对思潮一统天下的舆论态势的时候，信息就自然净化了。这是一种“眼睛一眨，母猪变鸭”的逻辑。
如果说周瑞金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得不够，错怪他了吗？周瑞金文章的后面部分还特意表现出对“意见领袖”（注：也即前文所指的那些网络大V、谣言大V等）的偏爱和厚爱，他说：“‘意见领袖’失去在大众传媒发声的机会，容易剑走偏锋，越是边缘化越是激进化”的说法“很有见地”。他鼓励把那种全无节制的网络自由带到政府部门里去，带到党媒等主流媒体中去。他声称要为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开闸放水”。他要开什么闸，放什么水，他要把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媒体闹成什么样，早已不言自明。周瑞金的大作虽然也有若干正面的包装，但是不管这些包装何等漂亮，都掩盖不住其间包蒧的祸心。对这样的祸心不予公开揭露，就是置网络安全于不顾的失职行为。
习近平同志早在2013年“8·19”讲话中就指出：“互联网是我们的最大变量，搞不好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事实正如总书记所言。探根究底，中国的互联网本来就基因不好，它一出生就基本上受外资控制，泱泱大国，几乎无密可言；生杀大权，操之敌手；网络安全，命薄如纸。其核心技术和硬件设备自互联网“襁褓之始”就受制于人，直接制约了我国自身互联网信息产业的发展，诸如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蕊片及基础软件产品，均系我短板和严重缺口。短板和缺口能否补齐补全，攻关能否突破，是我当务之急。必须加倍努力，促我国互联网信息产业加速发展。尤应注意者，国内外敌对势力乘我互联网先天不足，袭我后天，横施暴虐，制造种种危厄。要振兴我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大业，必须振奋精神，挺起胸膛，坚决克服网管中的松、软、薄弱的现象。习近平同志不久前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这两个“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是总书记授予我们的“尚方宝剑”。我们要坚执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捍我国制、卫我民族之利器，毫不动摇、齐心戮力，该坚决制止和打击者，坚决制止和打击之；该坚决管控者，坚决管控之。
习近平同志说：“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不能超越了宪法律界限。”这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要敢于亮剑，而不是剑不出鞘；要敢于发声，而不是三缄其口；要敢于担当，而不是畏葸不前；要成为维护网络安全的真正战士，而不是做临阵脱逃的逃兵；要不怕引火烧身，不怕惹种种麻烦，加强政治敏感性，把网络上的话语权和舆论引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而决不留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敌对方。如此扎扎实实努力下去，就能逐渐创造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