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转基因问题他指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议、有疑虑，这是正常的。对这个问题，总书记强调：一是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打稳扎，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据此做了专门规定，突出强调了这两条，第一次宣布了我国关于转基因的大国策。这些指示和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全面贯彻，决不能口头赞同，行动抵制，断章取义，选择性解读使用。
一、积极研究：绝不充当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的分销商和附庸。
在研究上要大胆，指的是在科技上要自主创新。要加快研究完全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有可靠安全保障的转基因技术，决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更不能打着研究的旗号，实际上充当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的分销商和附庸。当前，在国际上已经商业化的植物基因，主要是抗除草剂和抗虫两类，这两类基因的知识产权均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我国当前从事转基因农作物研究的单位和个人数量不可谓不多，经费不可谓不充裕，但是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不掌握核心技术
而借用外国现有技术的现象，绝大多数只不过就是把这两类基因导入现有作物。这类活动，甚至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充其量只能算是低水平的商业扩散。为诱使我们上钩，在研发阶段，西方并不会急于强调知识产权问题，但是一旦大规模商业化，外方必定会公开向我们提出基因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将我们套牢，使我们长期受制于人。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控制了抗虫和抗除草剂两类基因的专利权，每一个研发流程都申请了专利保护，使用者都要支付巨额专利费。今天的巴西、阿根廷等国种植的大豆、玉米完全被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控制，从国家到农民都失去了选择权和话语权。谁控制了种子，谁就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这个国家!
当前外国种植较多的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物种，不仅不能够增加产量，也不能真正减少农药使用量，而且对人类健康存在巨大危害并严重污染环境，因此，绝不应该成为我国农业育种的发展方向。总书记指出的“在研究上要大胆”，就是强调要突破对外国已经掌握的所谓基因性状的依赖，就是强调要打破现有的抗除草剂、抗虫基因的局限，从而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条件，根据人民群众的希望，开发出增产基因、环境友好基因、低成本基因、无毒无污染、无危害基因，真正占领当代转基因技术的战略制高点。这些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必须完完全全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并且需要经过严格的、全面的安全评估。不仅彻底摆脱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的纠缠，而且能够远销欧美、俄罗斯、日本市场，成为农业高科技的拳头产品，为国争光。
二、确保安全：中国没有任何试错的余地。
总书记强调转基因研究要“确保安全”，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这是在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商业化方面对我们提出的事关安全底线的刚性要求。这些要求对当前我国转基因非法种植、非法流通、非法销售、非法聚众“试吃”现象普遍存在的现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就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来说，转基因技术问世时间不长，就一般意义上的转基因技术而言，至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验结果上，全世界科学界都存在巨大的分歧与争议。至今没有任何严肃的科学家敢于打包票，说转基因不存在安全问题。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最近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制造新型超级生物的基因工程可能造福人类，也可能犯下可怕的错误，“制造出一种病原体来攻击人类或全球生态系统的某个重要部分”，从而导致“世界毁灭”。正因为转基因技术存在公认的巨大安全风险，所以世界各国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制定了极其严格的管理规范，力求把转基因可能的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至于西方目前极力推销的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虽然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极力辩称没有问题，但已有美、俄、法科学家大量实验证据和南亚、拉美许多国家引进转基因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一再揭示其严重危害性。其中除草剂中的草甘膦的高致病性、高致毒性、高致癌性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常识。
对中国来说，目前转基因安全问题突出表现在对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盲目进口和无序扩散上。一
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就是这几年西方转基因大豆在某些人的密切配合下，向中国大肆低价倾销，已经把中国占优势的传统大豆业摧垮了。中国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曾经长满了“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现在却是西方转基因大豆恣意横行的天堂。难道我们还准备前仆后继，再接着把玉米、小麦、大米一个个拱手让人吗?大量盲目进口西方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结果不但导致近年国内各种疾病成倍上升，而且毁了中国传统农业，让西方卷走中国大量资金，使中国的种业逐步落入西方之手，使中国逐步丧失粮食主权，使中国人的脖子一步步捏在西方手里——而这还是假设西方没有任何害人之心的情况下最不坏的结果。如果西方心怀邪念，以转基因为手段，对中国实行生物灭绝战争，那后果更不堪设想。问题是连上帝都无法保证魔鬼不会从瓶子里跑出来。中国是一个耕地少，人口多的农业大国。13亿人的吃饭问题是天大的问题，13亿人的粮食安全比天大，是国家安全中头等重要的安全，容不得半点闪失。我们不像地广人稀的美国，错了可以重来，中国没有任何试错的余地。其他问题错了，有的还可以设法弥补，唯独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一旦出了差错，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往轻了说危及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定，往重了说危及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那么，转基因技术究竟应由谁来“确保安全”?显然应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统筹，成立跨部门的权威机构和真正脱离利益集团的专家委员会来具体经管此事，任何一个具体工作部门都是无法单独挑起这副重担的。
三、严格监管：决不许拿国家法律法规当儿戏
依法从严管理转基因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对转基因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2005年瑞士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禁止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和禁止进口转基因动物的提案。今年1月13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法令，允许欧盟成员国在本国限制和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从而结束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为保证种子安全，俄罗斯政府严格禁止外国染指俄种子、种禽和种畜，禁止国家资金进入转基因领域。日本虽为美国的盟国，但至今不允许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出于日美关系考虑，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一定数量的转基因产品，但日本严格实行《转基因食品标识法》，专柜销售，严格管理。美国作为种植与出口转基因的大国，迄今对于自己的主粮小麦也不敢进行商业化种植。
本来我国对转基因的管理有明确规定。例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明文规定，未经审核批准，转基因作物不能随便种植、流通、销售;任何人都不得任意散播转基因作物及含其成分的加工食品，任何私自赠送、扩散、宣传转基因大米都是非法行为。但是，我国转基因研发过程中，不遵守安全规程，导致转基因物种扩散、流失、污染环境的案例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根据官方正式确认，我国目前只批准了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木瓜的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仅批准在有限范围内试验性种植。但目前转基因水稻早已在全国泛滥成灾。据央视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市场实地调查，，随机购买5袋大米，竟然有3袋被转基因所污染。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南方有8个省市的超市违规销售转基因大米;转基因水稻销售渠道遍布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近年来我国出口欧盟国家的大米及米制品，竟有184批次因含转基因成分而被退回。全国有60个单位的361个转基因项目在海南地区繁殖，涉及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甘蔗、木薯、高粱、花生等。南方农田几乎遍植转基因水稻，北方大地转基因玉米泛滥。虽然有关部门表示要严加管理，口口声声说对非法滥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但行动上对非法滥种却听之任之，对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滥种”的事实以所谓“个别人，个别现象”极力否认。负责转基因安全评估的机构，很长一个时期，其成员多数都从事转基因技术研发和商业化，是典型的运动员兼任裁判员。如此监管，其安全性显然无法让人放心。
既然转基因水稻只是试验性种植。在没有获得国家正式批准之前，任何市场化、商业化炒作都是非法的。然而，2015年2月8日“两会”前夕，某些利益集团组织策划在西安、杭州、济南、温州、海口等22个城市集会，上演街头品尝转基因大米的闹剧。转基因水稻的研发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为集会提供转基因Bt63大米。这是继2013年7月、2014年8月之后又一次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非法举行试吃转基因大米集会，直击中国法治底线。非法试吃的实质是视国家法律法规为儿戏，诱迫群众(包括未成年儿童)进食未经上市许可的转基因大米，误导社会舆论和搅乱公众思想，严重扰乱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严重威胁国人食品安全，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然而有关部门竟以赞赏的口吻，称这些非法活动只是集会者自发地“表达自己对该科研成果食用安全性的信心”。
四、科学普及：立足真相，不能当西方转基因公司的代言人。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一节中要求，“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科普教育，需要全面、客观介绍相关知识和信息，科普教育，尤其要实事求是，立足真相。决不是掩盖真相，充当西方转基因公司广告代言人。
科普教育不能夸大其词，不能强词夺理。转基因作物中的草甘膦是公认的严重的有毒、致癌成分，在转基因作物中的含量超过安全标准的千百倍，然而转基因利益集团主导的所谓科普却刻意宣传草甘膦“属于微毒或低毒”，掩盖真相，欺骗世人。
科普教育决不是以身试法，用纠集不明真相的人群闹事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近年转基因利益集团一再上演“试吃”非法转基因食品的闹剧，事实上这种“试吃”一两次的街头表演剧对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毫无价值，毫无科学性可言，严重败坏了科学普及的声誉。
按照正常逻辑，“院士”通常被认为是科技界的“精英”，本应全身心搞研究，拿出经得起检验的科研成果，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但有些转基因“院士”无心研究，却热衷于办公司，与资本结盟、与权力结盟，其行动早已超出了科学范畴。
有关部门一方面极不情愿在转基因食品上依法标示识“转基因”字样，即使被迫标识，也尽可能用几乎看不见的字号，让人不易发现，
以便冒充非转基因食品，欺骗消费者;另一方面却无端指责标识“非转基因”是“误导”，是“非公平竞争”。这真是倒打一耙，强词夺理。既然目前国内除了棉花和木瓜外，没有任何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并无其他转基因作物上市，所谓“非公平竞争”从何谈起?谁和谁在竞争?老百姓选购中国的非转基因食用油，而拒绝进口转基因大豆油，这到底应该责怪谁?有些人赤裸裸地为外国转基因公司叫屈，是不是太性急了一点?退一步讲，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只有同台亮明正身，让老百姓来选择，这才是真正的“公平竞争”。
科普不是诡辩，科普也不是说大话、空话、假话。科普要用科学的实验数据说服人。凡是从国外引进转基因产品，都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严格实验检验，不能别人说是啥就是啥。不能把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的公关材料拿来当做科普的唯一依据。对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提出的所谓“实质性等同”理论在未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前决不应轻信与盲从。不能武断地把世界各国科学家不利于自己的实验结果一概说成是谣言。无论是好是坏，都要用科学实验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让老百姓了解真相。老百姓有眼睛，会比较，会鉴别。
五、信息公开：形成开放的、公平的转基因问题研讨环境。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关系到13亿人的的安全和健康以及子孙后代的福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必须形成一个充分民主和集思广益的空间，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而不能压制反映转基因食品问题的不同声音。有关部门动用公权力，要求新闻媒体“不能给反对转基因的声音提供阵地”，不许发表探讨转基因问题和风险的文章，只许说转基因好，不许说转基因任何问题，不准向中央反映转基因风险，对揭示转基因作物造成危害的作者进行威胁和谩骂，对记者及各种调查人员封锁信息。这是极不正常的。
中国的转基因问题涉及13亿人，信息越透明，大家越放心。越是神神秘秘，遮遮捂捂，大家越猜疑。孟山都公司向中国出口转基因产品，出具的草甘膦毒理学实验报告，是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基础性关键性文件，如果光明正大，是不怕见人的。中国公民要求公布转基因草甘膦毒理学实验报告，是完全合理的。听从西方转基因公司的旨意，以所谓保护转基因公司“重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为由予以拒绝，恰恰说明有些人心里有鬼，构成了对中央的欺骗和对群众的愚弄。
有人声称，转基因问题不能听“隔壁王大妈”的，只能由“科学家群体”说了算。这种说法不仅把科学家与老百姓对立起来，也忘记了我们执政的根本目的。我们党的一切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人民群众，就是为全体人民谋福祉，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人的利益。转基因也不例外。转基因在实验室是科学技术问题，走出实验室就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大众人人都有发言权。即使转基因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要真诚地采取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讨论的态度，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而不是以势压人，以权压人，强迫老百姓接受。“真理越辩越明”。如果真理在手，如果真正是对国家和民众负责任，就不应该害怕和阻止不同声音的发出、不同意见的讨论。如果真理在手，就应该相信真理迟早会掌握群众，群众自然会通情达理地接受。在如此重大的关系国家前途和13亿人命运的问题上，不能任由少数人垄断言路，不应让部门利益和商业利益超越国家利益，更不能让利益集团的声音盖过了良知的声音和自然界发出的警号。不让人讲话，是心虚的表现。越不让人讲话，人民越发怀疑里面有猫腻，政策阻力就越大。从根本上讲，我们的一切政策最终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转基因问题最终也只能由千千万万“王大妈”们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决定，而不是少数人强行决定，更不是由河对岸的“山姆大叔”决定。科学家们的任务就是为人民负责，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可信的科学依据，而没有藐视与取代人民群众的权利。(作者是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资深专家)
(本文发表于解放军报社主管主办《国防参考》2015年3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