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晚9时许，招远市麦当劳快餐店内发生一起恐怖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某和三子女以及另外两名女子6人，为发展邪教组织“全能神”成员，在麦当劳向周围就餐顾客索要电话，遭一位女士拒绝后实施报复，3分多钟将受害人活活打死。“全能神”邪教组织到底是怎样的组织?它有什么样的背景?为何组织成员如此无人性、如此凶残?这背后都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对此有必要对此加以剖析，以让大家都知道背后逻辑，及如何对此种风险进行规避。
先介绍“全能神”邪教组织。所谓“全能神”又叫“东方闪电”、“万能神”、“实际神”，其教义是对基督教《圣经》进行曲解、借用，后再反借“基督教”名义进行非法传教。他的发起人是黑龙江人赵维山，该组织早已被列为邪教组织，依法进行了取缔。
那么，该邪教组织从哪里来?事实上，它是1995年被国家取缔的邪教组织——基督教“呼喊派”衍生出的一个分支。“呼喊派”又从哪里来呢?它在1962年在美国创立，原“基督徒聚会处”头子美籍华人李常受在美创立了“呼喊派”组织。1978年来，他把香港、台湾作为据点，广州为跳板，温州、鲁山为基地，以国内基督教“小群派”骨干为组织发展，在国内一些省、市、自治区进行全面渗透，发展迅猛。从改开始，其性质实际上已变成美国反华势力扶持的邪教组织，通过宗教形式渗透至国内进行非法活动。该组织1979年渗透到中国，1983年活动就涉及20个省、自治区的360个县、市，蒙骗数十万群众。“呼喊派”后来演化出多种邪教组织，“全能神”邪教组织就是其中之一。
“全能神”邪教组织教主是赵维山，他原来是“呼喊派”骨干，后因与同党不和而另起炉灶建立“全能神”邪教组织。“全能神”打着基督教旗号，散布从基督教改编的所谓《话在肉身显现》、《东方发出的闪电》、《全能神你真好》(又称《跟着羔羊唱新歌》)、《基督的发表》(又称《审判在神家起首》)、《那灵的作工》、《国度的赞美》、《真理圣诗》、《新歌》等歪理邪说非法传教。该组织宣扬耶和华统治的“律法时代”、耶稣统治的“恩典时代”已过去，“全能神”统治的“国度时代”已来临，神以一个东方女性的形象第二次道成肉身，降临中国，将对人类进行审判。并声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只有信“全能神”才能得救，凡不信和抵制的都将被“闪电”击杀。还攻击称“当今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帝王大家庭，受大红龙支配”，煽动信徒要在神的率领下与“大红龙”展开决战，“将大红龙灭绝，建立全能神统治的国度”。
赵维山在该邪教组织扮演什么角色呢?他通过故意神化一个年轻女子，称其为“女基督”(也称其为“全能神”、“实际神”、“东方闪电”)，自封“大祭司”，全权负责整个组织，成为总头目。他还组建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核心班子，设置了各级领导，其组织绝对秘密，彼此都用化名单线联络，并用所谓的《国度十条诫命》严格控制，要求成员绝对服从。同时，它还要求成员把全部身心和财产都交给教主，然后完全听命于教主。发展对象被拉拢后，即被要求开始参加“聚会”，“聚会”时不祷告、不讲道，不读圣经，而是读改教的所谓“经典”书，谈心得，跳舞和唱自创的“新歌”。这种洗脑手段，有些被传教对象如果不被拉拢，那么就会改用恐吓、暴力来迫使对方屈服。邪教组织下还专设了“护法队”，殴打不愿意入教或意图脱教的人，若再不屈服，就可能实施残害，甚至会杀死其家庭成员，包括孩子。
案卷显示，1998年10月30日至11月10日，河南唐河县“全能神”“护法”在短短12天内接连制造8起抢劫、殴打事件，受害人被打断四肢、割去耳朵。2010年期间，河南一名小学生在放学途中失踪，后被发现死于一处柴垛处，脚心印有闪电标志。经当地公安调查，遇害儿童一名家属曾被发展成“全能神”成员，但意图脱教，该教派遂实施报复惩戒行动。而之前震惊全国的山西临汾6岁男童被挖眼事件，也有传言说与“全能神”教有关，其村内有不少人信“全能神”邪教。
1995年前，“全能神”邪教主要在农村发展，1995年后到2000年开始转向城市。2000年，其教主赵维山被日本人通过伪造护照转移至日本，2001年6月以“中国家庭教会东方闪电派”名义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获得美国认可后一直藏匿在美，同时对国内“全能神”邪教组织进行遥控指挥。
客观上，该邪教组织前身“呼喊派”从诞生之初就有其政治目的，而改革开放后就成了美国对中国进行颠覆、搞乱中国社会的政治工具。其衍生出的“全能神”邪教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国际背景，否则其教主赵维山不可能在日本人帮助下逃走，也不可能很快以政治避难方式被美收纳。所以，从政治角度说，所谓“全能神”教就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邪恶工具，虽不为人道，客观上却如此，这和以美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支持东突分裂势力异曲同工。我们常说的“三股势力”，其中之一即极端主义，邪教组织即极端宗教主义。
2000年后，“全能神”邪教组织活跃度一度下降，但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世界博弈形势加剧，这些邪恶宗教势力再次猖獗。据公开媒体报道，2012年底各种散播世界末日论的造谣者层出不穷，青海、浙江、陕西、江苏等9省区市抓获500余名这样的造谣者，其中400余名是“全能神”邪教人员。青海警方2012年12月也捣毁“全能神”邪教窝点多处，抓获“全能神”邪教组织人员400余人，收缴横幅、光碟、标语、书籍等各类邪教宣传品5000余份及电脑、扩音器、手机等一批涉案宣传工具。邪教突然猖獗，必是有了资金支持，为何突然能有资金支持，多半是海外背景。
关于该点，4月份笔者曾发表一篇恐怖主义与大国博弈文章，其中相关章节能够阐释其中逻辑，现将内容附下：
恐怖主义与大国博弈的关系
恐怖主义在国际上虽无统一定义，但总体可总结为：为达某种政治目的，针对非武装人员进行的，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的事件。这一定义里边，最关键部分是政治目的。恐怖主义自古有之，特别是在近代影响越来越大。1914年奥匈帝国费迪南大公遇刺，之后产生连锁反应致使一战爆发。上世纪70年代后，恐怖主义逐渐在全球形成一定程度的网络。上世纪90年代开始，恐怖主义活动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明显出现全球化运作倾向，对世界各国安全危害也越来越大。
综合近些年变化，个人认为恐怖主义全球化主因有二：
全球化带动的恐怖主义升级。
自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化速度明显加快，恐怖主义也与时俱进，利用全球融合之机会，不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信息技术，对原有相对简单的恐怖主义网络进行了升级，形成了新时代的、具有全球性的恐怖主义网络。
大国博弈模式的变化致恐怖主义生存空间扩大。
全球地缘博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直接地缘对抗转为间接、多层次、多领域的博弈。在这种背景下，极端宗教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有了更大生存空间。冷战结束后，类似冷战时期的国家或国家群体间大规模的对抗已不存在，大国间的博弈也由桌面更多地转向桌下。如此一来，诸如极端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大国博弈中就有了被利用的价值和生存空间。
以本·拉登为例，他最初是美国支持扶植以对抗前苏联的工具。随着苏联倒台，美国中东政策大变，具有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本·拉登，摇身一变成了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者。再譬如，东突恐怖势力属于分裂主义，该组织一直试图分裂中国新疆。东突相关组织活跃的舞台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和土耳其等国。他们不但可在这些国家自由活动，还能募集相关运作资金，甚至进行恐怖主义的训练和准备活动。这些国家中，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和土耳其。美国是东突分子主要募集资金地，土耳其则是东突分子主要训练基地。在这些国家的庇护和支持下，东突恐怖分子近些年在我国制造了大量恐怖袭击事件。
不仅如此，事实上国际恐怖主义与大国博弈的联系还有另外两个层面：
一、为对另一国家的发展环境进行破坏，相关国家会利用另一国的社会矛盾，寻找可执行其恐怖主义的对象。他们会利用某一个或几个个体对社会的不满，以某种个体渴求利益为诱惑或其他手段，促使某些报复社会事件的爆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破坏社会安定环境。这种事件，表面上或是普通报复社会的刑事案件，却不能排除背后有看不见的手。
二、多元化的大国博弈。即为迫使某国在某些国际事件上的表态，通过在相关国家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迫使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的政治倾向。
那么，这些邪教成员是如何让正常人变得无人性的呢?就是通过不断洗脑。洗脑让信徒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完全变成上线驱使的行尸走肉，这些洗脑和恐怖分子在训练营里接受极端宗教恐怖主义训练并无二致。
招远当众残忍杀害无辜者的邪教分子的打杀视频被摄录了下来。在视频中，只听对受害人进行残杀的光头男人说：“永世不得超生”，“死去吧，恶魔”!“魔鬼”!接着就是女同伙高喊“打恶魔，打恶魔”!“后退，后退这几个恶魔在抓我头发”，然后还向围观者说：“谁管谁死!滚!滚!”。
这些行为说明邪教成员已被彻底洗脑，在他们眼里，对他们发展邪教抵制的人都是魔鬼，都应杀掉下地狱。而且，从这些杀人恶魔的邪教成员的行为中我们可看出，过去他们是秘密发展会员，如今他们已开始结合非法传销手段，在公开场合向他人索要电话，然后通过强制手段去发展会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网上经历招远事件的当事人的描述中窥出一斑。
根据来源于网络当时共同就餐的顾客描述：
“刚开始，行凶团伙一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去向一桌人要手机号，对话如下：“你们好，我看跟你们挺有缘的，能把你们手机号给我么，我没有恶意……”可能要成功了，随后这个小姑娘回桌子跟另几个人交谈了一会儿，又用同样的方法去跟另一桌的人要了手机号码。
当要到被害人手机号时，被害人拒绝提供手机号码，行凶团伙的那个30多岁的女人大声说道(就像耍酒疯)：“你去要，不要低声下气，要有自信，说你给不给我手机号。”(很霸道的口气)然后这小姑娘就去被害人桌子拍桌叫道：“你给不给我手机号?”被害人可能觉得有点烦了，回了句，“一边玩去”，行凶的三十多的女人就吵吵闹闹，说你不给手机号你一边玩去……(像在骂被害者)
大约过了一两分钟左右，行凶的30多岁的女子就站起来跑到被害人桌子前指着被害人骂，骂了一会儿突然举起麦当劳的凳子(那种可以活动的)朝受害人就打了过去，一连打了两三下，受害人企图起来与其厮打。
这时最过分的一幕出现了，那一伙人以那个光头男为首站起来就开始殴打被害人，行凶手段极为残忍，其中用自己买的钢制拖把都打断了，在受害人倒地后使劲踹，跳起来用脚踩受害人的头部，用断了的拖把猛击受害人头部。
到这里说明一下，行凶团伙所有人均参与殴打受害人，而且没有停下的意思，不管旁边人怎么叫，怎么说警察、报警等，知道警察来了都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真相就是这样。”
从亲历者描述中可看出，30多岁女人对20来岁小姑娘用很霸道的口气大声说道：“你去要，不要低声下气，要有自信，说你给不给我手机号。”然后犯罪嫌疑人之一的这个小姑娘就去被害人桌子拍桌叫道：“你给不给我手机号?”这些行为，就像非法传销里边采取的一些手段，所谓要自信、要脸皮厚、要狠等等。
所以，他们的猖狂和有恃无恐，主要是洗脑、上边更高级别的管理者的强压所致，他们犹如被驱使的行尸走肉。而那些上级骨干成员，一方面受控于境外，获得境外的经济资助与支持，同时通过这种恐吓、恐怖的手段来获得下线的服从，从而满足自己的私欲。
面对这些具有国际政治背景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我们该如何治理呢?这一点也在笔者4月份章上作了论述，摘录如下：
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恐怖主义威胁
如今的恐怖主义早非简单的局部问题，时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在恐怖主义背后，往往闪现着相关国家的影子。甚至，那些恐怖分子的头目、组织，可以在相关国家合法地组织、策划针对其他国家的恐怖袭击事件，还会受到资金的资助。面对这种形势，若仅仅只是被动防守，恐怕总是会陷于被动。
个人认为，针对当前的恐怖主义形势，在操作上要有针对性，这种针对性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如下五个方面：
拉高相关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成本。
如今的恐怖组织，大部分都有国家支撑背景。只要涉及到国家支撑背景，就必然涉及到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如此一来，要想消灭掉这些恐怖主义或者遏制这些恐怖主义势力，就必须让他们的金主们感觉到痛，并为此付出代价。让他们因支持损害我国利益的恐怖主义而遭受比我国更大的损失。当其支持恐怖主义的得利远远小于损失，他们就会逐渐减少或停止对恐怖主义的资金支持和政治庇护。这种反制手段是多样化的，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可“投桃报李”，总之不能让他们轻而易举，毫无代价。
针对支持东突恐怖势力的企业、组织或其它机构可进行如下制裁：拒绝给予相关机构的负责人的中国签证;拒绝与该组织直接关联的机构、组织到中国访问、投资和其它一切活动。
针对支持东突恐怖势力的外国官员、议员可进行如下制裁：5—10年内不准到中国投资、交流或访问，警告与其有关的企业，在中国投资将受到限制或拒绝相关企业到中国投资。
针对支持或同情恐怖势力的媒体，可将媒体或相关记者列入支持恐怖主义黑名单，每年对相关媒体和记者进行官方公示。对支持恐怖主义的记者或评论员，可效仿针对议员等个人的制裁;针对相关媒体的制裁，可将其在中国的发展权与是否支持恐怖主义直接挂钩，若其有支持恐怖主义记录，直接放进支持恐怖主义黑名单。
调整国内民族和宗教政策，加大力度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消除恐怖土壤。
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及国内的某些政策方向领域一直存在瑕疵或问题，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如今，我国要向西开放，要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若不调整包括包括民族、区域扶植手段等相关政策，一个安全性不高的新疆，将很难担当我国对西面国家开放的窗口。这些基础性的制度和政策措施调整，需要更高层面的思想和意见统一。
具体到操作层面，就是要解决好民族和宗教两个核心问题，只要这两个问题抓好、做实，就能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
关于民族政策，环球时报3月21日刊登了对维族群众的专访，其中热汉古丽的一段针对民族政策的说法很多人都有同感。热汉古丽说：
对民族政策，我觉得该保留的要保留，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实行“两少一宽”政策(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就应取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该抓，该枪毙的枪毙，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犯法了不抓，还说是国家优待政策。这会养成一些人的恶劣习惯，长大了就会成为犯罪分子。
我们要建立法治国家，要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国之内自然不能因民族不同而法不同，民族政策当然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我们过去的政策存在对少数民族的违法行为处理过于宽大甚至是加以纵容。纵容必会生患，患不治、不止则必生祸，甚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调整一些不适合的民族政策，对未来消除恐怖主义土壤很重要，且当前已刻不容缓。
在宗教问题方面，我国近些年存在主体思想欠缺，健康引导不够和管理不严等问题。在新疆地区，我国清真寺数量在2009年已近2.5万座(注释：2009年7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新疆清真寺数量大幅上升 已近2.5万座》)，这一数量远高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数量，这说明我国支持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力度是很强的。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学校数量却只有不足9000座，远远少于清真寺数量。我国有信仰自由，当然应支持宗教信仰和宗教发展，但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重视基础教育呢?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应该加大新疆地区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要提高新疆地区各族同胞的知识能力，提高他们和中、东部地区群众的文化、经济交流的能力，从而促进新疆地区的发展。
另外，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对宗教机构的非法传教行为应予以重视。近几年，城市的大街上喊着口号宣传基督教和派发基督教宣传册的现象普遍，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这属违法传教活动，但却很少见到有效治理。为了吸引教众，有的宗教机构甚至采取利诱等方式来进行非法宗教活动，这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要向消除恐怖，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在民生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改革开放后，我们经济得到大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但是，在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地理条件限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和中部，民生也有欠账。而在工作中，干部脱离群众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如今，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恐怖分子生长土壤，就必须重回群众路线，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及官员必须和群众利益充分站在一起才行。最近，中央作出了20万干部下乡运动就是很好的开始，这是工作方法上的重大改进，对消除恐怖分子的生长土壤有很大助益。
加强社会安保体系、机制和群众反恐意识的建设。
我国当前社会安保体系存在很多漏洞，以昆明恐怖袭击为例，五个人当中还包括女人，竟可砍死29人，砍伤143人，若安保措施得力，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的反恐情报系统也有问题，竟对相关恐怖袭击没有半分耳闻，这不该是一个大国面对这些低级恐怖主义者的情报能力。哪怕在昆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一周后，湖南长沙仍可发生类似事件，并造成5名普通百姓死亡和多人受伤。这显然不能再用突发无准备来形容了，而是社会安保体系不够完善的必然结果。
个人建议，我国应建立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反恐安保和情报体系。这种体系要学习过去的交巡警平台经验，可设置带有反恐防暴功能的交巡警平台。同时，还可建立以社区、小区和大型单位为单元的安保和情报体系，由当地居委会、派出所和居民，形成由点到面的安保网和情报网，并使这一网络在我国公安部门的引导下行程良性循环。
我们还应进行全民反恐教育。反恐教育主要应包括：面对各种恐怖袭击如何应对、自救和反抗。3·1昆明恐怖袭击案，5名歹徒即砍死29人，砍伤143人?难道真的是恐怖分子杀伤力很强?非也!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公共场所反恐机制缺乏外，反恐能力弱;二是公众对恐怖陌生，缺乏自救、反抗意识和能力。基于此，我们反恐部门应立足于群众，创立立足于群众自己和与专业反恐人员配合反恐的能力教育。试想，若昆明火车站恐袭时，青壮年们立刻冷静、有组织地展开反抗，根本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伤亡。
为了鼓励全民反恐，政府还应设置“反恐英雄奖”，对恐袭现场敢于与恐怖分子搏斗的个人或团体英雄，给予高度荣誉评价和金钱奖励。譬如， 可针对打死、打伤、制服恐怖分子的行为，作出不同奖励的规定，形成社会奖励机制。重庆给予在广州火车站反抗恐怖分子的单连波5万元的奖励，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令人遗憾的是，广州方面并未对单连波进行奖励，各地也未因此专门设置相关奖项，奖励额度也还不够。在这里，特别建议政府设立反恐英雄奖项，明确反恐奖励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我们就能在遏制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的能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水平。
中国应加强境内外的反恐力度。
中国在国内和国际反恐上都有一定程度欠缺。针对国内和国际反恐，个人认为应作出如下改进：
国内群众路线反恐：所谓国内群众路线反恐，即针对恐怖势力活跃的地区，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走群众路线，让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减少恐怖分子活跃土壤。与此同时，发展和建立秘密反恐民团，这些民团平时和普通百姓无异，从事自己本职工作，但同时担任秘密反恐职责。这样，对有恐怖嫌疑的群体可进行秘密调查，平时还能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即时监督，一旦发现即可快速反应。
国际联合反恐：在国际层面，我国有必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联合反恐。这种反恐的层面也要分为两个：一个是加强国家层面合作的合作级别，譬如与中亚国家的反恐规格可由原来政府合作提至军事层面合作。另一个是加强民间层面的反恐合作，譬如我国可在边民建立反恐民团组织，由这些边民利用自己和相关国家边民的关系，给正规渠道反恐提供支持，一旦发现恐怖分子的活动，可立即与相关国家合作打掉其恐怖窝点，将相关恐怖活动扼杀在摇篮里。
近期的情况表明，恐怖袭击已有向全国蔓延趋势，若没有相应的措施制止这一蔓延趋势，未来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会构成巨大威胁和挑战。甚至更严重一些，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发展大局，阻碍几代人的中国梦。基于此，我国必须针对恐怖主义建立更大、更深的反恐体系，希望上述看法能抛砖引玉。
对于我们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首先，不要和这种人去争吵，你可以记住一个辖区的派出所电话或派出所民警手机，然后把那个号码直接告诉他，然后快速离开，离开后赶快报警。其次，如果一个人遇到这样的纠缠，千万不要盲目与之对抗，而是要通过假意支持进行周旋，在离开后赶快报警。总之，处理得要智慧。
其实，从这两天北京最新出台的一些措施看，应该是已经部分采纳了上述中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有人英雄所见略同地提出了类似手段。现在非常时期，政府需要构建全民反恐和群众反恐机制，通过这种低成本的群众路线反恐，来实现社会安全的提升。
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招远事件发酵后，不少有特殊目的的人将矛头指向了公安部门和体制，同时伴有为恐怖分子洗地的嫌疑。为什么这些人如此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有国际背景。因为这些人背身就在配合敌人来颠覆祖国，他们虽然穿着各种华丽外衣，但改变不了他们反体制、反人民、反政府的性质，他们不断鼓吹仇恨，对正能量视若无睹，同时不断制造各种谣言和负能量，他们和恐怖分子一样，都是希望国家乱，并趁乱获利。微博上网友无为李爷对这一群人，针对不同的事情前后行为的不一致对比很深刻，同一群人：1、为什么不披露暴徒的真实身份?他们是罪犯，想掩盖什么?VS为什么披露他们的姓名?还上电视?未经审判他们就不是罪犯，践踏人权!2、支持废除死刑VS为什么不枪毙?!3、政府别管，不自由毋宁死VS政府在哪里?!4、今晚，我们都是美国人VS今晚，是中国人集体的耻辱。
地方政府在这次事件中再次显现出了自己对新时期舆论反映迟钝的弱点。这种迟钝，也再次成了谣言的天堂，各种谣言在网上漫天飞，飞了差不多将近一天才有了新的公告。而事实上，在5月29日招远公安局已有一个简单公告，这事到了30日才彻底发酵，而招远市公安局的第二份公告是在31号才发出。而在谣言漫天飞期间，招远和山东方面没有任何相关信息发布。事实上，地方官方应该回应网上质疑，对一些敏感拿不准的可说正在进行调查，但对一些可以回答的问题完全可以向公众率先公布，这样有一个缓冲期，避免谣言进一步发酵。
试想，邪教组织既然有境外背景，且又单线联系，突然多个成员失踪并发生血案，事件一定会有相关组织成员知晓，信息定会很快被传递到组织核心成员手里，甚至很可能会传递到在美邪教总部。如此，与国际反华势力呼应的相关成员完全可能在一两天后接到来自反华主导者指示，从而将该事件“火苗”引向政府，使大量不明真相群众将火撒到政府身上，同时激起社会中更多仇恨，引起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因此，作为地方政府，应反思新时代媒体下自己该如何应对舆论，这无论对社会稳定还是对舆论引导都有极强现实意义。
当然，这里笔者也想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希望自己家园好，都希望自己、家人、亲人和朋友能好，故我们应明辨是非，应支持正能量、过滤负能量，应共同努力清除恐怖分子，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这是我们每个国人的义务和责任。
请将上述内容转给身边的人，让更多人看清邪教真面目，同时提高警惕，在政府打击恐怖组织过程中不免有负隅顽抗者，也不乏有邪教组织短期内出现回光返照反应，故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避免自己、家人、亲人和朋友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