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网络实力提升明显，网络与信息安全的保障能力取得长足进展。但正如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的那样，“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
网络与信息安全的内涵随着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拓展，网络威胁多样难控，网空竞争全面覆盖，网络角力复杂多变，对我维护网络空间国家利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抓住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我国深入改革的机遇，开创新思路，树立新面貌、打造坚固的“网络国门”，显得十分迫切。
借鉴美欧等信息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急需在战略意志、技术实力、争夺话语权等领域有所作为。
“斯诺登事件”折射战略鸿沟
首先要统一认识，进一步明确网络安全的战略价值。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国际共识，美英等国对其重视有加，通过出台各项战略文件进行顶层设计和全盘谋划。正是得益于强大的战略意识，以及战略的稳步落实和推进，美欧在网络空间的优势才得以维系和提升。
谁能最大程度垄断信息，谁就能掌握世界权力。大数据时代，信息和数据不仅成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更是国家竞争的焦点，是未来衡量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信息时代的综合国力竞争，关键在于信息领域的战略意志的战略践行力的较量。
“斯诺登事件”及其后续的不断发酵，不仅揭示了美将一贯以来的霸权思维延伸至网络空间，欲独揽信息霸权的战略意志和实力，更体现了众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战略鸿沟、意识鸿沟和能力鸿沟越来越大。
作为应对新时期安全挑战的重大举措，我国新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与信息安全必须要被纳入视野。只有实现了最高层面的统筹和协调，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利用各方智慧，才能形成足以抵御错综复杂网络安全风险的合力。
打造中国的“赛门铁克”
第二，推动产业升级，切实增强网络安全实力。网络安全的攻与防是一场高科技的较量。美国及其情报盟友之所以能够毫无禁忌地在全球搞大规模监听，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手中掌握着超强的技术优势。
美国的电信、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主干提供商等掌握着世界基础网络服务，全球约80%的互联网流量要么起源于美国，要么途经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服务器。美国的IT巨头和创新企业不仅在操作系统、芯片、数据库、路由器等传统的核心技术领域拥有绝对优势，而且还在海量数据挖掘、收集和分析技术、人工智能、现实增强等高端技术领域领先。
我国信息产业现已发展为支柱产业之一，但仍处拼命追赶却难以超越的局面，与世界强国的差距明显。若我国的信息流、数据流全部奔腾在美国架设的信息公路上、存储在美国公司掌握的云中，基本就是无密可保，无安全可言。
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一直是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的主要目标，“棱镜”事件更加凸显出摆脱对西方技术依赖的现实需要。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需要具备有力的技术手段感知安全威胁态势，并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快速恢复系统正常。
中国在信息产业、信息安全产业、人才培养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关键在于能否规划好信息化建设，找准未来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培育出中国信息产业的领军和龙头企业，打造中国的谷歌、苹果、赛门铁克和卡巴斯基。同时还要更好地塑造政府与企业间良性互动与合作，营造良好的网络安全文化氛围，共筑网络长城。
积极争取网络空间话语权
最后，要积极投身规则博弈，争取网络空间话语权。美国凭借其身为互联网核心的地位正在践行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对我国公民的个人隐私，企业的商业秘密甚至是国家的敏感信息构成巨大威胁。要把美国的这种超能力“关进笼子”，除增强自身实力之外，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国际规则对类似能力的发展和使用加以约束。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网络空间规则、互联网治理模式以及联合国的作用等展开全方位外交斗争。由于触及各国核心利益，国际社会难以就一些关键性问题达成一致，以致进程缓慢。“棱镜”事件为国际规则“弱势群体”占据道义制高点提供了契机，如何维护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捍卫本国在网络空间的利益、遏制网络霸权，成为当下网空国际规则的核心议题。
2011年中国与俄罗斯等4国联合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就强调，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主权，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一观点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强烈抵制，它们认为强调网络空间的主权就是要把“网络国家化”，就会导致每个国家建立网络边界限制网络全球性的数据传输，损害全球经济创新和繁荣。
西方炒作国际社会正围绕互联网的相关问题形成类似冷战的两大阵营，用中国黑客威胁和互联网审查等诋毁中国形象，人为地把中俄等推向世界众多国家的对立面，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如何增强中国网络与信息安全理念的吸引力、更积极主动地投身全球网络能力建设，换取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博弈中的有利地位，将成为当前及未来的一项主要任务。
外媒视角：中国加深网络安全意识
在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网络安全着墨不多，但在短短的一句话之后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却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
“北京将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政府的情报、军事和外交部门的工作。”美国印中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丹·斯泰因博克2013年11月在媒体撰文称，“此举被视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全球网络间谍行为的回应。”
谈到网络间谍行为，中国经常被西方描述为“终极黑客威胁”。但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看来，“就许多方面而言，中国的网络安全问题要比美国更加普遍。中国网络系统的漏洞更多，其公众受到的保护更少。”据《华盛顿邮报》在2013年9月份报道的揭密文件显示，中国是美国情报机构在2011年实施的网络行动的首要目标之一。
“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项目曝光之前，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存在互联网安全问题……斯诺登事件导致了真正的恐慌。”文章指出。在许多媒体看来，中国对美国在网络空间中意图的猜疑由于“斯诺登事件”而得到加深。
2013年10月-11月的英国《生存》杂志文章引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的话说，“网络安全事关国家的主权，以及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安全性，涉及人类生存的质量。西方所谓的‘互联网自由’实际上是一种类型的网络霸权。在信息时代，夺取和保持网络空间的优势，要比二战期间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更为重要。”
《华盛顿邮报》2013年9月4日的文章称，“中国政府一开始对斯诺登所披露的机密的反应是勃然大怒。但是这种愤怒随即让位于关于如何加强国内安全的内部讨论。据称，中国有关部门召集知名技术企业开会以调查美国监视活动造成的影响，并开始制订对策。”
这个对策被不少外媒解读为三中全会《决定》中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之一。军事评论员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现有的机制不足以应对网络安全所带来的更大的外部风险，尤其是在前美国情报雇员斯诺登曝光了监控丑闻之后。
美国《大西洋月刊》也指出了中国在加强网络安全方面存在的现实障碍。文章引用中国网康公司首席执行官袁沈钢的话说，中国在网络安全方面需要克服三大问题，分别是加强安全意识、增加技术产品投资和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