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强调乃“当务之急”
【路透社北京11月15日电】国家媒体援引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说，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让政府在处理国内外危机时用一个声音说话。
中共三中全会公报宣布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但该委员会运作的一些细节尚不清楚。今天习近平说，该委员会将处理国内和国际各种安全挑战。
习近平说，目前中国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外部压力，以及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部压力。
习说，中国面临的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正在明显增多，中国现有体制和机制不能适应应对它们的需要。他还说：“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专家们说，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更好地协调中国各个安全机构的工作。目前，中国安全机构分成警察、军队、情报部门和外交部门。
对中国来说，国际安全事务中的重要问题可能包括朝鲜和南海。
中国说，它在国内也面临许多威胁。这指的是西藏和新疆持续不断的骚动。
【香港《星岛日报》11月16日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引起全球关注。官方昨日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会上的解释说，当前中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需要搭建“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
习近平表示，国安委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日本《产经新闻》11月17日报道】据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16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介绍新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背景原因时指出，中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压力。这番话暗示创设国安委意在应对日中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争议等对外纷争。
习近平还称，中国对内面临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他还强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称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据中外媒体此前报道，有人认为，中国国安委的模仿对象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过由于习主席已明确表示国安委还将负责国内维稳任务，因此目前大部分人认为国安委的职能不会像美国国安会那么简单。
“安内攘外”要务集一身
【香港《太阳报》11月15日文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成为海内外关注焦点。中国正面临各种内忧外患，内部矛盾和外部环境不断恶化，任何一个危机失控都会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及执政地位，所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成为第五代的最大挑战，这就是国安委应运而生的大背景。
国安委料由习近平亲自挂帅，囊括外交、国防、公安、国安、武警、宣传、金融等要害部门，既涉内也涉外。国安委的成立，是中国安全机制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中共已将保障内部与外部安全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实际上，随着美国加紧重返亚洲的步伐，进一步围堵中国，加上日本和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不断挑衅，外部安全必将成为中国国安委职能的重中之重。
美国国安会名义上是总统的咨询机构，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最高决策机构，有“安全内阁”之称。而除了美国之外，许多国家都有类似机构，连日本也即将成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为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指挥中心。
中日几乎同时成立保障国家安全的中央协调机关，反映两国在国家层面的安全较量再度升级。众所周知，近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国安委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除了应付外部挑战，国安委必然也会涉及内部事务，包括港澳台事务。
【共同社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11月17日电】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约瑟夫•奈不久前接受采访时对中国最近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予以肯定，认为该机构将在中日海上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
他说：“有这样一个类似美国国安会的机构可以确保事件和失误不会发展到失控的局面。”“过去几年曾多次出现中国相关方面未与外交部周密合作便采取行动的情况。”
【香港《新报》11月16日文章】事实上，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成立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外交、卫生、科技于一体的国家级协调机构，是世界各大国的通常做法。
现在的国家安全概念，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设立国安委，与其说是在针对美国还是日本，倒不如说是改变以往以防备外敌入侵为重点的安全战略，建立更为全面的国安体系。譬如，当美国国债危机再来时，能否做好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在转基因食物利弊未明时，能否做好基因安全、生物安全;在H7N9等传染病集中暴发时，能否做好卫生安全。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18日《参考消息》)
链接一：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基于战略考量
罗援
我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一个应景之作，而是长期酝酿的结果。我国许多智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曾经多次提出过要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十一届二次会议上，也提出过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党中央已有一个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也可以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试运行”。因此，现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水到渠成。
出于战略层面更长远的考虑
我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非是为了针对某—件事，比如日本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等问题，我们不是一事一议，而是一种从战略层面的、更长远的考虑，即国家的长治久安。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某一域。
目前，我国的各项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及体制改革，其中就包括安全体制的改革。而在安全体制改革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需要在安全领域有顶层设计，设立国家安全战略，这就要求必须声一个负责策划、筹划的机构，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便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发展离不开安全。很显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正顺应了时代的呼唤。
此外，现实的一些威胁与挑战，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些现实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催生剂”。我国现在面临着复杂的安全环境，其中既包含传统安全，又包含非传统安全，既有来自一些大国的博弈，又有来自陆上边境、海上岛礁、海疆划分等方面的挑战。同时，还面临着“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威胁的压力。
可以说，是多种原因促使了我国要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可考虑“小核心，大外围”架构
我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涵盖国防、公安、安全、情报、能源、经济、金融、舆论等各个与安全相关的部门。缘何要提出这么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因为在当今，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都在扩大。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与我们新的安全观相符。
我们现在的安全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观，而应该是一种国家的大安全观，即与我国主权利益相关的、与我国民生安危相关的问题若要列入我国的国家安全领域。比如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生物安全、金融安全，甚至包括意识形态的安全，都应涵盖在我们新的安全观之内。
基于新的安全观，在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时，我提出“小核心，大外围”这一概念。“小核心”是指其领导成员应是非常精干的，应主要包括国防、外交、经济、金融、安全、公安以及一些情报部门人员。核心部门应由我国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挂帅、掌印;而其外围则相对宽泛，与安全相关的部门都应涵盖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部门应该是比较稳定的。比如在美国，根据美国1947年制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主要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列席成员通常有参联会主席、中情局局长等，根据不同情况，能源等其他机构成员也可以列席。依照具体情况的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外围”可以扩大或缩小。在总体上，形成一种“核心人员相对稳定，外围部门富有弹性”的态势。
因此，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可能借鉴这种模式，以“核心稳定，外围弹性”的方式来建设。其外围设置，可以根据我国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安全威胁而增加或减少一些成员。
主要解决的是宏观层面问题
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可涵盖党、政、军多个领域和多个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大包大揽”，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要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解决。因为，我国还有相应的各个部门，它们都会各司其职，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能“越俎代庖”。
在我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解决的是一些宏观层面的问题。其主要职能，一是在政策规划方面，起到指导、协调、咨询的职能与作用;二是危机预防与危机处理。
举例来说，在对危机隋况的判断上，如果在海上或空中发生偶发、意外事件，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对该事件的性质进行研判：是一种敌对行为?还是一种单纯的偶发事件?威胁来自何方?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如何协调我们的相关力量、整合我们的战略资源来进行更好地应对。
类似的事件在我国也曾多次发生过：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如果当时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置起来可能将更加高效。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机制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强国的“标配”。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必要同美国、俄罗斯进行过多比照，我们需要构建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机制。
首先，我国具有自身特色，很鲜明的一个特点是，党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咨询与建议。在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目前还有一些细节尚未披露，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设在党中央系统内还是设在国家政府的框架内。如果设置于党中央的系统之内，那么就充分体现了我国的特色。
第二，在西方，以美国为例，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职责是在安全方面对总统个人负责的，为其提供一些安全咨询方面的建议;而我国是由党中央集体领导，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对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负责，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提供咨询建议。
尽管我们无需过度对照，但在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国外一些成熟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美国在处理“9•11”恐怖袭击时，美国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恐怖袭击来自何方等判断，进而调动国家资源对其进行处理;在上世纪60年代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向总统提出了咨询建议，这些建议涵盖了情报、军事部署等多个方面。很明显，这些案例说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减少了不必要的决策层级，提高了效率，这些都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并非尽善尽美，其一些固有体制所导致的僵化失灵正逐渐显现。另外，国安会工作人员也存在资历不足的问题。这些人大多在白宫工作，缺乏对协调对象部门工作的了解，其战略协调能力往往受到置疑。为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我国在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应发挥“后发优势”，取长补短，特别要注重树立其权威性。在多部门整合时，必须要确定中央的领导权威，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或不同利益集团的考虑，建立大局观念。
总之，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是应该有宏观规划、顶层设计;二是要搞I好各方面的协调，整合战略资源;三是要有客观高效的情报来源和评估机制。我相信，这三点将是我国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可或缺的要素。
新闻背景：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概况
★美国：总统的“全能幕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白宫独立办事机构，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和1949年对该法的修正案而设立，总统任委员会主席，法定成员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法定的军事顾问，中央情报局局长为情报顾问。总统可直接任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需要经过参议院批准。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统一有关国家内政、军事和外交机构的信息并向总统提出建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向总统负责。分析人士解读，由于这一机构主要负责跟踪国际形势、提出政策建议，因此具有一定的协调功能，它不同于政府部委，更像是总统身边司职顾问的“班子”。
★俄罗斯：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机构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是俄罗斯安全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1992年根据俄罗斯宪法、安全法和总统命令建立，其职能是审议重要的国家和社会安全建设，制定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总统任会议主席。安全会议秘书是直接服从总统的俄联邦官员，安全会议的常委和成员由安全会议秘书推荐并由总统任命主要成顶为主要部长和总统办公厅首脑。军人和内务机关工作人员可以临时调任安全会议的一些领导职位。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社会和国家的重要利益，明晰内部和外部对安全对象所构成的威胁;制定保障俄联邦安全的主要战略方针，组织起草联邦专项安全计划;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便就俄联邦内外政策中保障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作出决定;负责起草总统决定;起草战役性决定，防止出现可能导致重大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生态和其他方面后果的非常局势，并组织消除这种局势;向总统提出实行、延缓或取消紧急状态的建议等。
★英国：科学家亦是国安会成员
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模式，其成员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军事和情报机构负责人以及科学家。
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确认英国面临的威胁，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恐怖活动、水资源和能源短缺、自然灾害等。该委员会旨在补充、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内阁紧急状况委员会。
英国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和国际开发事务部的高级官员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以确保委员会全面考虑应急措施对外交和国内政策产生的影响。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22日—28日《国际先驱导报》)
链接二：如何看待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胡昊 王栋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藉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个决定成为本次全会中关于国家安全领域决策最抢眼的亮点之一。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动议由来已久，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设立这一机构，是顺应当前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更好地协调国内各领域、各部门的力量，共同服务于国家安全这一重要任务所采取的积极举措。
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需要
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是我国的安全形势却显得异常复杂，多方面问题相互交织，预判、处理的难度不断上升。
一是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从内部来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多发期，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因利益分配失衡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从外部来看，随着中国的国家力量不断上升，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戒备心理越来越强，美国利用“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挑唆一些周边国家捣乱，试图干扰或遏制中国的发展，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外部挑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内部的社会稳定和外部的安全挑战近些年来有相互影响、相互联动的趋势，处理和应对这些挑战的难度大大提高。
二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中国有漫长的陆上和海上边界，与个别周边国家仍然存在领土或领海争议，传统安全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而除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邪教组织、网络信息安全、太空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经济安全、舆论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多种多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使得国家安全需要应对的威胁和挑战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范围，应对难度加大。
三是突发事件和长期隐患交织。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关联度也随之提高，由于资讯的发达，个别偶然事件和突发事件处理不好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演变成体系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资源，同时也对环境、生态构成较大影响，长期来看，能源问题、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都是国家安全的长期潜在威胁。
因此，国家既要应对突发事件，又要关注长期威胁，对国家的危机管理和风险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安全内涵丰富外延广泛
在当今时代，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广泛，涉及到相关领域和具体事务的管理工作，远非外交、国防、安全等几个部门能够应对，而是需要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各种社会组织乃至全体国民合力协同解决。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国家安全问题呈现与之前不一样的局面，应对国家安全挑战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难度更大。
原有的按照自身职能“各扫门前雪”、条块分割的政府机构设置在应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时就显得力不从心，安全事务体系和机制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需要权威高层决策，多部门配合。
现有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反恐怖等机构在应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局限性，所能够调动的资源、力量有限，全局性、综合性和多领域的应对手段相对不足，需要一个高站位、跨部门、更具权威性的核心机构去跟踪、分析和协调，制定、协调、监督实施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
很多国家有类似职能的机构
从全球范围内看，很多国家都设立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以协调其各部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美国早在1947年就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法国、印度等国也都设立有类似的机构。可见设立统一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协调各个部门，采取综合手段来处理和应对国家安全问题是各国的惯常做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势在必行。
国家安全顶层战略设计有了明确主体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之下，必须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就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在体制机制上的准备。国家安全委员会需要应对和处理的事件大致有两方面：
一是在危机出现之前，就对可能出现的隐患，或者重大的长期性威胁作出预判、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或战略，并将战略细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贯彻在各个相关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当中;
二是在危机发生时，立刻启动应急预案或者制定应对措施，调动相关部门和各方面资源来应对。
这两方面职能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主体机构来领导、协调。作为一个高级别的权威领导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聚焦高度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综合性和紧迫性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强调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协调性，在最高决策层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成为在中央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顶层设计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种战略问题。
解决多部门“九龙治水”困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一直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注重外交创新、策略运筹和顶层设计，这是中国从着眼国家发展到注重国家安全的一个必然过程，是国内外环境发展演进而产生的客观需要。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原有的部门职能划分已经同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手段之间出现了不适应，解决这一体制机制障碍已迫在眉睫。
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今后中国对于国家安全的管控将逐渐摆脱“内外有别”、“条块分割”的体制机制束缚，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将更加顺畅，多头管理、部门利益、部门局限性和权责不清等体制机制问题将被逐渐化解。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国家将能够有效整合各部门、各条块的力量，充分发挥合力，更好地树立国家安全一盘棋的意识，提升外交与安全决策协调性和执行力。
有力应对突发事件、处置相关问题
以应对恐怖事件为例，恐怖主义的根源具有长期性，而恐怖主义的表象则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在恐怖主义袭击或者恐怖事件发生时，需要公安、武警部队、安全部门来处理、防范;但要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就远远不仅是这些部门的事情，需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外交等多个方面来协同应对。
同时，恐怖主义活动又具有跨国性和国际性，仅仅依靠一国力量很难单独应对该问题，这又需要外交渠道和国际合作。因此，针对恐怖主义这一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来调动各方面力量予以应对。
恐怖主义只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之一，其他很多挑战也同样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来应对。比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救灾工作也需要大规模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如果没有一套成熟的应对预案和应对机制，就难以很好地应对公共事故，造成灾难扩大化。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有一个机构主体可以迅速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整合各部门的力量，统一部署，从而更加高效地、综合性地应对国际安全的相关问题。
可以预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将使得国家能够更好地集中力量，采取综合措施和手段，来处理和应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和危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战略部署，为防范国家安全威胁和应对危机事件提供一元化的机制保障。
(作者单位：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第46期《瞭望新闻周刊》)
链接三：国家安全委员会定国安邦
李静涛 张忆耕
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并于19时发布公告，提出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其中包括“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这立即引起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英国路透社称：“中国已开始‘修补’安全问题，以此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安全隐患。”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令许多分析人士感到惊讶……但随着中国石油、矿业及建筑企业在全球扩张业务，中国政府确实也面临着在海外保护国民及国家利益的压力。”日本《朝日新闻》认为：“该委员会将成为中国推进反恐等政策的统一组织。”韩国《首尔日报》称：“该委员会很可能集中处理中国安全最现实的问题——周边邻国关系。特别是如何对待与之存在钓鱼岛争端的日本，未来该委员会很可能会划下‘红线’。”
实际上，早在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之后和2003年十六届二中全会之后，香港媒体和外媒就出现“中国首次提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方案”、“中国再次讨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反恐法’”等猜测性报道。今年5月，香港大公网、凤凰网和韩国《朝鲜日报》预测，“中国正在推进组建负责情报、军队、外交、公安等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它是习近平想在今年年底推出的政改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
11月12日晚，解放军少将罗援表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我国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这次在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表明时机已经成熟。主要是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保障国家安全的长治久安。”
创造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必然需要
一个走向复兴的中国，一定是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的中国。然而，近20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并不太平，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
1995年，美国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并发表公开演讲，台湾海峡两岸形势骤然紧张。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
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20余人受伤。中国政府紧急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和最强烈抗议，提出必须正式道歉、全面调查、公布结果、严惩肇事者四点要求，并派遣专门小组赴南联盟处理使馆遭袭事件。
2001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故意撞向跟踪监视的中国海军战斗机，造成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死亡。美国侦察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降落到海南岛陵水机场。中国政府坚决要求：美国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
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动荡，战争一触即发。中国通过海、陆、空三种方式，并首次派出“徐州”号护卫舰、伊尔—76飞机等军事力量执行海外撤侨任务。
进入2012年，我国的东海、南海主权争端骤然升温。4月，菲律宾派军舰驶入我国中沙群岛的黄岩岛海域，携带武器强行搜查在此躲避恶劣天气的中国渔船，并与闻讯赶来的中国海监船、中国渔政船对峙一个多月。7月，我国正式成立三沙市，下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同时成立解放军三沙警备区。
同年9月，日本政府与所谓的钓鱼岛“所有者”签订“购岛”合同，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等3座岛屿“收归国有”。2013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登上离钓鱼岛最近的石桓、宫古二岛，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死守“领土”。8月，为宣示主权，中国海军编队开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
这一连串涉及主权、领土、人员安全的摩擦，让中国有了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外交、军事等多方面应对的经验。与此同时，国内的反恐形势也面临严峻挑战——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即致电美国总统小布什，表示愿意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2002年，出没于中国新疆地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先后被美国、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
2009年7月5日，“世维会”分子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制造了打砸抢烧事件，造成197人死亡;今年4月23日，恐怖分子在新疆巴楚县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5人死亡，2人受伤;10月28日，恐怖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策划制造了汽车撞击游客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5人死亡，38人受伤。这些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给无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反恐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安全所系、利益所在。
国内外的安全形势都表明，我国急需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整合力量，高效应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国对中国的关注更高，各种情报活动也更加多样，渠道更加多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家安全的概念大大扩展。除了传统意义上以领土和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外，以能源、环境和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再加上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发展，利益分布越来越广，各领域间安全问题的相互渗透也越来越明显。为了加大各部门的协调力度，让它们能在面对各类安全问题时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尤为必要。”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如何运作
那么，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如何构成?会如何运作?能起到什么作用?李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
环球人物杂志：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前，我国安全决策机构主要有哪些?
李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分清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和国家安全决策机构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每当遇到重大安全问题，往往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根据不同形势，临时召集不同部门的人员进行决策。以抗美援朝的决策为例，毛泽东针对是否入朝作战这个问题开了多次会议，召集了不同的人进行决策。这种国家安全决策机制，这么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
但我国一直没有成立正式的、制度化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正因如此，我国安全决策的透明度不高，外界对决策过程了解不多。这次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看到有媒体列举了我国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机构，包括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央军委、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
李伟：这些机构的确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但这种说法将国家安全的相关决策部门和具体执行部门混淆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是国家层面上的安全决策部门，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防部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部是具体领域上的执行部门。
环球人物杂志：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是什么关系?
李伟：1981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2000年又组建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两个小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相关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些与外事、国家安全工作有密切联系的相关机构部长组成，负责对日常的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问题作出决策。
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增加一个负责日常工作的机构，它只对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和突发安全事件进行决策。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陷入日常琐碎事务中，那么这个机构完善国家决策体制的目的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后，将主要负责国家重大安全问题的协调统筹，而日常的一些安全事务则由各个部门处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仍然可以作为处理外交日常事务的机构存在，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有可能被替代。
环球人物杂志：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由哪些成员组成呢?
李伟：国家部门的设置本就与国家功能有密切联系，因此，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些部门应该都会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作为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机构，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应该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核心成员应该有外交、安全、公安、解放军等与国家传统安全直接相关的部门首长。另外，为了同时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还可能包括能源、交通、财政、卫生等与非传统安全有关的部门负责人。
环球人物杂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对我国有何重要意义?
李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国家安全协调层级，使我们在面对重大、突发安全事件时，能更好地协调现有各部门，消除各部门之间的行动障碍，做出快速应对。同时，也能防止资源浪费，减少应对安全问题的成本。
环球人物杂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可能首先采取哪些措施?
李伟：首先会制定国家安全的整体战略，然后针对未来可能出现问题的不同领域，建构不同战略，最终形成一个既长远又相对具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一旦出现突发的安全问题，我们就能按照相应的战略采取行动。但诸如东海、南海的领土争端，新疆恐怖主义等具体问题，常规状态下不会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点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的发展跳出常规范畴，才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决策。
环球人物杂志：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什么特点?
李伟：我们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它们虽然名称、职能各有不同，但都是为了应对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
我国在外交、维护领土主权、处理国内危机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具体原则，一直以来也执行得很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会结合中国处理上述问题的原则。这些原则与其他国家处事原则的不同，决定了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其他国家该机构的做法也会有所不同。
美国国安会诞生于冷战，强大于反恐
美国国安会是美国政府讨论和研究重大战略决策的核心组织，为总统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美国总统为国安会主席。目前，定期参加会议者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此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国安会法定军事顾问，国家情报总监是法定情报顾问。经常参加会议的还有白宫办公厅主任、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等重要官员。艾森豪威尔时期设立了一个总统特别助理来处理国家安全事务，后来这个头衔定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习惯性地被称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现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是国安会日常工作的负责人，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经过国会批准。当然，其实际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总统的信任度和政治需要。
美国的国安会诞生于冷战的风雨之中。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一个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这个讲话，被后人视为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一年后的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国安会由此诞生。国安会下设中央情报局，协调政府各部门的情报工作。
美国的国安会起初并无太多权力。时任总统杜鲁门担心这个机构权力太大，会影响自己的权威。1947年9月26日，他第一次参加了国安会会议，此后国安会的会议他只参加了1/5。国安会工作人员缺乏，不能经常开会，总统也常绕过它决策，并直接指示各部部长执行。
随着冷战的加剧，国安会身上的“情报血统”得以凸显，这让杜鲁门看到了国安会的价值。当时，担任国安会情报顾问的是中情局局长。国安会开会时，经常由中情局局长率先汇报有关情况，然后进行讨论。此后几十年，抓情报和采取秘密行动一直是国安会的重要功能之一。由于一些秘密行动被曝光后给总统带来尴尬，里根时代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卡卢奇改组了国安会，提出国安会主要职能是向总统提供政策咨询，协调政府工作，秘密行动应由中情局去执行。
然而，这并未改变国安会在安全领域统揽全局的地位。目前，美国有16个情报机构，除中情局这个独立情报机构外，还有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军情部门，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缉毒局。此外，国土安全部、能源部、国务院和财政部也各有情报机构。这些情报机构由国家情报总监统管，他又将情报汇总到国安会。
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安会可以在东西方情报战中大打出手，也可以推动震惊世界的秘密外交，更可以站到反恐的第一线。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恐怖袭击。从那一刻开始，美国的国安会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反恐。当天晚上9时，时任总统小布什对全美发表电视讲话，随后立刻召开国安会会议，拍板“严惩策划和发动这些袭击的组织及任何庇护这些组织的国家”。10月7日，美国主导的联军开始进攻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反恐战争”正式打响。小布什还成立了国土安全委员会，建立了国土安全部，与国家安全系统平行，以加强美国的国内安全工作。
小布什的8年总统任期，“反恐”是其底色。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把持国安会的是两位鹰派人物：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缺少军方背景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对反恐战争比较外行，但小布什非常信任赖斯，无论出访国外还是在戴维营度假，他身边总有赖斯的身影。白宫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总统会听副总统切尼的意见，对国务卿鲍威尔的提议也很重视，但总是和赖斯商量后做最后决定。
2009年，奥巴马上台。他对小布什的“反恐战争”一直持批评态度，力主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抽身。入主白宫后，他做出一些改革姿态，包括将国土安全委员会并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精简了机构设置，强化反恐情报的共享。
在加强反恐措施方面，奥巴马毫无松懈。他选择了海军陆战队上将琼斯担任自己的第一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弥补自己在安全事务方面经验的不足。接替琼斯的是他的副手多尼隆，后者在个性上与奥巴马更合拍，与奥巴马核心圈关系也很密切，其妻子凯西曾是副总统拜登夫人的办公室负责人。如今的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更是奥巴马的亲信。在国安会领导之下，刺杀拉登等一系列反恐行动得以展开，美军的无人机袭击行动也在全球多个热点地区进行。美国反恐专家穆德表示，“基地”组织曾是美国的心腹大患，如今其影响力已大大消退，意图袭击美国的恐怖组织也减少了，虽然始终有恐怖分子扬言袭击美国，但行动能力今非昔比，而这也证明了国安会反恐机制的有效。
美国国安会从无到有半个多世纪，产生了不少“明星型”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他是尼克松主政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在基辛格之前，时任总统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权力很大，肯尼迪及其继任者约翰逊不断升级越南战争的行动，就是在邦迪等人的催促下实施的。邦迪还搞过与中国有关的“秘密动作”。上世纪60年代，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决心和新中国建交。1963年秋，他派前总理富尔以私人名义访华，商谈建交。10月24日，邦迪收到中情局的情报，认为中法不会建交，戴高乐“得看华盛顿有什么反应”。但邦迪不放心，仍多方试探戴高乐的态度。11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富尔，中法建交谈判顺利结束。1964年1月，法方通知美方，法国即将与中国建交。约翰逊急坏了，找邦迪商议。邦迪说，这时唯一的办法是不让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宣布与法国断交，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现实，让北京难堪。但这样的小动作，最终被证明无济于事，沦为笑谈。
接下来的基辛格吸取了邦迪的教训，表现不俗。为结束1973年到1974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基辛格乘飞机辗转往返于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进行调解，“穿梭外交”一词因此而诞生。他还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71年7月，他秘密访华，周恩来与他举行会谈。当时，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也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基辛格恭恭敬敬地聆听。中美关系是基辛格一生引以为豪的成就，因为这改变了世界局势。他是唯一一位健在的见过所有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美国政治家，至今在中美关系上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基辛格之后，活跃于外交舞台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一个传统，这个位置上又先后出了不少外交名人。卡特时代的布热津斯基，老布什时代的斯考克罗夫特，小布什时代的康多莉扎•赖斯，奥巴马时代的多尼隆、苏珊•赖斯等都是如此。当然，假如总统更看重国务卿，或希望大权独揽，情况就不同了。里根就不重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执政期间换了6名顾问，且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不能直接向总统报告，是历届总统班子里最没权力的顾问。
俄罗斯国安会前身是克格勃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展，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界被分为两个阶段。
苏联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是1917年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1954年，契卡更名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它是苏联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机构”，只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
契卡的第一任首脑捷尔任斯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苏联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为了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他倡议并领导成立了契卡。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家庭，1896年放弃学业投身革命。在整个革命生涯中，捷尔任斯基从未有连续3年以上不被捕的时候。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多年的流放和3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他的领导下，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力量做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1921年，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敌人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有力武器。
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另一位极具影响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
1914年，安德罗波夫生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25岁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先后在一些州和加盟共和国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并相继出任驻匈牙利大使、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1967年，安德罗波夫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连干了15年。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发展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关——约3万名外勤专职间谍分布在世界各地，刺探国外机密，连西方各大城市商品价格的涨跌，也一日不漏地报回国;在国内也时刻与外国间谍进行殊死较量。安德罗波夫很崇拜捷尔任斯基，书房里一直挂着他的画像。他自己也和捷尔任斯基一样，全身心投入克格勃的事业，亲自过问所有重大决策和行动。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从安全工作领导人升任为苏共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说到克格勃，不能不提到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特工出身的他擅长摔跤、格斗、射击，还会开飞机，是克格勃的形象代言人。1975年，23岁的普京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随后加入了克格勃。9年后，他被送到莫斯科的间谍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并在培训结束后被派遣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工作了近6年。
1991年10月，苏联解体前夕，总统戈尔巴乔夫撤销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俄罗斯重建了自己的安全力量，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任主席，成员包括总理、联邦安全局长、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紧急情况部长等。
现在，俄罗斯国安会更多地是一个多方力量的协调机构，负责审议重要的国家和社会安全事项，制定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
日本建立国安会的三步
几乎与中国同步，今年11月7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法案，新设负责制定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王屏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说明日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上走出了“第三步”。
1978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了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主要从事综合性国家安全政策调研，但研究所只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在王屏看来，那是“第一步”。
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受制于国会党派众多和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安倍没什么太大权力，更像是个领头的，没办法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决策层。为了扩大权力，安倍晋三上任后不久就向国会递交议案，建议设立固定机构，让首相、外务大臣、防务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能够定期会面，就应对外交和安全挑战整合意见。不过，安倍晋三在任仅一年就下台，国家安全委员会动议也就不了了之。这是日本在建立国安会上迈出的“第二步”。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担任日本首相，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也随之提上日程。这一次，安倍晋三的理由是“安全保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需要经常分析研究应对措施”。在王屏看来，安倍晋三所谓“安保环境的重大变化”，实际上是指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呈上升之势。
2013年6月7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创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相关提案。提案在日本众议院获得通过后，并送到参议院进行讨论和表决。安倍晋三希望，能在今年12月6日召开的参议院特别会议结束前通过这项提案。王屏认为，提案经众议院批准后，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不成问题。这样，日本设立国安会的“三步走”基本完成。
根据该法案，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以首相、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和官房长官组成的“4人会议”为核心，下设“国际安全保障局”，负责各中央部门间的协调，以及政策的策划、起草等工作。曾有媒体称，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成为日本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据王屏介绍，由60人组成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主要分3个部门，分别针对中国和朝鲜、同盟国以及其他国家，每个部门大约有20人，最重要的是针对中国和朝鲜的部门。她说：“中国没有对日本构成威胁，但只有对内散布‘中国威胁论’，安倍晋三才能将政权进一步向前推进。他不敢和美国叫板，不敢说美国是威胁，因为东京上空的制空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建立国安会的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日本政府做出决定，任命谷内正太郎担任即将成立的日本国安会的第一任事务局长。谷内正太郎是安倍晋三的心腹，在安倍第一次组阁时担任外务省事务次官，是日本“民主与自由之弧”价值观外交的积极倡导者。
不是对任何国家的效仿或模仿
除美国、俄罗斯、日本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已经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报道称，2008年10月29日，法国政府宣布成立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取代国防委员会，在总统领导下统筹制订国防、国安、外交、经济等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领域的大政方针。2010年5月13日，宣誓就职才两天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召开首次内阁会议，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旨在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工作。此外，智利、南非、土耳其、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也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问题专家华益文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拥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成了大国“标配”。
中国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答记者问时说：“毫无疑问，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宗教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想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显然，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针对中国具体的国内外安全局势产生的，它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是对任何国家的效仿或模仿，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更加安全。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第30期《环球人物》)
链接四：中国设立“国安会”的三个需要
陈向阳
2013年11月9-12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事尤其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一时间外媒的相关分析评论甚嚣尘上，其中不乏过度解读，对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适度解析。
其实，依据会后所发布的《公报》，可以发现“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这一决定是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社会部分，即：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可见，新设立的国安会将具有“中国特色”，是具有特定指向与功能的统筹协调机构，而不是面面俱到、“内外通吃”与无所不包的。
国安会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其定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故应防止动辄以所谓“美国标准”“国外标准”来看待乃至评价中国的国安会;外媒往往拿国外同名机构的性质和功能来推测，视之为内外一体与无所不包的“大安全”和“大国安会”，这种可能性目前来看不大。也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国安会主要关注的将是维护内部安全与社会稳定，强调的是政治与政权安全，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机制机构仍将继续发挥各自独特的重要作用。至于未来，中国的国安会将有可能逐渐打破内、外事之间的分割，具备更大与更全面的统筹协调职能，包括维护社会稳定、打击“三股势力”、防范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等，乃至涵盖到军事国防、外交、经济金融安全等方方面面。
中国现在决定设立国安会可谓应运而生、正当其时，这一重大战略抉择体现了“三个需要”：
一是适应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快速发展变化的需要。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与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内外互动、中外互动更加紧密频繁，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极端宗教等境内外敌对势力不甘失败、伺机搞破坏，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危害加大，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繁重艰巨，为此亟需加以强有力、系统与前瞻性地应对。
二是及时改革调整既有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强化中央统筹与跨部门协调，以便形成整体合力、提高工作效率与增强战斗力的需要。
三是与时俱进地参与大国战略博弈的需要，也是与中国新的大国地位相匹配的需要，因为当今世界其他主要大国都有各自的“国安会”，唯独中国还没有。
设立国安会具有诸多重大意义：一是藉此实现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整合与创新，势必更加有效地维护与增进中国的国家安全;二是依托国安会进行“国家安全战略”顶层设计，以更好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三是藉此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并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提供切实有效的安全保障。
可以预见，新设立的国安会将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推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乃至统筹国际博弈竞争的重要机制，进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守护神”与助推器。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19日《中国国防报》)
链接五：国外国安会的运作
储殷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社会各界包括外国专家与学者对于国安会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
坦率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已经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多国家也都设立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是不同国家由于具体的情况不同，其国安会的职权、运作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迥异的影响力。
国家利益决定国安会职权
不同国家领导层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认识与对国家战略的设计决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设定。比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非常侧重外交与军事的结合，这是因为当前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通过进攻性的战略设计来实现，尽管主张先发制人的布什政府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美国注重对外干涉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在根本上进行调整。
反观日本，其即将成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则实际上以情报工作为中心，以针对中国崛起为主要议题。其原因在于日本的军事安全实际上是由美国予以保护，而其成为政治大国的梦想，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一般而言各国之所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主要目的往往都是出于协调各相关部门立场以切实保障国家安全，然而国家安全却是既有实又有虚的一个概念。一方面，领土、经济、军事等实实在在的问题的确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政权、文化、意识形态的安全感、稳定性等问题，却又始终伴随着高度的主观性。
在许多时候，何为安全、何为利益，在不同政治派别看来完全具有不同的结论。在改革派眼中，开放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但是在保守派眼中，开放可能就是最大的国家威胁。正是因为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这种虚实结合的特性，一个国家不仅当其客观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与结构可能会发生改变，而且当其领导层出现变化之后，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权与结构亦有可能发生改变。
国家权力结构影响国安会运作
不同国家不同的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与运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大多数设立安全委员会的国家而言，之所以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往往是因为国家安全事务牵涉重大，不仅需要跨部门的合作，而且需要最高领导人的终极拍板。
因此，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与权力大小，以及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和个人权威往往都直接影响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作。以俄罗斯为例，其联邦安全会议虽然直接参考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是由于其始终无法解决与外交部、俄罗斯军方的冲突，从而导致其影响力日渐衰退，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军方和情报部门高官即将退休时，打发时间的养老院。
美国早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同样如此，在杜鲁门时代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军方与总统的分歧，导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杜鲁门产生冲突，从而基本上陷入停滞。杜鲁门在其任期之内只参加了两成的会议，并且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决策上也经常采取无视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下命令给有关部门的做法。
美俄两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是一个协调各方意见的平台，但究其本质乃是由于国家安全事务的特殊性而设置的集权机制。其功能一方面是为国家领导人提供直接的管道以了解国家安全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让具体部门能够更直接有效地领会、贯彻国家首脑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方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可以畅所欲言，但决策上一定是首长负责制。
所以如果这个平台处理不好与国家领导人的关系，甚至成为强力部门制约领导人的论坛，那么它的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平台的有效运作，实际上是与领导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个人权威密切相关的。比如2010年卡梅伦政府成立的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个以首相为核心的小内阁。
国安会的定位决定其规模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定位了国安会的规模与权力。大多数国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动机，都是力图打破部门壁垒、促进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以应对国家安全危机。比如印度之所以要设立国安会就是因为恐怖事件频频发生，而各部门反应迟缓。然而同样是跨部门合作，以何种方式进行，却在后果上大不一样。
如果是为了督促跨部门合作，而强调国安会对各部门的直接影响力，那么很可能要安排相应的人事权、财权、管理权的集中。这样就很可能会形成一个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新部门，它对于各平行部门中的某些具体部门进行垂直领导，甚至直接整合。
对于在国家安全事务管理上分工比较混乱，管理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这样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已经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安全管理体系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做法虽然提高了部门间合作的力度，但是一方面投入的成本过大，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被垂直管理的单位与原有同部门间单位的关系紊乱。
如果只是为部门间交换与合作提供平台，那么实际上国安会就只是一个整合的渠道。其整合的效果取决于参加各方的具体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安会所耗费的制度资源会相对较少，但是各部门之间合作不力、存在冲突或者相互推诿的情况却会仍然存在。
如果既要避免国安会成为部上之部，又要保证其不沦为务虚的碰头会，则国安会就只能借助于领导的权力。即国安会成为对领导负责的最高决策顾问机构，其政策建议为领导所采纳之后，通过领导的权力来影响有关部门。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军机处，即以负责人与领袖私人性的关系和制度性的安排相结合，从而保证跨部门整合的效果。这事实上也是美国国安会运作的特点。
美国国安会运行特点
在美国，总统为国安会主席，定期参加会议者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国安会法定军事顾问，国家情报总监是法定情报顾问。经常参加会议的还有白宫办公厅主任、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等重要官员。
但负责国安会日常工作，也是在美国国安会中通常发挥最重要协调作用的并非这些官员，而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即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家安全顾问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经过国会批准。他的权力未定，但是借助于总统的权力对国安会其他成员与部门发挥影响。
此次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有参与国际合作的外在考量，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需要。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以及各国纷纷建立国安会这样一个趋势，中国也有必要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提升与各国的对话平台，从而提高中国在国际性安全领域内的话语权。
而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归口管理制度，使得中国在国家安全事务管理方面更加易于整合，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有关部门权力较小、资源有限、在地方上影响力较低、很难争取其他部门协作也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设立国安会，可以整合国家安全管理力量，提升有关部门的权能地位，从而让中国的国家安全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21日《法治周末》)
链接六：日媒以小人之心揣测中国“国安会”
冯昭奎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有日本报纸分析认为，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加强对钓鱼岛等海洋问题的管控。还有日本报纸认为“这是因为中日因钓鱼岛问题关系紧张，日本计划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中国采取了对抗措施。”笔者认为日本媒体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虞。
当今时代，国家安全问题日益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拓展到金融、财政、网络、环境污染、贩毒反恐、重大传染病、天灾、社会稳定等非传统领域，而且不同的安全问题和安全领域相互关联、耦合。这就需要一个高度权威的机构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综合全面地应对各种安全问题，并将各领域、各部门的力量和资源进行整合与协调，以提升决策的水平和层级。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科学安全观的一个具体体现和实际举措。
日本某些媒体将此事解读为“加强对钓鱼岛等海洋问题的管控”，这反映了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观发生了偏差。中国国安会不是专门为处理中日关系而成立的，在中国的安全与对外战略中，日本的地位远没有那么高，日本媒体不必自视过高。
早在1980年，日本大平正芳内阁曾经制定过一个包括经济安全、农业安全、粮食安全等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比较而言，目前安倍首相所制定的“以钓鱼岛为纲”的安全战略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倒退。安倍将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安全”，又把“军事安全”等同于“尖阁诸岛专业”，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煽动敌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此来赢得支持率。这与其说是为日本的国家安全，不如说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界定的失误必定导向国力衰弱。
尽管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是专为中日关系而设，但显然会把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紧迫课题。这里存在着两个“相处”，一个是在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外交、国防、安全、经济、海洋、环保等部门之间的“相处”，通过加强沟通与协调，有利于各部门制定一个既有利于坚定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又有利于维护我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所要求的稳定周边环境的对日战略和政策;一个是中日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相处”，两国今后又多了一个互动渠道。目前，中日岛争就像一个“脓包”，两国都未能有魄力去挑破这个脓包。今后日本设有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中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许就到了可挑破脓包进行杀菌治疗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反而认为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可能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和效果。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6期，摘自2013年11月15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