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全新隐型战争

　　在传统陆、海、空、天战场正式对抗之前，如果具有金融攻击能力与金融综合优势的敌国通过破坏我方金融的稳定性，打击我实体经济，就有可能在热战之前破坏我方的稳定性，不战而屈我之兵

　　■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郑刚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受到了不少置疑，但是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与金融机制仍是后冷战时代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石。维护美元世界地位的金融博弈、对抗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焦点，金融战就是美国利用自身世界霸主与金融游戏规则制订者的有利地位，针对众多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而开发衍生出来的一种全新的非军事战争手段。

　　大国博弈新边疆

　　所谓金融战就是针对金融体系不健全、存在泡沫的市场经济体，国家与非国家主体通过提前布局，利用信息不对称与时间差，制造或诱发标志性事件，通过战略传播行为夸大特定经济体存在的问题，引起国际资本市场对特定经济体的不信任，调低对特定经济体、企业的预期，使得外部与内部资金大规模地流出该经济体，进而使潜在的、非致命的危机加剧成为现实的、严重的危机。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此类攻击（以1997年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国家为例）一旦得手，往往不会局限在金融领域，同时也会使实体经济失血，造成投资贸易条件大面积恶化、大面积企业破产，大规模人员失业，进而诱发该经济体政治、社会的连锁危机。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实体经济的高度证劵化，金融衍生工具导致的乘数放大效应，金融风险对特定国家经济的破坏性急剧增强——一次有效的金融打击对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时像“定点清除”一样，使之瓦解崩溃，甚至停滞倒退好几年。

　　金融战争不具备直接的暴力性，但通过各种手段强迫对方屈服于自身的意志这一点却同样存在。他同样也具有政治目的——此类金融攻击不论是由国家主体还是由非国家主体发起，同样都可以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

　　在战争越来越柔性化的当今世界，网络战这种非直接物理毁伤也成为新型作战方式的背景下，金融攻击也开始具备战争所要求的各种行动特征，其作战方案同样具有高度的对抗性与谋略性。发动攻击前动用国家级情报资源（由于美式旋转门的存在，使得这一点变得更加容易），准确地发现并把握目标经济体的软肋，预见对手可能的反应并制订进一步反制之策；其作战行动本身同样具有“联合作战或是合同作战”的特质—— 一次有效的金融攻击需要动用具有不同资源、不同国家与不同专业技能的团队共同实施，他们之间需要紧密配合，多个分方案之间紧密协同，从时间到地点到程序，与联合作战大纲的要求在本质上完全相同。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在传统陆、海、空、天战场正式对抗之前，如果具有金融攻击能力与金融综合优势的敌国通过破坏我方金融的稳定性，打击我实体经济、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就有可能在正式热战之前破坏我方的稳定性，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迫使我在不利条件下与之开展军事对抗。因此，相较于传统陆、海、空、天、网五维战场，金融战场也有理由被称为一种更加具有外线特点的作战领域。

　　金融战的主要攻击方式

　　金融战依其战争主体不同攻击方式也不同，所谓国家级主体主要指受各国直接控制的央行与主权财富基金。

　　以美国为例，美国最为担心的国家级金融攻击主要是各主权经济体大量抛售美元、美国国债或与其他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脱离美元体系；美国有能力或更有可能对其他主权经济体发动的攻击手段包括量化宽松、诱导和制造地区冲突、利用公共卫生事件制造恐慌情绪、施加政治压力、借助国际组织调低目标国信用评级等。而美国发动金融战的目的则是维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获得铸币税；打击敌对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使得资金流出该经济体，阻止或限制该经济体挽救危机的努力，造成实体经济大量失血、大面积投资贸易条件恶化、大规模企业破产人员失业，进而诱发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制造目标国民众对政府乃至军事行动的不信任，为可能的陆、海、空、天作战揭开序幕。

　　所谓的非国家主体主要指各类对冲基金，他的攻击对象主要针对特定的企业、行业，直接针对国家级目标的攻击相对较少，惟一对国家级目标有成功攻击记录的就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对东南亚国家以及英国英镑的攻击。但是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飞速发展，对冲基金所能调动的资金规模空前增加，对特定国家中部分企业、行业的攻击与对该经济体本身的攻击界限已不是那么明确，而且，如果能在某国部分企业、行业撕开口子，往往也就会进一步动摇该国整体经济的稳定性，揭开对这个国家全面攻击的序幕。

　　由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金融体系，拥有数量众多、具备强大情报收集研判能力与资金调动能力的对冲基金机构，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多数国际主流传媒也位于美国，因此，有能力对其他主权经济体发动攻击的对冲基金也大多位于美国，以对某国股市的做空为例，其常规攻击流程通常有：

　　第一，研究目标国重点行业的特点，监管层的控制措施、股民心理与股市信息传播路线图，以及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性；

　　第二，研究该经济体重点行业企业的弱点，判断其市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泡沫空间；

　　第三，通过公开渠道与非公开渠道（如地下钱庄）使热钱加速进入这一行业相关企业，进一步拉高股价；

　　第四，提前布局，做好对冲准备；

　　第五，当股价达到虚高点，通过中间人与影子公司隐蔽抛售部分股票；

　　第六，利用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发布重大利空消息，如不利于企业的研究报告、财务造假信息、高管重大负面新闻、行业性丑闻（如国内曾经披露出的瘦肉精事件、白酒塑化剂事件等），造成股民恐慌，形成抛售；

　　第七，通过境外机构散布对目标国整个监管体系的质疑，受其影响的NGO、媒体跟进，引发对更多行业、更多企业股价的质疑，形成暴跌预期；

　　第八，提前预见、利用可能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社会群体事件，通过战略传播手段，制造对目标国经济前景的整体看空，诱导内外部资金大面积流出该国；

　　第九，当该国股价、汇率跌到最低谷时重新入市，一举控制该国经济命脉。

　　值得提出的是，做空者的行为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无中生有，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被做空一方往往存在重大问题和危机，做空者所做的就是通过情报研判发现这些问题与危机，结合战略传播手段把这种危机进行夸大，加速引爆，或顺详敌意、周密布局使之进一步泡沫化，最后自动引爆。换言之，如果说被做空一方是个病人的话，做空者就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有意引发病情恶化甚或成为不治之症的催化者。金融攻击所选择的目标特点，加之其操纵手段的隐蔽与巧妙，使得很多人对他的认识往往趋于模糊，认为最终危机的爆发完全是因为被攻击方本身的问题，而忽视了做空攻击方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对华金融战的主要战场

　　境外金融战主体对华作战的主战场首先是跨境资本战场。以浑水与香橼为代表的美国做空机构对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进行了无情的猎杀，以东南融通被质疑的2011年4月26日当天作为计算起点，截至2012年12月7日收盘，美股中概30指数由1250.92点暴跌53.25%至584.73点，仅在2012年一年内，中国概念股企业在美退市就达30多家，总市值则由当时的1924亿美元跌50.46%至953亿美元，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总市值缩水近1000亿美元。目前国际做空机构正把目光投向更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另外一个战场是债劵战场，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进一步施行，大量新印美元的泛滥，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已面临巨额贬值。

　　此外还有中国国内的股票战场，由于劳工成本、原材料成本的飞涨，中国制造业增长进一步失速，随着国内股指期货等做空手段的出现，对国内A股市场的做空也正变得可能。目前境外热钱仍在大举进入中国，一旦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出现困难，亦或周边地缘冲突激化，中国股市被做空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是人民币汇率战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失速，国内通货膨涨的加剧，人民币实际购买力正在下降，但此时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仍在上涨，这意味着人民币被高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目前海外大量热钱通过各种管道流入中国，就是在为进一步推高人民币做准备，一旦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出现重大不稳定因素，这些资金都将迅速获利回流，从而造成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一种可能想定

　　境外对冲基金早已在做空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股和房地产。目前中国主要国有银行均在海外上市，部分银行股因受企业破产潮与地产业危局影响，财务数据已远不乐观，前日又爆出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前副行长在澳门欠下30亿赌债的传闻，可以预期，未来如果爆出更多此类丑闻，中国银行类股票价格有可能出现更大波动。而中国房地产业所存在的泡沫已广为人知，2013年3月，曾做空安然公司与美国楼市的美国顶级做空大师，尼克斯联合基金公司（Kynikos Associates）总裁和创始人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向CNBC记者声称：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中产阶级对经济前景的失望，楼市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境外对冲基金甚至已经开始着手做空中国地方政府债。中国中央政府财政因有严格的管控与国家信用作担保，对于做空者来说是很难下手的，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已陷入“卖地财政”的恶性循环，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长期下滑，有些地方政府将面临无法通过卖地收入偿还债务和维持运行经费的窘境，此种情况将导致部分地方政府所发债劵价格的下跌甚至发债困难。

　　境外资本大鳄们还在做空港股中国概念股。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已经遭遇了一整轮无情的猎杀，中国大陆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数量更多，涉及行业更广，即便有1/3的公司受到有效攻击，损失也将是非常惊人的。

　　此外，境外对冲基金还与国内合作，内外勾结，利用股指期货做空A股。目前中国国内股民对上市公司造假不满的声浪很高，很多证劵投资机构也都在呼吁放开并建立股市做空机制，单纯从市场经济原则的角度，这种呼吁有其道理，但如何避免在放开过程中境内机构被境外机构利用，演变成对更多A股上市公司的恶意做空就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审慎把握。

　　除了对冲基金这种金融战的非国家行为体之外，美国政府也披挂上阵、顺势利导。毫不奇怪美国政府正通过量化宽松进一步稀释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同时要求中国按照其指定的方式、路线开展金融改革，更操纵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制造中国周边紧张态势，南中国海、钓鱼岛、中印边境、朝核问题等地区矛盾明显升温，如果今后中国周边地区发生更多的突发性危机事件，美国对冲基金的地缘政治分析师们将有渠道和方法提前预知可能的事件，并建议所在机构利用这些危机，提前作出布局。

　　如果上述两方面进展顺利，境外对冲基金对中国的攻击将从个别行业、地方政府上升到对人民币汇率、以央企为主干的战略性支柱企业，到那时，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稳定性将面临真正的挑战。

　　中国如何应对金融战

　　“勿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既是古训，也是常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了解新观念新知识的同时，更不要忽视某些常识，这是经过历史检验过的真理。

　　要重视建立针对恶意金融攻击的专项监测体系。恶意金融攻击无论是攻击主体本身，还是攻击过程，虽然隐秘，但也并非无迹可循，如果围绕不同的攻击主体、攻击目标、攻击方式建立相对应的监测分析框架，就有可能提前监测到可能的攻击企图与准备活动，并对可能的威胁作出分级，采取针对性措施。

　　金融攻击是一种能达到战略目的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他之后，有可能紧随而来的就是网络攻击与军事政治干涉。他本身既是一种隐型作战方式，又超出传统军事斗争领域范畴之外，国内对此领域威胁的监测出现了一定的空白。

　　因此，研究金融安全与国家军事安全之间的规律，并尽块建立相关的衔接制度、机制尤显紧迫。同时在不同部门对金融攻击的威胁有共识的基础上，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设计演习规则与关键场景，模拟可能的攻击方式及其不同地缘政治事件的可能影响，是提升金融战攻防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作者为东方锐眼风险管理顾问公司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