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美国掀起了所谓“使用和平手段”的反共“自由十字军”运动，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构想的“和平演变”战略理论的雏形出炉，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商会演说中，他声称要“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并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作为“和平演变”战略理论的整体部署，长期以来，各届美国政府一直在持续致力于执行与完善这一战略，他们借技术交流、国际交往、文化产品的输出等非暴力的渗透，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妄图用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从而实现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终极目标。和平演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超越遏制战略”，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是所有执政的共产党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和平演变意识操纵的战略图谋
1.不容小觑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最初是由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在1796年用来描述他的一门新学科计划的，很快却成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政治斗争的武器。”“就广义而言，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换言之，这种权力关系就是统治关系。有别于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又称为观念上层建筑，包括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等思想观点，尽管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历史上较为混乱且多有争议，作为统治者力求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表述形象时还易受抹黑，但意识形态在社会信念导向价值上的潜移默化之功用最终还是得到了充分肯定与张扬。意识形态之争，从来就不是什么单纯的思想观念之争，归根结底是政权之争。
在最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特指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是用“虚假意识”称呼意识形态的：“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但随即在同一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著中阐释了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意识”的作用：“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新兴的社会科学内，作为一般泛指，意识形态已趋于中性化及综合化，列宁在得出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是辩证统一的结论时，也赋予意识形态这一思想体系的科学性：“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在当今的价值取向上，意识形态已呈现革命论、批判论、终结论等多元化态势，不同阶级、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化，作为代表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其主流意识形态在造舆论、得民心、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作用中愈发不可低估。从“杜勒斯预言”和平演变的实施手段来看，除了暴力式的强加和剥夺外，更多的是暗度陈仓式的潜入和嬗变，以种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从和平演变的实施效果来看，网络宣传战、社会动乱战、糖衣炮弹战等战略图谋紧锣密鼓，步步逼近，美国中央情报局颁布并付诸执行的旨在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仍在执行之中且部分已开始实现，目前我国反和平演变整体状况不容乐观。
2.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起伏变化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定位与实践方式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特征变化而变。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966年)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毛泽东确立了“必须从国家根本制度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正确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定位”等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此意识形态借政治话语引导人民的日常生活，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又加强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观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达到了水乳交融”。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为重大挫折阶段：主流意识形态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片面化，政治意识形态入侵到私人领域的每个空间，政治话语大一统，任何个人意见都要按照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来衡量。
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为多元重组与深化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已从同质性发展成多质多阶层的大众，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改革式建构与创新。21世纪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施了“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伟大战略转变。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同时，假、大、空的空头政治已被人们所摈弃，大众价值观已从一元转向多元。在市场经济的追本逐利中，“口号式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因此，如何架构共享的价值，使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多质大众的认同，成为利益分化期的难题。”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意识形态按预设进行的渗透正是乘此“淡化意识形态”之机，以各种消费文化为突破口，以实利诱导为手段，消解崇高理想，瓦解革命意志，在“淡化”中取胜，用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并不断加强抽象人道主义和“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消费意识形态”达到削弱、异化和去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
3.慢性中毒的侵蚀险象环生
对外开放搞活的“沧海横流”既方显英雄本色，但同时也往往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在我国引进与借鉴西方经济建设经验与科学技术的同时，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也鱼贯而入，在现实生活里颠覆传统价值观、一味追求利益化、市场化的世俗裹挟与风潮时有发生，特别是借用消费文化、高科技文化来分化瓦解人们原有的优良传统观念，以期在“全民娱乐化”、“全民消费化”、“全民浅阅读化”的状态中达到篡改历史、转换思想、潜移默化的效果。打开电视、网络等媒体，情爱、猎奇、车祸、中大奖、拜金女、艳照门、突发事件等披露、曝光时有发生，或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或断章取义、以点带面;或弄虚作假、造谣滋事;或以丑为美、以恶搞为时髦、以扭曲甚至畸形的道德取向来嘲讽、挖苦正常的道德追求，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在充当着实施和平演变的线人和打手，唯恐天下不乱，许多恶意攻击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行触目惊心，仿佛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的都是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现象和急功近利的浮躁行为，都是一些官员的渎职腐败及社会道德状况每况愈下的必然结果。而深刻反映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作品与新闻并不多见，反映时代精神、讴歌奋战在建设社会主义一线的先进报道并不多见，历史扛鼎之作更是非常罕见，在缺乏及时的科学剖析与鉴别的前提下，客观上突出了人们意识中的物质利益成分，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冲击，给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带来了混乱，用以摧毁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凡此种种，都不能说与无孔不入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无关，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文中所提及的“洛美胡兹甲虫”现象并非危言耸听，在“消费文化”等“分子入侵”之际，我们切不可像工蚁那样：“舔吃了这些分泌物，于是便丧失了一切健全的理智”。从本质上来讲，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逐步蜕化变质，而蜕化变质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发端首先是在于苏共当局批判斯大林时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和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引起苏联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混乱，为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可乘之机，加之苏共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干部特权阶层的官僚主义化等原因，最终导致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正是“洛美胡兹甲虫”现象潜移默化的结果，换言之，这是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意识操纵战略图谋的预想成果。
4.第一资源的争夺
当今世界，国以才立，政以才治。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科技人才决定国家的竞争力。在承接21世纪历史使命的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的接力棒责无旁贷地逐渐传到杜勒斯所期待的第三代、第四代手中。为了争夺接班人和科学人才，多年来美国一直把争夺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优秀人才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并通过不断修订移民法，将留学生等外来优秀人才作为美国人才库的后备力量。奥巴马曾在讲演中呼吁美国两党加快改革移民法，“要把那些有天赋、负责任的外国青年才俊留在美国，让他们充实美国的实验室，建立新的企业，进一步繁荣美国，而不是让下一个英特尔或谷歌诞生在中国或者印度”。“根据最新公布的优惠政策，外国企业家和在艺术、科学和商业等方面拥有杰出能力的外国人在申请EB-2移民签证时无需提供美国公司聘书和劳工部证明，只要申请人证明其获得该签证将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能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即可。美国移民局还将改进向外国企业家、特殊人才颁发H-1B非移民工作签证的工作，以吸引更多有创业意向或已在美开办公司的外国人在美居留和创业。如果一个外国人已在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凭此就可以申请获得H-1B签证。美国移民局还将提高吸引外国投资移民的EB-5签证审批速度和效率。”2010年10月，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出台了取消中国和印度留学生留美配额的法案。2011年1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吸引高学历移民的法案，法案特别规定，2015年起完全取消职业移民的国家配额上限。
除了争夺留学生等外来优秀人才作为美国人才库的后备力量外，作为猎脑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设有某些免费午餐的目的，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以后一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就将美国“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和西方生活方式以“播种机”的作用带回国，“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如果不远的将来，我们大多数国人(特别是年青人)以说外语、吃西餐、用洋货、过洋节引以为豪的话，中华民族全盘西化绝非危言耸听了。
邓小平指出：“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美国在放低门槛，极力引进世界各地最优秀人才的同时，长期用政治战、心理战和网络媒体宣传等配合来先声夺人，在消费文化上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在经济制裁上用增设贸易壁垒等多种手段来加以配合潜移默化，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利用疆独、藏独、台独、人权等问题不断大做文章，企图瓦解我国青年一代的政治信念与道德意志，促使青年一代对中国发展前景丧失信心，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而“改换门庭”，走向全盘西化，从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实现“和平演变”。
5.亟须改观的诚信缺失与道德滑坡
道德滑坡是特指目前我们社会在道德方面实际存在的问题。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诚信缺失与道德滑坡至今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甚至国际声誉的一个重要社会隐忧。不可否认，我们身边不断涌现出最美的司机、最美的教师、最美的护士、最美的医生等道德模范，这是党和国家多年来辛勤培育起来的正义与良心之根基的支撑作用所致，但因做好人好事的成本付出太大等种种原因，此根基有逐渐被殆尽之危，受党和国家多年教育的老一辈身上那种执著的信仰、高尚的情操、质朴的德行在某些地域及行业已渐行渐远。造成诚信缺失与道德滑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这是长期多种矛盾的积累所致，既有历史原因的阴影延伸、经济体制的缺陷、急剧变迁时期的“道德失范”;又有传统道德是非标准的模糊，官僚腐败滋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失衡心态、社会监管机制的缺位、法治建设的不完善等，其中，西方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国内政客及媒体中的线人，恶意中伤，蓄意放大社会痛点，煽动网络暴力，宣扬各种腐朽、低俗、拜金等不健康的思想，在鱼龙混杂中尽显其能事。
二、清醒的识别与理智的反思
自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等多项转型、变迁及矛盾突出时期，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等名义的驱动下，政治主张多样化、价值观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大众政治”时代已见端倪，后现代主义的零散化、多民族、多中心、反权威等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也正是西方消费文化消解工人阶级革命意志，取得葛兰西在其“霸权理论”中所道破的“精神和道德领导权”的有利时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从一开始在世界进步思想界就受到质疑与批评，但是，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西方价值观’还是一度被吹捧成所谓的普世价值。”一些文人墨客受其主子旨意而以故弄玄虚的“晦涩”来曲解马克思主义，别有用心地借“普世”的人类性来模糊现阶段的阶级性，从而欲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引入歧途。为什么突破道德底线与市场化运作节制的网络恶搞能这样恣肆泛滥?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奚落与调侃、对默默奉献行为的嘲笑视为一种“习惯性的精神享受和快感”?这正是我们要予以反思、深思的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重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突破瓶颈的意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其中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中不被“全盘西化”的反和平演变则是一场艰巨的搏击过程。面对“和平演变之网”的全面张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并非政治全球化，我们不能因为“多元”的存在、“全球化”的兴起而模糊了主流价值观的判断，在充分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不能丢弃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固守。所有制形式可以多样化，但公有制为主体的格局不能改变，社会主义本质必须坚持;社会思想与社会意识可以多元化，上层建筑及非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多元化是学术繁荣、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主流价值观与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主流价值观必须归位，错位的道德界限必须厘清。我们的社会允许价值观多元、生活方式多样，但不能矫枉过正，我们不应因为多元的存在而模糊主流价值的判断，贬低所有的传统道德标准和人文追求。我们不能在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完整建立的时候，丢弃精神故土，混迹于稍纵即逝的世俗狂欢，进入娱乐的虚无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等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武器和意识形态，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模糊不得，淡化不得，否定不得。失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意味着失去共同的价值追求，导致信仰危机进一步恶化，必定引起人心混乱，会触发整个中国意识形态大厦的坍塌，最终断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综上所述，借经济全球化来推行政治全球化的实质是推行全盘西化，推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凡此种种，实际上是西方意识形态幽灵的一种图谋，背后不乏演变中的社会利益的支撑与裹挟。
三、进一步探究与调整反和平演变的战略举措
应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战略，总结国际共运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反和平演变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存在“和平演变”的危险性问题，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设计与调整反渗透的战略举措。
1.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
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反和平演变的法宝。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能否得逞，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取决于执政党是否为西方推行演变战略提供了腐败蜕变的缺口和机遇。因此，保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这是反“和平演变”的根本保证。对于包括美国总统、国务卿、中央情报局等政府上层出台的演变战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层要从严治党，党要管党，从上至下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密切党与人民的关系，反腐倡廉，使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坚强堡垒。
2.加快发展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建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最终胜利，有赖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胜一筹的生产力及社会发展财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不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反和平演变这场斗争异常激烈。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是我国抵御各种政治风浪、挫败“和平演变”阴谋的基础。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一贯以经济制裁为要挟、以经济发达为炫耀的“经济战”作背景伴随而实施的，利用经济力量取得政治效果，诱迫我国改革转向，是其惯用伎俩，对于这一特点，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要在保护、促进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方面起重要作用，反“和平演变”斗争要保证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服务，不断增强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优势，这是我们防御“和平演变”的最主要对策。
3.看得见的手要适度干预看不见的手
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单独完成有效配置资源的任务而需要政府介入和调节的原理相类似，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负有促进本国教育、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建设等重任。针对市场是以“非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的方式介入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重组中的现状，我们在繁荣国内文化市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必须在政府引导下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加强国家行政机构宏观调控的权限，重视与加强法治建设，对西方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国内媒体及政客罔顾事实、涉及颠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假、恶、丑言行提供展示舞台等不法行为，政府应该由“守夜人”转变为积极的“干预者”，依据有关法规，给予及时的严肃处理和整顿。
4.及时根除国内敌对势力的隐患
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我国内部蓄意培养、收买的所谓“线人”、“合作者”、“自由战士”、“代理人”、“持不同政见者”和敌对组织，是长期隐藏在我国各个领域内部从而配合西方和平演变的害群之马，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打着维护“人权”等幌子干涉我国内政，极力用“普世价值”渗透核心价值观，多次策划与挑起民族矛盾和动乱活动，对这些内患一定要给予及时的揭露，坚决予以打击与根除。
5.以广泛的友好外交制衡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影响
反和平演变不仅是一国国家利益的防护需要，也是维护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安全、促进全人类文明丰富多彩发展的客观要求。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条件下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为主动化解与反击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与扩张，本着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原则，我们既要传承优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世界、吸纳人类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又不能迷失自己。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外交关系，积极参加国际文化体系的各种组织、论坛或机制，充分利用刊物、图书、会议、体育赛事、美术展览、音乐会、广播、授奖、培训等各种“文化武器库”的交流活动之际将中华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林，以文化产品为载体输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推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用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世界文化统一战线，师夷长技以还治其人之身，藉以制衡西方中心文化论和美国文化输出强势。
6.掌控网络文化的主动权
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优势也是一种文化优势，文化优势借助互联网的渗透，往往会迅速成为网上霸权语言。杜勒斯在1953年就曾指出：“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基于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传播作用，美国互联网协会主席唐•希斯深谙此道：“如果美国政府想要拿出一项计划在全球传播美国式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那么互联网就是最好的传播方式。”不难看出，掌握文化渗透与反渗透的主动权与掌控网络宣传密切相关。
目前，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市场。在中国的网民中，青少年网民占了大多数。但令人担忧的现状是：在网络的许多群体里，把控话语权的活跃发言者往往还并不是网民中最深思熟虑的成员，也不是最能代表政府表态的政务发言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文化上处于劣势。一些“线人”、“代言人”的不同政见在网上的炒作与疯传比比皆是，所谓“水军”、“僵尸粉”、“爆料”等现象都与网上后台的幕后黑手的蓄意操纵有关，要改变“政府军”不及“水军”这种状况，就必须掌握网络文化的主动权，在全国上下共同形成讲正气、讲诚信、讲责任的氛围是一场以正压邪的人民战争。因此，我们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依靠群众的爱国主义力量，适应时代的变化，正视网络文化的挑战，表达先进文化的呼声，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健全网络政务与网络草根相结合的网络平台，注重发挥教育、大众传媒、通俗文化等公民社会机构与组织的积极作用，注重发挥相对独立第三方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管作用。对媒体里、网络上、QQ中的敌对势力蓄意挑起蛊惑人心、颠倒是非、恶意煽动的阴谋活动与中伤话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管理部门、政务平台发言人、评论员、网管部门等应给予针锋相对的反击。当涉及民生、民意的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发言人就事实真相应该予以及时、准确的应答，宽容谣言就是放纵，任何不屑一顾、放任自流都是不可取的，要彻底改变党的“喉舌”等舆论阵地在第一时间里的“失语”和“迟语”现象，不能将官方解释权拱手相让于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与异国他乡的“曲线直播”，这是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澄清事实真相所当仁不让的举措。
7.反“和平演变”是长期连续的综合较量
作为瓦解社会主义的既定方针、政策和战略，“和平演变”从来不因人而异，也不因时而易.针对其连续性、一贯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反“和平演变”也必须是一场按既定战略扎实推进的持久战。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肯看得困难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掌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首先要有自己系统的理论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只能自创，不能拿来。任何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学术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做法，实际上是削西方的话语体系之足来适中国问题之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旨在引领与彰显中国先进文化的本真精神，树信仰，抗腐蚀，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致力于发展与掌控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媒体舆论场中，我们要高度警惕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碎片化”的手段，以“高科技普及”、“消费文化”的方式、以“与国际接轨”、“民主”等名义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进行攻击与曲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网络信息“包围”下，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用语，在体现民主、科学、理性、法治、人文关怀等现代性话语内容的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作用方式包括一定的话语转换都要顺势而变，但必须是“原则不丢，局部调整”的本质传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话语决不可随意弃用，流行的西方主导性话语决不可盲目套用，面对各种敌对的意识形态话语决不可沉默失语。”在加强网络、广电等媒体管理的同时，我们要本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宗旨，将草根性话语加以理性的分析、科学的梳理、正确的导引，以“良币驱逐劣币”来抵制低级庸俗的非主流文化的负面影响与冲击，把青年一代的兴趣、爱好引向高雅、文明、健康的轨道，用充实取代空虚，用振作战胜颓废，用高尚代替庸俗，用实干代替逍遥，用积极向上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抵制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商品人格等负面渗透。
在国外，一些国家和民族对于自己的哲学有“内涵”层面上的称谓，如英国有“功利主义”，德国有“意志主义”，法国有“实证主义”，美国有“实用主义”，等等。这些称谓几乎可以“顾名思义”，并且在该论域内兼容性比较强。我们的话语创新也需得到世人的公认。例如，“实事求是”是一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味的命题，为中国人家喻户晓。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重新解释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科学阐释给古老的“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内容，并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得到普及，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我们能否用“实事求是哲学系统”作为我们主流哲学的一个内涵称谓呢?类似主流价值观的话语还有待于我们去创新，无论是从传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独树“中国式智慧”的知识专利，其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许多原本是中国智慧结晶的文化财富在对传统的质疑声中逐渐被忘却或低估了，甚至拱手让人，这是一种历史缺憾与失职。我们要及时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工作，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新表述、新概念、新范畴，努力做到“中国话语、国际认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在人类思想宝库中绽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