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解放的北平城，老百姓欢天喜地、庆祝投入新生活时，暗地里潜伏下来的各种特务组织正千方百计地试图破坏新生政权。那时，市民形容北平有“五多”：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排在第一位的特务数量之多，系统之庞杂，居全国之首。由于国民党在战争中屡失城池，从东北、华北、西北撤下来的特务，纷纷聚集在北平。尤其是在解放军围城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边撤退边“埋雷”，提出了“整退零进”的应变策略，布置了多层多线的潜伏网，伺机破坏。
肃清特务，北平城才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新生的人民政权才能更加巩固。1949年2月，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被侦破，随后12个潜伏组陆续被连根拔起。这是解放军入城后公安局破获的第一个特务案。
1949年组建的北京市公安局的骨干成员
汽车行的神秘线索
1949年2月的一天，位于二龙路的北平市公安局内二分局接到一条线索：西单景福汽车行来了一个年轻人，说是给汽车行股东当助手，但此人既不会开汽车，也不会修汽车，每天无所事事很是可疑。
接到线索的公安同志陈悟生马上断定，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当即向内二分局局长狄飞作了汇报。刚刚入城接管国民党反动警察局不久的市公安局，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接到了可靠的群众线索？这还得从刚刚分配到公安局的年轻小伙陈悟生说起。
陈悟生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1944年，19岁的他还在上中学，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先后隶属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中共北平委员会下属的“平民工作委员会”和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陈悟生年纪轻轻，地下工作经验却不少，曾在灯市口附近创办中共地下印刷局新美印刷局并担任经理，还在1948年底成功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没有耗费一枪一弹就智取了国民党在北平的一个军火库。由于长期隐蔽工作，熟悉北平情况，北平解放后，他被组织分配到市公安局工作。
陈悟生原以为革命胜利了，终于可以从“地下”转到“地上”工作，没想到，去公安局报到的第一天，他就被局长狄飞分配了新的“地下”任务：“从今天起你白天不要公开到分局，要通过各种关系，尽快查清城内的敌特电台。有情况，直接和我联系。”
于是，陈悟生重新穿起便服，联络起过去地下工作时的各种关系，迅速投入到新的工作。没多久，他就得到了西单景福汽车行的重要线索。报告线索的人叫韩作文，人称“老韩”，老韩解放前就为我党工作过，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公共汽车司机，在汽车行业工人中颇具威信，工人们有事儿都愿意和他说。老韩这次提供的线索，消息来源是景福汽车行的司机陈福录。据陈福录反映，景福汽车行新来的可疑“助手”叫俞承泽，除了他，汽车行旁边还有一间奇怪的屋子，平日里根本没人去，陈福录却好几次听到里面发出“嘀嘀嗒嗒”的声音。
嘀嘀嗒嗒，莫非就是市公安局正在重点排查的敌特电台？凭借多年地下工作的职业敏感，陈悟生马上意识到线索的重要性。事不宜迟，他报告给狄飞。果然，狄飞听完立即指示，由老韩同志继续接近司机陈福录，进一步掌握俞承泽的情况，并抽调人员和陈悟生一起对此案进行全面调查。狄飞还特意将此情况报告给了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和侦讯处处长冯基平。
巧合的是，就在陈福录报告线索没多久，陈悟生又从西单商场内开无线电行的宋老板处了解到，景福汽车行股东张景贤和助手俞承泽曾到无线电行修过电台。一个汽车行修电台干什么用？此时，他几乎可以断定，景福汽车行藏着不可告人的神秘电台。
打草惊蛇
陈悟生等人对景福汽车行展开了全面侦察，汽车行股东张景贤的情况很快被摸了个底儿掉。张景贤家住西单宽街12号，其父亲是伪国大代表，其本人在日伪时期当过县警察所督察。日本投降后，张景贤还组织过河北省武清县的还乡团，后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新事业建设协进会”、“北平中国公民互助会”等。北平解放前夕，张景贤经常和国民党特务吃喝嫖赌，来往甚密。来历不明的俞承泽是张景贤介绍来的，奇怪的是，两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交往。
就在这时，汽车司机陈福录又报告了新的证据，车库旁边发出“嘀嘀嗒嗒”声音的小屋常年锁着，一次，小屋里又发出声音时，陈福录假装修汽车，在车库里细心观察，这才发现车库屋角的一个大柜子后面，隐藏着一扇可以通往小屋的小门。陈福录还看见，小屋前面有一个葡萄架，架子上缠有铜丝一直到屋顶，俨然就是天线。
如此明朗的情况下，内二分局很快遵照谭政文局长的指示，把西单宽街12号的深宅大院严密控制起来，以待行动。不料，2月21日，西单工作组的两名女同志来到张景贤家进行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宣传工作时，竟无意中引起了张景贤的警惕，他以为电台的秘密已经暴露。工作组前脚离开，张景贤后脚就让俞承泽把天线拆掉，随后又让司机陈福录开车帮俞承泽送一趟大皮箱。俞承泽上车后，陈福录问去哪里，俞承泽却不肯说具体地址，而是坐在副驾上指挥陈福录开车。车子开到景山后街黄化门西口外，俞承泽让陈福录停车。下车后，他提着沉重的大皮箱走进了恭俭胡同——一条连大卡车都开得进去的胡同，俞承泽却要自己提着箱子走。
得知情况的陈悟生判断：这很有可能是敌人在转移电台。情况紧急，他和狄飞以及警卫员三个人一路疾走，赶到教育部街的市公安局向谭政文局长汇报请示。市公安局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谭政文、冯基平、狄飞等人分析情况后做出决定：当晚11点开始行动，收捕后就地审讯，一定要把这伙特务一网打尽，追回电台。
挖出12个潜伏组
当晚11点，谭政文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火速包围了西单宽街12号，一声令下，公安人员冲进大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张景贤从被窝里抓了出来。
经审讯，张景贤供认，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北平379情报组的电台译电员，俞承泽是南京直接派来的电台台长，他们以汽车行做掩护，在北平情报组曹中襄的领导下，从事情报活动。张景贤称他们与曹中襄唯一联络方法是打电话，电话号码是22727。他还承认，俞承泽带着电台转移到了景山后街恭俭胡同23号。
谭政文当机立断，派狄飞带人到恭俭胡同抓俞承泽，缴获电台，派科长孙启民和陈悟生去抓捕曹中襄。
这边，带着电台的俞承泽很快被抓回，公安人员还搜出了大量的收发报电文；那边，陈悟生和孙启民通过电话局查到号码22727的地址是旧刑部街24号院，顺利抓捕了曹中襄以及名为傅家俊的另一个特务。
曹中襄、傅家俊和俞承泽抓捕归案后，公安人员连夜进行突击审讯。曹中襄的身份很快查清：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中校参谋，抗日战争期间是一个认贼作父的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国防部二厅379情报组组长，受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组长傅家俊领导。
组长傅家俊来头更大，据他本人交代，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参谋、上校科长等职，1948年底奉命潜入北平，为了骗得我党组织的信任，来北平之前假意营救了我方一位重要的地下工作人员。到北平后，他积极地向南京提供北平解放前我军围城的情况、兵力部署，秘密搜集傅作义将军同我军和谈的情况等。但他没想到的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来得如此之快，于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他又耍花招假自首，企图长期潜伏寻找时机再活动。
自以为手段高明的傅家俊和曹中襄万万没想到，解放军进城不到一个月，他们领导的379情报组人员及其据点被一网打尽。整个案件从线索暴露到特务落网，只用了不到20天。这还只是此次反特案件的开始，随着对“华北督察组”组长傅家俊的审讯逐步深入，公安人员继续顺藤摸瓜，截至1950年，成功揪出了“华北督察组”下辖12个潜伏组的特务人员和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