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海仲裁案”，国际舆论场呈现诸多议题，国际国内舆论场信息流通却未能带来主题贯通，依旧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各自表达，特别是西方媒体开展舆论攻势显示诸多方法手段，值得我们研究并形成对策思路，从而确保我方将来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更好地把握要害、精打实备、措置裕如。
1“南海仲裁案”基本概况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面启动了涉及南海争端的仲裁程序，遭到我严正声明“不接受和不承认仲裁庭管辖和裁决”。
2014年3月30日，菲律宾提交涉及管辖权和实体问题的15项诉求，主要包含三项内容：1.判定黄岩岛、美济礁、仁爱礁、渚碧礁、南熏礁、西门礁以及赤瓜礁等是否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下的岛屿、礁石、低潮高地或者水下地物，并判定其相应的海洋区域与法律权利；2.确认中国在南海“九段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与《公约》不符，超过部分无效；3.宣布中国在南海的建设和渔业活动违反《公约》规定。
2014年12月7日，外交部受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从法律角度全面阐述诉讼受理不依法，即“关于仲裁庭没有管辖权，属自行扩权、越权对有关事项审理”的依据；明确指出诉讼主体不讲法，即“菲律宾单方面提交仲裁行为，违反两国中菲双边协议，违反国际法”的主张。
2015年7月，仲裁庭在中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开庭审理，并于10月底作出7项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裁决；11月24日至30日，仲裁庭审理了实体问题和剩余的管辖权以及可受理性问题。
2016年7月12日，仲裁庭对外宣布关于实体问题的裁决。当天，中国外交部发出正式声明，外交部长王毅发表谈话称，“一、“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二、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是在依法维护国际法治和地区规则；三、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拥有坚实的历史和法律根基，不受所谓仲裁庭裁决的影响。
中国将继续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好本地区的和平稳定”。7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系统阐释我对南海主权拥有的法理基础，和我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菲南海争议的政策主张。
2围绕“南海仲裁案”的国际舆论战的主要特点
（一）西方媒体自发性审判，宣称仲裁结果“合法”“公正”，要挟我接受裁决
仲裁结果宣布前，西方媒体就不遗余力煽风点火，对“菲律宾不讲法、仲裁庭不依法”情况不予报道，而把中国合法主张称为“大国傲慢行为”和“不尊重国际法行为”，舆论强压胁迫我接受裁决。
7月1日，《纽约时报》发文称奥巴马政府一直敦促中国遵守仲裁庭的决定，并请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发声支持这种做法；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在参加G7峰会时强硬表态，“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必须具有约束力，中国应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都胁迫中国遵守裁定，否则将付出代价。新加坡《海峡时报》煞有介事地称，中国的不接受、不参与行为是“优越感的表现”，彰显了“大国中心主义”。
仲裁结果宣布后，西方主流媒体更是轻描淡写我官方立场以及对我支持声音，浓墨重书仲裁结果“合法”“公正”。7月12日，《纽约时报》首页用显著字体设置“南海裁决中国败诉”专题，罔顾我合法的立场声明；《美国之音》引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话，称“裁决结果对所有相关各方具有约束力”。
7月18日，《纽约时报》又策划仲裁案参与者赖克勒律师的专访，把“中国发誓不会接受、承认或执行其判决的不妥协姿态”，称之为“离经叛道”。而事实上，我在南海问题以及“南海仲裁案”上的态度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有90多个国家的23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南海立场，联合国和国际法院在仲裁案宣布后就立即出面声明与仲裁庭无关。
日本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宣扬仲裁“合法和有效”，舆论胁迫中国接受仲裁。7月13日至18日，除了关注明仁天皇提前退位的消息外，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等主流媒体都刊发了“中国要尊重南海判决”相关主题评论。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引用外相岸田文雄的话，称裁决结果是“最终性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并指出“日本期望各方遵守海牙法庭对南中国海的裁决”。
国际媒体善于借助重大活动，“见缝插针”策划炒作“南海仲裁案”影响。日本NHK和时事通讯社把安倍在亚欧51国首脑会议连串会谈中讨论“南海仲裁”判决，称作“构筑国际包围中国网”，日本“ZAKZAK”网站直接叫嚷“日美应该进一步强化对中包围网”；《德国之声》批评欧盟在会上对“南海仲裁”的默不作声，竟将原因归咎于“北京用丰厚利益和投资换取一些欧盟国家的支持”。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图表称“中国在南海部署的舰船超过周边其他国家”。
7月16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导报》对访澳美国副总统拜登进行专访，刊登拜登对中国的警告：“中国必须和别国一样遵守国际规则。”7月18日，美国海军部长会见吴胜利司令员，南海问题又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焦点，德国《南德意志报》、英国《泰晤士报》毫不讳言预测称，中美矛盾激化要等到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
可以预见，今后国际重大多边行动，如联合军演、香格里拉会议、领导人峰会等都会成为西方媒体恶意炒作“南海仲裁案”结果、对我舆论施压的机会。
（二）西方媒体自述中国接受仲裁结果的意义，设置“大国风范”舆论陷阱，企图从道义上绑架我官方立场表达
仲裁宣布后，西方媒体渲染中国只有接受仲裁结果，才是“大国风范”，才是“不欺负小国”的文明国家，刻意忽视对仲裁合理性、合法性的讨论，挤压我合理合法立场的国际表达和传播空间。《纽约时报》撰文，“从中国对裁决的反应可看到它会成为一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全球领导者，还是一个会对邻国采取单边行动的超级大国”。
德新社引用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学者韩博天的话，“中国要在仲裁结果面前做出选择：是遵守国际规则，顾及小国的利益？还是继续趾高气扬的大国角色，只顾扩张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势力，不顾他国的考虑”。7月15日，英国《经济学人》称，“裁决结果将最终迫使中国是选择美国这种‘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还是选择中国这种‘历史权利高于国际法’的世界观”。
《南华早报》对西方媒体的这一混淆视听宣传模式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美国公共关系战争很简单：如果北京挑战裁决结果，美国将把中国描绘为拒绝遵循国际法的流氓国家。”
不怀好意的西方舆论把中国是否接受仲裁案结果等同于“是否遵守国际法法则，维护国际秩序”。7月13日，《纽约时报》称“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仲裁是中国大国崛起中的十字路口，让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对国际司法体系”。CNN引用分析人士的话，“仲裁结果可以测试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是否愿意遵守既定的国际准则及国际法在南海是否适用”。
7月14日，《金融时报》社评中写道：“中国是否接受国际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是否唯有当国际法律符合本国利益时，中国才会这么做？如果中国藐视该裁定，将向世界发出‘中国认为只有实力才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仲裁力量’的信号”。
7月17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刊文称，“在‘南海仲裁’上，中国蔑视甚至嘲笑国际法。但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中国却又要求获得国际法许诺的权利”，批评“中国对待法律的方式是唯我是用”，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除此之外，西方媒体极力夸大中国不接受仲裁结果的恶劣性质与影响。7月12日，《泰晤士报》在社论中呼吁西方社会“不能允许中国蔑视国际法”，称“中国的独断行为虽不像伊斯兰国的暴行或者普京的咄咄逼人那么显而易见”，但却“比两者更为严重”，是“西方更大的威胁因素，更要提防”。
图为三沙市所辖西沙群岛图。
西方舆论场从遵守法律、维护大国形象、保持大国脸面、缔造国际秩序等角度，恶意炒作“中国放弃外交解决终端”的话题。可以看到，既揭批西方媒体强贴的“规则破坏者”标签，又不落入西方设置的舆论陷阱，将是我持续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的重点和难点。
（三）渲染对“中国强硬霸权行为”的不安全感，炮制“中国威胁”破坏世界稳定的假象
西方舆论把菲律宾低调处理仲裁案，解读为“是向强国妥协，是对大国霸道行为屈服”，显露出对菲律宾降温处理该案的担心。7月14日一早，日本《经济新闻》就刊文抱怨裁决宣布后菲律宾的低姿态。国际舆论场对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对华的缓和表达视若无睹，极少报道，却高频率渲染所谓“民意要求菲律宾政府用仲裁结果向中国强硬表达”的观点。
BBC、《华盛顿邮报》《卫报》报道仲裁结果之时，均选用“菲律宾公民高调庆祝仲裁结果”的倾向性图片。西方媒体对菲律宾诸多媒体、官员、议员所表达的“国际社会对‘南海仲裁案’的巨大后果过于热炒，不利于中菲最终的和解”“仲裁案整个事情由美国操纵，美国是最大受益方”“域外国家干预南海问题，将给东盟和地区带来负面影响”“建议杜特尔特推动与中方的对话与合作，减小仲裁案的不利后果”等缓和矛盾、寻求谈判解决争端的内容少有提及；而对菲律宾总检察长加里沓“仲裁为至高荣耀；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以‘功臣’为岛礁命名”的极少数私人强硬表达偏爱有加。
西方舆论“南海不安全”的议题设置，成为美国加强南海军事存在、推行南海“航行自由”、应对中国南海“军事化”的逻辑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美国“借航行自由之口，行横行自由之实”这一险恶用心的“伪装网”和“遮羞布”。美国媒体大力宣扬助理国防部长罗伯·谢尔所说的“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对美国和众多国家而言都极为重要”的论断。
对此，台湾《中国时报》毫不客气地揭露，“美国提出‘自由航行权’就是作为其在南海周边国家打出的‘舆论群效应’，呼吁周边国家都能加入”。为此，西方媒体集体发力，热炒南海域外军事介入，维持舆论热值，保持南海问题国际化态势；合力呼吁东盟抱团取暖，刺激东盟各国神经，制造我舆论孤立，破坏我双边谈判解决争端的努力。
6月9日，《洛杉矶时报》高调宣扬，“一旦菲律宾获胜，将会鼓励更多的国家撇开双方协调机制，直接诉诸国际法庭，将改变现有局面”。《德国之声》用“多年来东盟一直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南海争议，但收效甚微”的表述，鼓动东盟集体仲裁维权。6月29日，柬埔寨首相洪森就披露了西方社会的“政治伎俩”，称“日本以取消经济援助作威胁向柬及其他东盟国家施压，要求其在中菲仲裁案结果宣布后表态支持”。
西方媒体还借机大肆炒作“中国将设置南海防空识别区”，引起国际社会对地区安全稳定的担心。7月15日，西方媒体大量恶意解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提出的“中国有权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观点。《金融时报》称，“中国表态充满了炫耀武力和隐性威胁的意味，中国有权在南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说法实质上是在声索该地区的空域”，英国《每日电讯报》称，“中国威胁建立防空区，加剧紧张局势”。
新加坡《联合早报》读者投票及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媒体对南海仲裁结果的报道。
在此基础上，西方舆论不断释放要求美国维护南海秩序，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声音。《德国之声》引用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作战司令布莱尔的话，“若菲律宾争议岛礁遭中国侵犯，美军应具动用军事力量的意愿”。
7月15日，德国《世界报》指出，“如果北京继续持挑衅态度，美国必须要以保护盟友的姿态展现咄咄逼人的姿态”，并称“只有美国能够保证仲裁庭执行裁决”。为达成该目的，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中国南海演习紧张氛围，制造并传播“南部战区已进入一级戒备，南海舰队、火箭军和空军已进入战前状态”等谣言。
可以预见，“中国强硬霸权论”正逐渐成为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新报道框架，未来我国南海维权、岛礁建设等行动，以及正当主权声索，“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等，都会成为该论调热炒契机，需预有应对。
3积极提高南海维权行动舆论斗争的谋划与布局
分析西方媒体传递于己有利信息、强化立场表达的做法，思考我方应对负面舆情、开展舆论斗争的实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部分专家观点表达隐藏舆情风险，缺乏预警与应对，被反复炒作
分析发现，一些专家学者关于南海的言论，经互联网广泛转载和传播后，一旦内容中隐含于我不利的观点，很容易被西方媒体抓住不放、断章取义，实施针对性剪辑，进行二次传播。具有争议性的学术观点表达无可厚非，但经西方媒体摘引放大与网络媒体投送，容易引发国内民众的认知混乱。对此，要提前预警，重点应对，从而能够在西方媒体恶意炒作前，开展精准反制。
（二）社交媒体引导能力彰显，内容制品水准有待提高
我官方媒体账号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关键的信息节点，显示出较强的舆论引导能力。但遗憾的是，主流媒体推特账号的影响力过度依赖信息数量，而在单条信息制品的传播力塑造方面，尚有较大差距。这一点上，可从普通用户@Yangmeixie的一条获得大量转发、点赞的推文中受到启发。
该条推特使用了图表表达的样式，内容含量丰富、条理清晰，极具互动性，并持续更新，引发国际网民热议。不少外国网民转发时虽感慨“真遗憾东盟和欧盟中，竟只有这么少国家支持裁决”，但理性承认和接受“中国的立场获得了世界的普遍支持”。
（三）可读性强的法理内容传播量、广度、力度以及严密度均不到位
国内舆论场存在大量国际法专家、知名智库、专业化草根等有关我南海主权主张的法理性解读、菲律宾单方提起仲裁的非法实质揭露等内容，让网民看到我立场的法理基础。这也正是微博上#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话题，迄今为止获得60多亿阅读量，将近1000万条评论的根本支撑。
相比较而言，西方主流媒体网站，推特、脸书、Google+等社交媒体等却鲜有我南海立场通俗性的学理表达。不少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国际法专家的观点，并没有在国际舆论场中被大众媒体转化为舆论武器。对此，《南华早报》在认可中方有理由否定和质疑裁决的前提下，就直言不讳地说，“北京太常使用非外交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向国际社会表明立场的方式不够娴熟”。
另外，国际舆论场中专业法律论战的组织性、严密性也不够，徒添不少舆论被动。一些知名学者面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攻击，主动撰文驳斥，但常常面对对方“再商榷”时又没了“后续声音”。这种信息本身又会遭到国际舆论热炒，成为攻击“我方理亏”的素材。
（四）可利用的舆论表达空间未得到充分开发
不难发现，国际媒体整体对我立场呈攻击态势，强力挤压我立场的表达空间。但存在的那些给予我表达官方立场的国际媒体平台，却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与使用，这些对我友好的国际媒体平台也很少看见我策划信息的传播扩散。
新加坡《联合早报》官网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指责南中国海军事化，走‘强权就是公理’的老路，你对此有何看法？”读者调查，调查结果反映出国际读者中对中国的支持，对美国搅弄世界稳定的不满，却也并未见更广域的二次传播。
除此之外，具有较大国际传播影响力的《今日俄罗斯》刊载的《中国严肃抗议美国对仲裁看法》《依据美国先例，中国将无视南海仲裁》等文章，对我立场表达有利，也引发网友热转，然而却少见我官媒于国际社交媒体账号上的转发。
4南海仲裁案国际舆论战我方应对措施分析
根据国际主流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议题分布与信息传播研究，我南海维权军事行动将是国际舆情燃点，应加强南海问题舆论斗争谋划与布局。
“Truthy”分析南海仲裁案的信息在推特上的传播情况显示，南海仲裁案相关信息推特上传播最重要的账号分别是@PDChina（《人民日报》）、@XHNews（新华网）、@CCTVNews（中央电视台）、@Yangmeixie、@Asean strategic、@AndrewSEricson。
（一）突出宣传引导重点，加强专业化、精确化舆论弹药储备
提高南海问题舆论斗争的国际法含量。组织力量集中攻关，加强法理阐释型的舆情信息产品制作。如我南海军事行动中的司法解释，南海军事摩擦的武装法内容储备等。重点配合我强化南海军事存在实践行动，对南海巡航行动中的法律问题、军事摩擦行动中法律证据固定、南海岛礁建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设置中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解释与舆论吹风等。
优化信息制品细节处理，防止落人口实。要在准确把握西方媒体南海宣传聚焦点，如炒作极端爱国主义、渲染大国威胁等前提下，确保我舆情信息制作准确无误，降低引发次生危害概率。
（二）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提升即时性负面舆情捕捉速率
全时全域捕捉负面舆情。国际舆论场负面舆情难以回避，关键是需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提高全网范围内负面舆情的发现速度，及时有效地应对负面舆情，迅速高效地组织专业力量，实现基于国际舆论场传播特点及舆情应对需要实施有效舆情引导。
避免自设陷阱，自酿险情。不要刻意渲染极端情绪，切忌随意调动网评力量。尤其是涉及爱国主义的话题，互联网环境中本就具有牢固的民意基础。而极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和各种抵制活动，在国际舆论场中会产生较多负面传播效果，若不加以疏导和引导，很容易授人以柄，弄巧成拙，成为西方媒体攻击我宣传体制机制的“靶子”。
（三）用好多方引导力量，壮大立场表达规模出口
借助并用好国际媒体这一外力。首先要能甄别、遴选并发挥可动用国际媒体平台的传播功效，加大与我友好、相对客观、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传播平台的借助和利用，生产内容，借船出海；其次要优化国际社交媒体使用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官方账号信息的可读性和声誉度。
完善专家型意见领袖的组织发声。既要研判国际舆论场中重要意见领袖的观点和表达，如菲律宾国际法代表性人物海德里安等，也要组织我方专家学者撰文，形成针锋相对、逻辑严密的法律抗辩意见，并做好媒体信息包装与推送。
（作者：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