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有硝烟的变革正在13亿中国人的餐桌之上进行。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虽然颁布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商业化，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却实质上在湖北等地已经悄悄进行并形成一定规模。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应用以来，一直存在着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等诸多争论。而在这场争论中，作为主角的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却一直没有发言的机会。

　　如果我们陷在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的争议里，争论就永远没有完结。在这个纠结中真正重要的是，以水稻为主粮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否得到了尊重。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6年前就有人种植转基因水稻了

　　3月下旬的武汉，正是春种的好时候。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要下秧的农民们都急着买稻种。江夏区土地堂镇建楼董村的村民董克江站在老水牛拉的犁耙上，在刚刚翻过的土地上打碎大的土坷垃。

　　董克江在琢磨着，自己是去买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呢，还是去买普通稻种？

　　董克江犹豫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并不合法。但董克江和他的邻居们，对这种“能抗虫的种子”或“不用打药的种子”，却一点也不陌生。

　　“村里种了有三年多了，总有人能买到这种种子。”董克江说。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村民也告诉记者：“2004年，五里界就开始种植（这种不用打药的种子）了。”

　　今年3月2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就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答记者问时表示，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首先进行严格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标准的才可获得品种审定证书；之后，相关种子企业还要通过严格审核才可获得转基因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方可进行种子生产经营。”也就是说，目前在市场上任何出售、种植转基因大米和种子的行为，并不合法。

曾流到珠三角多个城市

　　2005年前后，一种可以不用打药又高产的转基因稻种在湖北江夏、孝感、咸宁等地区出现，让当地的农民很兴奋。董克江告诉记者，开始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转基因的水稻种子。

　　“种子公司的人说这种子可以抗虫、增产，很多人就拿来试种了一下。”董克江说。这种Bt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会产生Bt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螟虫引起肠麻痹而死亡。正是这样特殊的抗虫功能，可以使水稻的农药使用量减少，进而达到增产的目的。

　　“开始是几家种，后来逐渐扩散，大家开始抢着种。”董克江所在的土地堂镇很多村民都种上了这种抗虫水稻。

　　种了转基因大米的农民，对吃这种大米都抱有很谨慎的态度。唐涂村的胡姓农民告诉记者，当时他家种的3亩稻谷，全部卖给了私人米厂，或卖给粮所，邻居家的这种大米卖剩下的，都拿来喂鸡了。而胡姓农民自己吃的，都是自家种的两亩早稻，是自己留种的传统大米。

　　“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都有大规模转基因水稻种植，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这些转基因稻米已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

　　2004、2005年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流出源头，证据都指向了华中农业大学。江夏区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魏武就向记者证实：“刚开始种子是华农发的，今年华农没货，我们就没货。”

转基因稻种涉及多家种业公司

　　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四次调查，并于2005年4月13日发布了调查报告。湖北省农业厅随即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

　　但是，一直以来，因为抗虫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具有省事（少打农药）、增产等功能，私底下一直在售卖并进行种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转基因专家还告诉记者，“不只是湖北，在福建和江西都有转基因水稻的规模种植。”

　　作为唯一一家获得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被认为是转基因水稻种子流出的源头。但是据记者进一步调查，市场上有更多不同品种名称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销售，而且涉及多家种业公司，显示可能有更多的公司参与到转基因水稻种子的生产和销售之中。

　　转基因稻种其实并不难买到。今年3月中旬，记者在江夏区的纸坊镇古驿道种子一条街的种子店，就买到了46元一包的、被店主称做“抗虫汕优63”的稻种。检测结果表明，这种稻种是Bt转基因品种。

转基因粮食背后的巨大利益

　　转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的规模种植，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240多亿的转基因研究专项资金和巨大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价值，无疑搅动了各方的利益神经。

　　“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就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是‘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来说，简直就是滚滚财源。”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研究员薛达元直言。

　　“中国搞转基因是匆忙上马的，现在与转基因沾点边的就能拿到项目，连市一级的农科所和种子公司都能拿到项目，全国的专家都被刺激起来搞转基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说。

　　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100多种转基因稻种在各大实验室待命，等待批准。

　　数据显示，中国的种子市场价值已经从2001年20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500亿元左右，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业市场。作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产和消费国、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各个研究机构和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跑马圈地”。

［观察］

面对转基因，我们的知情权哪去了？

转基因的审批过程，我们不知道

　　2009年11月27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发现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表明，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

　　无数的中国消费者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每天吃的主粮将要被改变。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也是当前这届安委会成员之一，他对媒体公开表示，从1997年开始，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认定，一直遵循行政审批惯例，但确实从未对外公开。

　　“我们承认在这类事情上，精英的知识和能力比公众要强，但我们第一，没把握他们是否足够强，强到肯定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第二，不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在为公众谋利益，多大程度上在为自己谋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如此表示。他认为，公众必须对转基因水稻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起决定作用的“安委会”成员是怎样产生的，我们也不知道

　　按照农业部的上述说明，“安全证书的颁发是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价结果”作出的决定。那么，作为转基因作物生产安全证书发放前的最终环节，安委会的作用不容小视。但是，安委会的名单却一直没有公开。

　　“我们请求公布这些专家的名单，以便让公众判断，这些专家与该项目有无利益相关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记者说，消费者有权知道，是谁在自己的主粮问题上做了决定。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是2002年成立的第一届安委会成员之一，“58人组成的安委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薛达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