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的Nature周刊刊登了一篇社论文章《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副标题是：如果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将无法阻止抗除草剂杂草的蔓延。这篇社论字里行间透露出，美国的管理机构开始实质性关注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了。

社论从杂草长芒苋引入话题。长芒苋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号叫“超级杂草”。该植物生长迅速，能长到两米多高，将其他农作物盖在底下难见阳光;坚实的木质茎和发达根系用普通农具难于铲除;种子数量多，任其发展一年内可侵占整个农田;植株易富集亚硝酸盐对畜牧业构成威胁;糟糕的是，长芒苋越来越耐草甘膦除草剂了。

普遍认为，这些抗性植物的传播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的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种植。2012年，美国2500万公顷的农田出现了抗草甘膦杂草的肆掠，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等也都相继出现了类似的情形。

一些化学公司认为，杂草产生对抗单一化学除草剂的性状相对容易，而产生同时对抗多种化学除草剂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他们希望利用转基因技术构造出能耐受多种除草剂的作物，这样就可以联合施用多种除草剂来对抗那些具有单一抗性的杂草了。这个想法其实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是馊主意。这种处理可能会延迟抗性杂草的出现，但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农民已经发现一些植物是可耐受五个以上除草剂的。

美国环保署要求一些生产商监控抗性杂草的出现情况。在种植抗虫品种的转基因作物时，一般要求农民在附近同时种植非抗性植物作为害虫的避难所，以减少昆虫对作物抗性方面出现的选择压力。对待耐除草剂的作物，可采用类似的方式营造非抗性杂草的避难所，并要求农民每隔几年对作物或除草剂进行轮换。这表明，不管是监管机构还是农民都意识到低估杂草产生抗除草剂能力的后果。

相比之下，我国在转基因的研究中还有许多亟须改进的方面。比如，在近期发布的“转基因重大专项2015年度课题申报指南”的研究目标中提到“提高公众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性评价的了解和认可，为重大专项产品产业化营造良好氛围环境”—这句话令人感觉到是以先入为主的认识作为目标。那么，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是否还能进行客观的研究而得出真实的结论呢?

同样是这份指南，在研究内容中提到“利用现有的科学数据和信息等”进行评估。其实，我们目前所搜集的信息存在许多空白，理应设计更多合理的短期和长期实验来进行弥补。甚至可以效仿美国，让公众来参与设计和监督一些实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在考核指标上，也不应简单采用所谓“估计风险与效益的比例”来评价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生命区别于非生命的最重要特征是繁殖，其风险会复制、传递甚至放大，因此应该有更高明的办法，评价这种生命风险的时滞、累计和放大效应。

总体上，虽然中国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认识和重视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了，但所推荐的评价手段值得商榷。否则，花了重金在数年或者数十年后却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