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的中学，在西历1949年以前，曾经是清华大学的预科，也就是说，我的中学母校，在民国时期，毕业生基本可以保送清华大学。到我读中学的时候，早没了这个待遇。学校老师说说这个历史，我也只是听听，没感觉与自己有多大关系。后来知道了清华大学的历史，我觉得，一个靠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勿忘国耻、奋发图强才是正道。
因此，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热热闹闹，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兴趣。用孙中山的话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的教育，甚至具体到清华大学本身，未来都还有很长的路，还有很多重要的、急迫的事，现在远没到庆功的时候。当然，换一个角度看，借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展现一下国家对教育、知识、人才的重视，也未尚不可。但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轰轰烈烈，让某些人更不爽。有些人直接批评，有些人则拐弯抹角地冷嘲热讽。最典型的就是，搬出欧洲某著名大学，说欧洲大学历史900年，培养了无数精英也没有炫耀。很明显，这是向清华校庆射去的冷枪。我不想去说这种言论的心态，只想对世界各国的大学历史简单说几句。
说起大学的历史，现代公认的说法是，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欧洲一些著名的大学，历史非常悠久，有的说是900年，有的甚至超过1000年。大学起源于欧洲的说法，印证了欧洲教育发达、欧洲以外其他地方教育落后、所以一切都落后的观点。同时，因为大学起源于欧洲，更证明了欧洲文化、思想、学术的先进和领先，欧洲之外的国家，因为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学，便只能跟在欧洲后面，向欧洲学习。因此，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也立志要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个立志追赶的“一流”标准，完全是西方的标准。
从善解人意的角度，当欧洲人自豪地宣称“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时，我愿意很仁慈对他们笑笑。因为，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抛开欧洲中心论，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完全有资格说，全世界最早的大学起源于中国。在与中国相同的历史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与中国古代的大学相比，只是小儿科。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理解一个社会背景。欧洲长期都是等级社会，直到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才打破等级制度，渐渐变成平民社会。而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完成了从等级制度向平民社会的转变。孔子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最早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个教育主张是孔子之后中国二千多年平民社会始终贯彻执行的教育方针，也就是说，不分贵贱，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人人都有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们用最心平气和的态度看待欧洲教育史，也会发现，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在欧洲出现、并且贯彻，其历史最多只有200年。这样一个平民社会教育理念，与大学的出现有什么关系？
由于中国2000多年一直贯彻“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理念，因此，教育早就形成了普及化。在与欧洲中世纪同时期的宋朝，由于教育理念和纸张、印刷等技术条件，教育极为普及。平民教育普及的结果是，全国形成启蒙教育、初级教育、高等教育的分级制度。如今的苏州有一所中学，名叫“景范中学”，这个名称来自于宋朝名臣范仲淹，因为范仲淹当时在苏州开设了“府学”，成为“景范中学”的前身。范仲淹的确是宋朝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人物，在那个时候，宋朝形成了从私塾等蒙学，到县学、府学中等教育，再到太学、国子监、民间书院这样的阶梯式教育体系。最为彻底的时候，宋徽宗曾经短暂地取消科举，全部官员都由学校系统提供。宋徽宗的这个决定为何没有执行下去，本文不多论述。在这里只想指出，宋朝已经形成了遍及全社会的蒙学系统，类似于今天的小学。在其之上是县学、府学等初级、中等教育系统，它的生源来自于广泛的蒙学基础。而在此之上，则是现代人所说的大学，太学、国子监、民间书院，就是全世界最早的国立大学或民办大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普及化的初级、中等教育，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也无从谈起。
最为关键的是，宋朝的各级学校，对全社会都是平等开放的，人们不分贵贱，谁都可以接受教育。范仲淹出身于一个低级小官员家庭，他2岁时，父亲死了，母亲改嫁，范仲淹因母亲改嫁而改姓了“朱”，后来才改回原姓。范仲淹从小爱读书，离开继父家后，23岁时进入应天书院学习，经常喝粥，他说喝粥容易肚子饱。在应天书院学满四年后，范仲淹考中进士。应天书院是当时四大书院之一，其实就是由政府鼓励的民办大学。范仲淹在这里通过刻苦读书，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成为名垂青史的名臣，日后也为推动中国的普及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至今依然尚存的岳麓书院等古代教育机构，很多都创始于宋朝，那是世界范围内真正的民办大学，其历史，比欧洲的所谓“大学”早得多，其大学的特征也纯粹得多。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什么情况？当时欧洲属于等级社会，教育是高等级子弟的权利，低等级的人，基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与中国古代的“大学”的差别在于：欧洲当时根本没有蒙学、初级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体系。由于贵族人少，有资格受教育的人也就很少，因此，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虽然被称为大学的起源，其实就是将蒙学、初级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合并在一起。那时候，欧洲大学的入学是10岁左右的少年，在“大学”里连着学习将近20年，等于是小学、中学、大学连读。强调一下，这是因为等级制度下只有贵族能享受教育，所以，“大学”没有广泛的生源，只能是贵族子弟从“小”到“大”的连读。
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除了承担一部分小学、中学的职能外，的确也有大学的成分，但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由于中国实行广泛的平民教育，初级、中等教育已经同高等教育分离，真正的大学才得以出现。而欧洲是在没有小学、中学的基础上，将大、中、小学合在一起。欧洲真正将大、中、小学分开，是在启蒙运动以后，平民社会开始出现，普及教育也开始出现以后的事情，大约到18世纪才形成系统，大学才与中小学分离开。欧洲完成这件事情比中国晚很多年。因此，欧洲中心论将他们小、中、大学混在一起的连读称为大学起源，那是他们的骄傲。按照中国古代小、中、大学分离的制度，那时候的欧洲大学，的确只是小儿科。
欧洲中世纪等级制度下小、中、大学混合的“大学”，典型特征之一是，学生学习并不认真努力，因为贵族天生就是贵族，永远是贵族，学不学都无所谓，学好学坏一个样。只有几种人可以借助教育改变自己。一类是立志做僧侣的人。由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大都是教会办的，因此，小、中、大学混合的“大学”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教会人才。如果说贵族等级是通过爵位和财产划分，个人努力没多大作用，那么，在走向教会权力高层的道路上，僧侣个人受教育的机会，的确可以改变某些原先社会地位不高的人的命运。另一类是低等级贵族和少数有钱的平民。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也有限度地开放，原因是教育经费问题。不管是教会办学还是国王办学，欧洲那时候很穷，拿不出多少钱办学，因此，少数有钱的平民子弟入学，可以弥补一部分教育经费的缺口。这些有钱的平民，就是后来的资本家。因此，欧洲的大学，或者说整个教育，从源头上说，就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与中国广泛的公立、民办教育相比，在教育宗旨上完全不同。
在欧洲中世纪大学里，有限度开放的结果是，除了低等级贵族外，还有一些有钱的平民可以接受教育。但是，他们即便受了教育，也难以摆脱等级制度的贵贱差别。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很多低等级贵族和有钱平民子弟在“大学”学习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就是法律。这些人成为欧洲最早的律师，他们学习法律的目的就是为更高等级的贵族服务，以便用法律知识换得报酬。因此，欧洲的律师传统，从中世纪开始，就是特权阶层的附庸，根本谈不上正义，只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换得特权阶层的赏赐。当今中国教育的问题是，我们抛弃了自己真正的普及教育传统，以欧洲中心论为唯一正确的榜样，盲目地向西方学习。结果，范仲淹那样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平民教育精髓被丢弃，相反，欧洲为特权阶层服务的贵族教育被视为先进。于是，少数人占有优质教育资源，有钱有势的，就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像EMBA这样虚幻的高等教育，几十万的学费，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只是为了建立一个特权人士的关系网。这种状态恰恰是欧洲中世纪贵族教育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欧洲延续到今天，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实质上始终存在。而我们因为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把西方教育当成先进，无形中把他们的糟粕都学来了。
有些中国人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很不情愿地面对中国的大学是比欧洲更纯粹、更规范、更早的大学这一事实，但又无法抹杀中国古代的历史，只好说什么：真正的大学，要看大学的理念、精神，不能只看形式。其实，在这个角度上，中国依然是领先世界的。前面说了，欧洲中世纪是等级制度，大学或者说所有的教育就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根本谈不上独立、自由的精神。相反，在中国古代，大学的确是自由思想的园地，是自由学术的发源地，人们可以自由讨论、研究任何事物。离开高等教育机构后，通过科举成为国家管理者，也同样是各种意见竞相自由表达。说起宋朝，人们常常说“党争”极为严重。由于“党争”发生在中国，因此，在“丑陋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描述下，就成为“窝里斗”。实际上，宋朝延续300年的激烈“党争”，就是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观点的体现。这种观点、意见的自由表达和争论，一直延伸到对皇帝的评价，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公开争论。它恰恰是思想自由的体现，而绝不是什么“劣根性”。回到宋朝的大学那里，那时候就有太学生发动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甚至可以影响朝廷对宰相等高官的任命。
写到这里，我有点不想写了。因为，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像我这样解读历史，在被西方洗脑的某些人看来，根本就是无知，就是违背常识。如果抛弃欧洲中心论，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古代教育，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公正的结论说：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精神的确是在中国确立的。欧洲不过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学了一点中国古代教育的的精华，冲淡了他们等级教育的色彩。在他们器物胜利的同时，把他们的观念也当成绝对先进的东西传播到世界。而我们如今接受西方的教育理念，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其实是一种倒退：把我们古代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精神抛弃了，接受了西方半吊子的大学理念，实际上把隐含着的西方贵族教育的传统请了进来，致使我们今天的教育惨不忍睹。所以，世界大学史应由中国人重新改写。
顺便再说几句。当今大学流行答辩，为什么？因为欧洲中世纪没有纸，书很少、很贵，没有考试。成绩如何，只能靠嘴说。在欧洲中世纪，答辩之日就是学生的节日。欧洲的大学由于是小中大学连读，因此，师生关系其实就是师徒关系，几乎没有一个师傅会让自己的徒弟不通过答辩。即便请几位非师徒关系的其他老师来参加答辩也一样。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不让我的徒弟过关，将来你的徒弟也别想在我手下通过。再说，等级制度下，受教育的是少数特权阶层，教育就是为他们服务的，不让他们通过答辩，这个教育怎么可能办得下去？因此，由于没有纸张而采取的答辩，等于是学生满师的节日。欧洲直到很晚以后，才发现中国还有考试这种东西，他们引进了中国的考试，依然保留了答辩。就我来说，我参加过的所有答辩，都是走过场，纯粹是形式主义。不说了，本人即将出版的新书《超越利益集团》，有专门的章节讲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