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国安法，香港教育该改革了
赵觉珵
编者的话：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多位香港教育界人士提出要让香港教育拨乱反正。近日，他们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最重要的就是止暴制乱，只有外部社会平息，学校教育才有机会可以慢慢理顺”，不希望再看到十来岁的少年参与街头暴力、不愿意一些高校成为“暴力温床”。在他们看来，香港教育需要改革，“不能再小修小补”，但一下子治愈沉疴痼疾并非易事：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加强监管，教材如何编写，老师如何培养……为此，大家都在苦思冥想，出谋划策。
“香港教育不能再小修小补”
“不得不承认，香港教育的确出现一些短板，且十分突出。我们看到一些青少年身上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德育和国家观念培育方面有所缺失。”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教联会）主席黄锦良开门见山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认为，2014年非法“占中”以来，香港校园不断出现打着言论自由之名公开宣扬“港独”的情况，“港独”势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很深。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所谓的“违法达义”“公民抗命”不断灌输给学生，这对教育目标是一种很大干扰，有些学校出现的情况令人十分震惊。过去一年的“修例风波”更是变本加厉。外面的黑手也深入校园，一些团体鼓吹罢课，有的人还以校友名义发动联署，试图把学生当成达到政治目的的资本。中学生思想并不成熟，容易被人洗脑，上街参与政治活动。对于那些违法学生，他们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
黄锦良说，有香港年轻人参与暴力活动，甚至损毁涂污国旗国徽，反映出他们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缺失、民族情感的缺乏，对基本法以及“一国两制”的误解。再向前看的话，由于过去中国历史科并非必修科，学生只能通过通识科来了解国情，但通识科往往有一些所谓的“批判性思维”，用一些偏颇的观点介绍内地政治和司法制度，这些令学生对内地失去信心，更不用说有国民身份的认同感。他提到本月中旬教联会组织的教育高峰论坛，就是希望借这样的平台，让特区政府，包括特首和教育局局长与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阐述国安法。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香港的教育不能再小修小补了，而是应深层次改革。正如中央出手进行国安立法一样，香港教育可能也需要用霹雳手段进行改革。”
在黄锦良看来，香港教育界整体上都很支持国安法，大部分人认为国安法有助于平稳香港的局势，但大家也在讨论国安法怎么才能更好地在学校落地，比如课时怎么设置，如何让学生明白，如何提高教师的法律认识。他表示：“教育局必须要为国安教育编写教材，绝对不能是校本教育，一定要有统一教材给到学校。教材也不应随便让外面的一些机构和出版社负责，一定要教育局亲自把关。以前曾出现过‘问题教材’，进入学校时没有进行足够审核，老师可能就按照这样的教材来教。因此，国安教育的教材必须严格把关。”
“国情教育要从幼儿园开始”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教什么”成为香港教育界探讨的话题。陈伟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一段时间我在香港看到过最荒谬的例子，是有一份历史教材引述英国历史学者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书中内容，称贩卖鸦片‘是英国扭转贸易逆差的重要途径’，‘一旦禁绝，将严重损害英国的利益’，批评林则徐‘不明白英国的贸易状况，也不考虑禁烟对中英关系的冲击，轻率地单方面严禁鸦片，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做法，并最终酿成战争’。但这其实是严重歪曲原意，可以说编者不仅立场‘反中’，甚至连基本的学术操守都没有，只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就虚构观点，这是非常离谱的。”陈伟强直言：“我认为，可以考虑邀请内地老师或学者帮助进行教材编写，尤其是中文、中国历史、国情教育等方面，可以邀请内地专家提出意见或审阅。”他强调，从目前香港教育出现的问题看，通识教育已不适合作为必修科目。如果通识科和国安教育共同推进，一些“反中乱港”的老师还是有机会利用通识科向学生灌输不正确的思想，相当于抵消了国安教育的成果。从最实际的角度考虑，通识教育如不作为必修，学生会多一些时间用在中国历史、国情教育、国安教育的学习上。
从历史教育看，香港初中并非必修，一些学校将其放在人文科学之中。到高中完全是选修，但选择的人并不多。陈伟强认为：“中国历史在初中应是必修，鼓励更多学生高中选修历史。香港历史教育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教师不足。过去10年，香港高校培养的历史系毕业生不多，能到中学教课的更少。这也导致今年在香港一所小学的常识课上，授课老师竟称鸦片战争的起因是‘英国帮中国禁烟消灭鸦片’。”他还提到：“香港学校的历史教育要改革。当前的历史教育还是以一种‘西方中心’视角，但实际上这已发生很大改变，学界也提出要用亚洲等其他视角看待历史。我们是中国人，教授世界史也应该更多地从中国视角进行。”
黄锦良非常看重香港校园的国情教育。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之前没有国安法，没有人敢去推动国情教育，因为会被人妖魔化，被人攻击是政治洗脑，现在，国安法为国情教育提供了一个保障和基础。以前香港教育界没有这种勇气。教育局目前设有德育与国民教育组，还应扩大编制，让其有更大的能力来协助学校推动国情教育。黄锦良说，在香港的小学中，过去国情教育主要在常识科中进行，会教一些基本法的内容和“一国两制”，但其中强调的是“两制”而忽略“一国”。国情教育应从小做起，甚至从幼儿园开始教，这样才能扭转局势。他认为，做好国情教育不会是一个短暂的工作，“可能要用5年、10年，但我们不应放弃”。他提到，接下来的教育不仅是国安法，而是把国旗、国徽、国歌、国安、基本法进行整体教育。为让《国歌法》在学校落地落实，教育局应建议学校一定要举办升旗等活动，特别是“七一”“十一”等重要日子，通过这种仪式感，让全校师生参与其中，才能收到知情达意的效果。
“对乱讲的老师，不能手软”
“谁来教”也是现阶段香港教育界、特别是校长们最关心的问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陈曼琪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很多人告诉我，如果说香港的学生出了问题，其实首先是老师的问题。香港本地培养老师的系统需要加强提升有关《宪法》、基本法、“一国两制”、香港国安法的教育培训。在进行教师资格考核时，必须要求他们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如果查明一些老师在网络上或是上课时宣传不正确的言论，煽动学生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必须严格处理，不能手软，要考虑取消他们的教师资格。
据了解，香港很多学校并非政府办学，而是办学团体设立，有的办学宗旨还与宗教相关。黄锦良认为，在香港多元办学的理念下，办学团体或法团校董会决定学校的方方面面。“修例风波”期间，一旦有学校发出反对学生上街或参与暴力行动的声音就会受到大量攻击，学校在面临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和严峻社会形势时，就不敢站到台前，会考虑到学校的运行、生源等问题。他表示：“哪怕教师出现违规、违反专业的问题，也很难得到惩治。到现在为止，我个人没有看到一例‘修例风波’期间因违背专业操守或宣扬仇恨等情况而被取消教师注册资格的案例。”他表示，教师的培训也需要教育局给予足够支持，因为这也是校长们遇到的实际困难。
陈伟强认为，香港教育部门过去对老师教学的监管是不足的。最近一段时间爆出很多离谱的事，是因为疫情期间学校采取网上教学，大家才知道一些老师究竟在教什么。而此前，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家长都不知道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教授了什么。内地学校之间经常有交流和互相观摩课程，评价老师的教学情况，但香港完全是老师关起门来教，乱讲也没有人知道。对于曾有立法会议员提出“在课堂装摄像录音设备，对一些教师起威慑作用”的建议，他认为争议会很大，或许可以不必这么极端，但必须加强对教师教学内容的了解。
汉鼎书院如何做到不“恋殖”不“反中”（相关链接）
本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黄博宁
过去几年，当香港教育深受“恋殖”“反中”等病毒侵扰时，汉鼎书院显得与众不同。在“修例风波”等乱港事件中，该校师生无人参与，并表现出对国家的认同。汉鼎书院创校校监徐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2007年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港，在目睹香港在国学、历史等科目教育的诸多问题后，和同道者按自己的理念办了这所私立国际学校，并被越来越多的香港家庭认可。
来港不久，徐莉曾受聘于香港某顶尖国际学校中文部任课程主任，当地学生有关“英国为什么不要我们”的问题极大地刺激了她，让她认识到，“虽然香港主权已回归了十年，但人心却完全没有同步”。作为有30年教龄的中文老师，徐莉坚信中文、历史及文化教育是身份认同的关键。然而香港现行教育体制中，中国历史科（中史）因为2001年前后的教育改革导致学科极度边缘化，加之DSE（高考）试题艰深，学生“知难而退”，每年报考人数不足应届生的1/10，大量学校不设中史。语文教学中，有老师在讲《岳阳楼记》时不突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只是把重点落在“游记”上，如此一来，很难将中华文化的意涵和精髓传递给学生。徐莉当时也尝试在校内做出改变，可不尽人意：一是老一代、有较好国学修养的老师已经退休，新一代老师根基普遍不足，队伍青黄不接；二是部分港人仍对普通话有抵触，认为以普通话教学有“赤化”学生之嫌。尽管香港教育局、考评局早已允许学生以简体字参与标准化考试，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有一次，徐莉还因为给学生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被投诉，这让之前从未被家长“告过状”的徐莉反思颇多：香港社会造成今天的局面，欠缺中国文化身份认同是重要原因。她决定要按自己的理念办学，强调以中文为本，使用“人教版”教材，实行普通话和英语教学，打消家长怕“孩子不够国际化”的顾虑。同时，她认为香港学生数理基础薄弱，对世界缺乏基本了解，无论是通识教育中毫无边际的“批判”，还是近些年社会运动中“不着调”的论辩，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汉鼎书院位于港岛南区黄竹坑的Genesis工业大厦内，1到3层是校舍，另有一层设置为办公区域。徐莉透露，学校2017年首次面向社会招生时，有内地背景的学生多，但经过几年发展，现在180名学生中有一半是香港学生，相当部分是去年“黑暴”之后入学的。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家长也怕本地的学校会教坏孩子”，由于持相近理念，该校师生以及学生家长无一人参与“修例风波”中的暴力活动，相反大家积极参加“国歌快闪”等正能量的活动。谈到香港社会以及学生中存在的“恋殖”“反中”倾向，徐莉表示，要辩证看待，站在国家民族角度否定“殖民”的同时，承认香港现存优势和与英国存在的联系。在英文还是世界主要语言、“反共”情结仍有市场的当下，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根基，来打动学生。
香港教师队伍整体“偏黄”，这一代是否完全指望不上？对此话题，徐莉否定这种观点。她肯定绝大部分的香港老师温柔细腻，关爱学生。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可以给极少数涉嫌违法的教师划清红线。此外，应加强对教育管理者的监督，把绝大多数老师看成“可争取对象”——理论上提供培训和指引，实践上，也可定期让他们到内地参观、了解国家的发展变化。鉴于前些年有学校寒暑假组织的内地参访活动因“走马观花”导致效果有限，她建议可“深度定制”内地行，加强对国家认同的构建。
据汉鼎书院一位历史老师介绍，从一线教学经验看，中学生已有一定的思考能力，每天放学后也要接触社会，因此历史课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讲好中史课，能让学生说起现今国内发生的事，不会觉得“这是别人家的事”，也会更关注国内发生了什么。但过去的情况是，香港的历史教科书少有“价值判断”，如讲鸦片战争的部分只注重对事件的梳理，因此，有些学生即便学习中史，也未必会建立单向的国家认同。相比，内地老师会考虑怎样更能触发学生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