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巧合，但却是一个神奇的巧合，在7月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有四个年轻人吸引了大量的目光注视与舆论关注，他们就是郭美美(7月9日正在赌球时被抓获，8月4日新华社等国字号媒体集体起底)、芮成钢(7月11日被检方带走)、韩寒(导演电影《后会无期》7月24日上映)、郭敬明(导演电影《小时代3：刺金时代》7月17日上映)。

　　这是巧合，但却是一个神奇的巧合，在7月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有四个年轻人吸引了大量的目光注视与舆论关注，他们就是郭美美(7月9日正在赌球时被抓获，8月4日新华社等国字号媒体集体起底)、芮成钢(7月11日被检方带走)、韩寒(导演电影《后会无期》7月24日上映)、郭敬明(导演电影《小时代3：刺金时代》7月17日上映)。

　　当然，把他们放一起并不是想从社会或政治层面上讨论，而是因为他们四个涵盖了70后、80后、90后，成为考察中国青年最佳的样本。因此，从他们身上一直以来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向与价值观，以及这样的价值观，投射到这个社会中，又是一种怎样的图景呈现，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而非仅仅当做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谈。

　　郭美美与芮成钢：金钱与权力的卖弄

　　郭美美，女，1991年出生，新浪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2011年6月20日起，因在微博上坚持不懈地炫富，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并牵扯上中国红十字会而引起广泛关注及争议。随后她非但没有停歇，反而是变本加厉在微博等网络中，炫耀着她的财富与生活方式，并多次直接地挑衅公众的情绪。最后当然是不作死就不会死———2014年7月9日，北京警方掌握线索，查到一拨人正在进行网络赌球，当场抓获正在参与赌博的郭美美。

　　芮成钢生于1977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记者、播音员、节目主持人。除了在经济频道工作本身被人关注一举一动外，还以一些引发争议的事件而扩大了其知名度，最为著名的是在2007年1月，他在博客写的《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一夜之间夺得50万点击率，其所提建议成为两会议案内容，最终，星巴克搬离故宫。另外，在2009年伦敦G 20峰会他问了奥巴马两个问题，代表中国之后，还代表了全世界。随后在2010年首尔G 20峰会，又代表了亚洲向奥巴马质问。他之所以有这样自以为是的霸气，也是因为在工作中，他采访过无数的政要名人，这为他增添了无限的资本，因此，“我的朋友 ”成其标志性的口头禅。

　　郭美美是肤浅而又无知地在持续不断地炫富，芮成钢则是不断地在炫耀他所拥有的权力关系，我的朋友克林顿、我的朋友陆克文，这些行为，本质上和郭美美在微博上秀她的名牌包包和豪车是一致的，一个是迷恋和陶醉在权力的光环之下不能自拔，一个是躺卧在金钱构筑的奢华生活里娇啼浪吟。

　　我们可以看到，郭美美和芮成钢，这样一个90后与70后，一女一男，在其日常生活的炫富与炫权举动中，都在卖弄着他们所拥有的或想象的金钱与权力，并乐此不疲极为享受，他们构成了这个社会最极端的两个价值观的典型———金钱与权力，这是在中国当前社会最为推崇的社会价值观，没有之一。在全社会看来，尤其直白体现在那些日复一日的广告里，似乎都在宣称只有位高权重或者身价不菲，才是成功的体现，每一个人只有成为权力与金钱的主宰者，才能算得上成功。

　　这样的状态，正揭示出了当下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现代病，尤其在青年人身上放大了效应：我们都成为了一个单向度的人，只有一个向度的价值追求了。单向度这个概念，是著名社会理论大师马尔库塞提出的，又可译为单面和一维，意思是指这个社会变成了只有一种的价值取向，然后社会人不知不觉中被牵引到这个单向度之中，就像步入了一条单行道一样，没有退路，只能随着人流往前走。

　　马尔库塞用单向度一词来意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对一切人类经验的不知不觉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在发达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因此个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求。而现代文明，在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各方面都是单向度的，人们失去了第二向度。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全面管理的力量感触颇深，以致认为社会以其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已经消除了对立面，人成了丧失了否定性向度的单向度的人，任何个人或群体对社会的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

　　韩寒与郭敬明：伪深刻与够精明的张扬

　　韩寒，1982年生;郭敬明，1983年生。这两个在2000年前后分别以新概念作为而出道成名的80后，十年多来一直被视为比照的对象，而他们这十年多来的发展，也从另外一个维度，映照出中国青年在精神与文化上的真实状况。

　　在1999年成为话题漩涡中心之后，韩寒没有主动或者被动地消停下来。他成名始于引发了国内对中国教育的大讨论，再到拒绝进入复旦旁听，都在牵动着巨大的关注。然后到博客上，进行了韩白之战、A V女郎链接风波以及对理性的爱国、零元捐款、质疑文学大师等，在后面的多次争论漩涡中，单挑来势凶猛的反击者，竟无一不是毫发无损。后来他反省并对之前伤害过的人道歉后，从原来的与个人玩，升级为与组织玩了，对各类社会事件进行嬉戏笑讽，牢牢地坐稳了80后意见领域的宝座，甚至神坛，一些人把韩寒与鲁迅对比，并且把他奉为当代鲁迅什么的。最后在2011年圣诞前后讨论革命、自由与民主的韩三篇，也几乎成为了韩寒对公共话题的绝唱。当然，代笔的质疑，最终也把他自己卷入了无止境的漩涡。拍电影，则成为了摆脱代笔这一噩梦的一个良方吧?现在，他告别了公共话题的点评，成为了供全国青年调侃与自我调戏的国民岳父、电影导演。

　　几年前因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案东窗事发后，关于郭敬明的争议一直不断。通过书籍出版，郭敬明成为了老板，千万的年收入，连年登上作家富豪榜榜首，他的书为很多人诟病，像悲伤逆流成河等成为众人调侃之名句。而他在生活中，也是热烈追求物质，显露了对物质的赤裸裸的崇拜，从他的微博、文章、言语等，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的奢侈品、豪宅，以至于闹出一个笑话，他曾在博文中说“到底我要换哪一款电脑，才能让它在一堆ARM AN I和达芬奇家具中间每天相处而不自卑……”，但达芬奇家具却是假洋货。不过，他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特点，并且在多个场合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正名：“我不太爱掩盖自己的缺点，有一些小虚荣，还有肤浅，但是我也不爱把自己塑造得很高大全。”郭敬明以自己为样板或标杆，践行着他所理解的那种生活。

　　作为80后的代表性人物，郭敬明和韩寒在相同的新概念作文起点出发之后，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韩寒玩赛车，也写作，但被重视的是他成为意见领袖的那一部分，他的每一次时事评点，都让公众痛快过瘾。韩寒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最锐利的观察者之一，他以嬉笑怒骂的方式解构荒诞现实，因而成为公民韩寒。

　　但通过韩寒的博文，特别在《后会无期》的电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了他一贯的言说的风格：每一个段子都犀利有趣，但却没有内涵，轻飘飘的像一阵阵来自太平洋的风，他一直尽力地卖弄他的思想，但可能由于阅历或知识储备等等原因，这种言说发力很猛却很容易沦为一种伪深刻，像“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你连世界都没观过，哪来的世界观”、“从小听了很多大道理，可依旧过不好这一生”，无非是汪国真与席慕蓉等的升级，只有皮肉不见骨髓，有意思却无思想，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心灵鸡汤，成为文艺青年最为热衷的过耳不过脑经典名言。

　　郭敬明则代表着一种绝对世俗化的文化倾向，他远离政治与现实的议题，专注于自己的商业写作，现在又投身到电影创作。但不管他的注意力怎么转移，他的核心架构一直没有变化——— 他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都在全力构筑一个由物质与情爱组成的虚像生活空间，精致、奢华、浪漫、感伤、柔美、魔幻，以至于大部分成年男性看到他的文字都浑身起疙瘩。但他坚持着，因为他坚信，这种虚像的生活空间在现实中往往是常人难以抵达的，而这正是很多人特别是女性、少女们所热爱的世界，感受到无数的唯美想象。

　　这是郭敬明聪明的地方，他充分地捕捉到和迎合了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所以成就了他庞大的文化产业，从书、杂志再到电影。在舆论对郭敬明大加讨伐的时候，他或许真是忙着在数钱呢。不知道是否也有人和我一样，在拼音打字输入时，我总是把郭敬明错打成够精明。但是误打误撞，这个词汇居然如此地吻合了郭敬明的特征：一个精明十足的文化商人，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而且坚决地规避任何政治风险，只谈风月，不关心现实与政治，或者是政治心智还处于初级阶段。

　　这其实都是个人的选择，我们不能指手画脚对他人的生活予以干涉。但在韩寒与郭敬明上彰显的社会属性，却能够带给我们非常有益的思考。郭敬明张扬着的精明与世俗、功利与早熟，韩寒张扬着的反叛与挑衅、解构与伪深刻，都展示着这是一个物欲过剩但却是文化贫困的年代。

　　中国青年：物欲过剩与文化贫困

　　作为出生于：文革”之后的70后，迎来改革开放的80后，以及邓小平南巡后的90后，这三代人组成当下中国最主体的青年群。他们有别于出生与成长在战争年代或社会动乱年代的父母，意识形态的日渐淡薄、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的日益丰盈，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成长与发展机会。但随着过于被强调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另外一种社会副作用因此显现，物欲过剩了，文化却日益贫困，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在这样的大转型社会中，随着价值迷失和伦理体系混乱，年轻人们也迷失了。

　　这种文化贫困本质上就体现在每一次的网络狂欢与娱乐至死之中，生活中好像却一直被物质压迫着，在此压力下，年轻人早早地丧失了理想与梦想，成为房奴、孩奴、卡奴，尤其是80后，遇上疯狂的房价飙升，根本不是当初被指责的变成垮掉的一代人，而是成为了被高房价压垮掉的一代人，生活得像奴隶一般，一个个都好像未老先衰;或者在精神的空虚中，追逐着权势男拜金女、谩骂者凤姐、围观者犀利哥，沉溺于这个肤浅的愚乐时代，并乐此不疲，还不忘记摆弄下自以为是的伪深刻，以小聪明小戏谑去反击这个让他们也感到沉闷的世界，但也仅此而已。

　　一个广告词说“三十岁的人，六十岁的心脏”，我们现在只要把心脏替换成心态，就成了另一句完美的描述语，大量的青年们从家门到校门，这个过程更多的像是圈养的宝贝，然后被毫不留情地撵出了校门，直面惨淡残酷的人生与职场，因此他们脆弱，脆弱得无限自恋与歇斯底里。在碰壁足够多了之后，向现实妥协，被世俗征服。最后，改造世界未成，被世界改造，从跃跃欲试志在四方的野马变成只能疲于奔命服从指令的赛马，已经没有青春的朝气，更多是世俗的精明、早熟、功利、现实、物质。

　　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背后，通过马尔库塞的视角，我们看到的是日渐加剧的压抑，特别是精神上的压抑。年轻人成为了金钱和权力关系的奴隶，无数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金钱与权力，哪怕头破血流、出卖灵魂、丢失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这样的单向度下，每个人的生活，就被财富、权力、成功、上流社会等这些到处充斥着的价值观所遮蔽，从而抹杀了个人的各种微观生活体验与细节，而如果抗拒这些价值观的，则被认为是失败者。

　　当然，这根源还是在于，当现实生活中一幅幅被撕裂的社会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表面上丰富多彩、实质上却苍白单调的社会权利生活图景就展露无遗了。作为一个政治人或者社会人，这些70后、80后和90后本质上是一样的，现实决定他们中的一部分缺乏更多的价值追求与生活选择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那么我们就是天生有缺陷的动物，而且单向度的社会价值观下，只能在沉重物欲下生活，还被迫一点点丧失文化精神生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权利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物欲过剩与文化贫困，是经济速增与权利一如既往的贫困，难以避免的无言的结局。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