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5日，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30多名军队和地方的首长、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以下是草根学者周军(双石)发言。

　　甲午之思

　　草根学者周军(双石)发言

　　作者按：在京参加甲午战争座谈会，作简短发言，然仍觉意犹未尽，作了些整理，以文字发出。

　　一、甲午之役不是一场海战失败，而是一场战争的全面失败

　　甲午之役始于一场海战，在海战中失败，从而对战争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如果后人们仅仅着眼于海战或海权的反思，那眼光未免太狭隘了，海权之失并不意味着陆权之失——至少暂时还不能造成陆权之权，智慧、勇气和技能，还有不小的操作空间。古今中外，丢失了海权却成功保卫陆权的案例并非没有。但很可惜，甲午战争却成了中国的一次全面失败，从海战，到陆战，从政治，到军事，从外交，到内政，从士气，到民心，甚至连受害者的形象包装，也是失败的——挨了打，连哭都不知道该咋哭，该找谁哭啊!

　　甲午战争三个阶段，海战实际就是黄海海战、丰岛海战，就吃了亏，就退守刘公岛，你当陆军使用，当炮台使用了嘛!海权没有了你连陆权也在丢嘛!日本得到的利益是他战前都没想到的嘛!这我什么都不说了，刚才总结了很多我就不总结了，这都是专家。

　　甲午之役，日本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大清国，也摧毁了中国士大夫阶级中根蒂固的天朝心态，从妄自尊大到自卑自贱的颓唐之气从官员漫延到了民间，看世界的眼光都是悲观至极。这种心态甚至影响到了一大批想发起变革推动变革的志士仁人。或许是痛定思痛，或者是爱切恨深，他们的“盛世危言”中实际也透着一派悲观：孙中山曾言中日之间倘若开战，日本十天就可灭亡中国!蒋介石更进一步，中日倘若开战，中国三天就要亡国。有人吹捧写过《国防论》的“大军事家”的蒋百里，说他首先预言“中日必战”且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思想，那是扯淡!蒋百里在《国防论》中半个字都没言及“抗日”，遑论“抗日持久战”?蒋百里在《国防论》的前面的确有一句话：“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可这只是豪言壮语而并不是“办法”本身!蒋先生也没有提出过什么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后来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吹捧成名言的“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也不是《国防论》中的话，而是蒋在另一篇文章《日本人》中引用一位德国老人告诉他的话!这句话本身亦属泛泛的消极拖延之论，根本不具操作性，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比，差距不是以道里计的!

　　全面失败按理说应该有一场全面胜利来清理，本来中国有一次机会，这就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打的是全面战争。抗日战争我们说我们是取得胜利了，我也认为是取得胜利了。但是这个胜利是有限胜利，胜利分两种，一种就是有限胜利，我不被敌人屈服的胜利，我称我胜利了，我不被敌人所屈服。还有一种胜利就是比较完备的胜利，全面胜利，我完整地屈服了对手，我摧毁了对方的国家机器，我摧毁了那个各位刚才说的“大和魂”，就是这个他的精神图腾。我的认为就是先把天皇给废了，我不说枪毙他，你废了这个制度，先消灭这个图腾。这个我们坦率地说没有做到，为什么没有做到，因为这个全面胜利的主导权不在我们中国手里面。为什么不在我们手里，因为民国以降的中国仍然是当年大清洋务派的传人在当家，这个国家无论从物质和精神层面都还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虽然因内部正能量的产生和壮大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呼应之下坚持抗战八年，取得了“始终不被屈服”的有限胜利!但却无法担负起“摧毁日本法西斯国家机器和精神图腾”重任，从而赢得“完整屈服对手”的全面胜利!一句话，我们没有摧毁日本国家机器和精神图腾的能力，因而也无法主导对日本法西斯战争遗产的全部清算和清理。而且坦率地说，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他也根本没敢设想过这种清理，在太平洋战争没有暴发前，他连“把敌寇赶出鸭绿江”的设想都没有，他的目标函数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当时国民政府当时不是欠了庚款嘛，还有善后借款，总之一大堆，其中就是有日本的。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继续赔，号称“以全债信”，又赔了两个月。为什么，他想跟鬼子打出一个和局来，和了以后还继续要该履行赔款义务。就这么着赔了两个月，后来不行了，舆论太大了——两国已然开战，你这叫资敌啊!于是国民政府又换了个招，把这笔钱交给法国一个银行存起来，跟鬼子说我替你存起来，仗打完我还继续赔你——根本没想过要把日本国家机器给摧毁啊!除了庚款，还有善后借款。继续一直赔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役暴发后沿海被日本占了，那个海关税不是收不着了么?!国民政府又把这笔款子分摊给每个战区，每个战区发款时都要把这笔钱扣出来!这简直就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案例，这么腐败的政府，这么王八蛋一个政府，他不垮没有天理。

　　当然，最后这笔钱并没有象国民政府想象的那样落在落在鬼子手里。庚款的几十万法郎最后被海关洋员吞了——那会儿中国海关在洋人手里，洋员们说我们坐了日本的监牢，这笔钱赔我们，就赔他们了。战区分摊存在中央银行的几千万的法币1949年变成了12块金圆券，帐面销帐。这就是国民政府干出来的事，这个政府你说他不打败怎么样，他跟甲午大清国的那些顽固派洋务派，有着天然的传承性。

　　迄至今日，我们还在这个“无法主导”的战争遗产处理买单!

　　甲午之败延续到今天两个甲子，历史需要再结一次账!刚才彭将军说了要打仗不怕，我也同意，这个清理恐怕不打一仗还清理不了，真清理不了。但是打到什么样子，刚才你说了，就是我们目标还是要定好。我们不是什么战争都打得起，全面战争真打不起，这对中日两国都不利。我们打到什么程度，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失去了摧毁他的国家机器和精神图腾这个机会。现在我们再打一仗不能以这个为 目的，还是一场局部战争，设定局部战争的目标函数是让对方知难而退，甭玩儿当年甲午、九一八那种步步越界步步升级的把戏!　但是，要想把握住这场至关重要的局部战争，还是得拥有因此而演成全面战争的止损预案和准备——就如同当年在朝鲜半岛跟联合国军交手的同时准备应接受和应对中国沿海的被轰炸和封锁的局面一样。虽然中日两国发生全面战争肯定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但要因为害怕这种局面的出现而自己吓唬了自己自己束缚了自己，那也没出息没见识!——比如就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战略力量对日本形成了优势，但日本国力和科技力量有能力很快把能与中国抗衡的战略武器源源不断地从生产线上搬上战场掷向敌国，这种貌似理性冷静的设想就很好笑：姑且认为日本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可一批战略武器从列装到形成规模形成战斗力，那是吹口气儿的事情么?日本国它有这么神么?

　　我的看法，对中日两国之间关于上次战争遗产相对彻底的清理，有待于一场局部战争——至少，因为实在看不出还有其他方法完成这种清理的可能。至于这次战争会不会是甲午之役的重演，那就不光是取决于双方的军力，更取决两国政府对战争目标函数的设计，以及准备以多大的决心和意志去实现战争的目标函数!一场局部战争演变为全面战争那是双方都害怕出现的事情，也是双方都会竭力避免的事情!如此反而有可能控制在“局部”的范围之内——全面战争，太君和八路都怕，但两相比较，还是太君怕八路，要怕得多一点!

　　二、甲午之败是必然之败——国家有病了

　　甲午之败不是个人误事，不是海军误事，李鸿章误事或者是陆军误事，不是，都不是。不是某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出了问题，也就是国家出了问题，国家有病了!战争的结局不光是国家受到了摧残，而且国家和民族层面的精神力量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国家病得更重了!朝廷中守旧派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这些人又多是主战派，裹上了一层爱国忠君的外衣，洋务派幻想“以夷制夷”，挟洋务以自恃。这两派人无论哪一派当道，都很难改变战争的结局。洋务派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这个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他们的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洋务派的这些毛病还具有传承性，生出了很多变种，迄今仍有子子孙孙。洋务派一边因洋务依附于洋人，一边又爱耍小聪明玩儿“以夷制夷”，幻想自己不支付成本而轻取渔人之利!这种洋务派思维直到现在还阴魂不散，比如对60年前抗美援朝战争的非议就是出自于这种思维逻辑!那场战争的红利我们迄今还在享受，而享受者中却还有人喋喋不休地唠叨“受骗上当划不来”。这就让人不好理解了：甲午之役不就是想玩儿以夷制夷最后却制了自己还让鬼子上了岸么?这个成本这个结局有人愿意接受么?那么担戴和支付了成本却成功地将另一国鬼子挡在了国门N百公里之外的结局，你也不愿意接受?那你究竟是想接受什么结局耶?让人屠首都的结局?被人蹂躏了半壁河山人民死伤几千万好容易才惨胜的结局?

　　我们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里头有一个原则，我们不在防御以外使用军事力量。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正确的战略。但是在洋务派手中就玩儿出一个极致，把战略原则整到了战役战术的层面!不敢打进攻的牌，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制定的战略是“保船制敌”，结果是敌制不了，船当然也不保不住!象战役战术上的攻势防御的概念，根本就没有，一味的消极防御。所以我甲午之役洋务派当家一样完蛋!而且他这个洋务派具有传承性，具有变种性，到现在还有。它变种，到现在一直在传承。

　　洋务派它为什么具有这种东西，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欧美的资产阶级在海外去开拓万里波涛那个不一样，他是咄咄逼人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他天生就有两面性、软弱性、买办性，一直到孙中山都有。孙中山是一位革命的先行者，但同时也是一个老牌民运，他为了把满清推翻，到处去要钱，整了70多次起义都是依靠这个，不是依靠底层群众，是依靠着帮会，军阀，失败一次又出去要一回钱，如果这次再失败了杀孙某之头以谢天下。结果又失败了，不杀头还继续要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个软弱性，而且他对帝国主义那种依附性，包括他准备出让东北主权来换取日本的支持这个都干得出来。他这个软弱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蒋介石后来那个中日开战日本三天灭亡中国的调子，原来就是出自孙中山的“中日开战日本十天灭亡中国论”——当然是孙先生以“盛世危言”的语境语气道出的。

　　洋务派传承下来的思维中还有一个以夷制夷。他们和他们的传人觉得这个以夷制夷就像一个妙方一样，包医百病。一到了要打仗的时候，脑袋就直奔英美列强那儿去了!这个变种也传到蒋介石。他那个以夷制夷那个东西，现在还在传承，洋务派的变种现在非常多，打着改革的旗号洋务派的变种现在也很多。

　　弱势者与强权者斗争，当然是需要得到帮助的。但是，立足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天助自助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是一种理想的场景，这种场景的形成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助者自身的表现!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斗争的基点还是在“自力更生”。弱势者对抗强者最有效的武器是自身的团结，但实现这种“团结”也是需要支付成本和代价的!一个被称作“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认为：人们在参与任何集体行动的时，都会有搭便车享受集体行动成果的强烈冲动，但同时也会有规避为集体行动支付成本、承担代价乃至作出牺牲的行为本能，这就有可能使集体行动无效率无效果。但实践也证明：如果参与集体行动的人们中，有3%以上的成员愿意为集体行动支付成本、承担代价乃至作出牺牲，即足以改变集体行动的价值取向，并由此而产生出积极的团队和集体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从头到尾都贯注和延续着这样的文化!这是对近代以来饱受严重摧残的国家和民族层面的精神力量在新的起点上的一种复苏!然而不幸的是，近30多年以降，这个复苏的进程又再次受到了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摧残，“集体主义”在如今青少年中成了很陌生的名词!最为怪异的是，象“小岗村”这样因其成员不愿为集体行动“支付成本、承担代价乃至作出牺牲”而散伙的组合，竟然被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的中国共产党树为了社会的“英雄”和榜样，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天大的笑话，堪称有史以来最为荒唐最为可笑的团队或社会形象设计!如此荒唐的形象设计如果成为社会共识，甲午之败的重演，也就不远了。虽然看起来，打仗的事儿跟种地的事儿是风马牛!其实它们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本质是一样的——你种下什么，就得到什么。

　　记取甲午教训，就要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甲午之败必然的土壤——否则沉疴还得重生!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任重而道远。

　　三、政府与民众严重对立的国家不可能担负起抗御强敌的历史重任

　　甲午之败还说明了一个问题：政府与民众严重对立的国家不可能担负起抗御强敌的历史重任!甲午之际，大清国上上下下充满了严重对立，最主要最重要的对立就是政府和民众的严重对立。天下太平，民众除了缴粮纳税支差，感受不到政府与自己生存生活的关系;国有危险，官府很难对民众实施有效的政治军事动员。盘根错节的封建官僚体系与一盘散沙的民众，成了一代想要完成现代社会组织构建志士仁人面对的艰难课题，“盛世危言”也就只能在少数人中互为泣血苦诉，于封建腐败的官场政治无撼。改良与革命赛跑的结果，那就是改良赶不上革命。但那个时代的革命也是悬在半空中的，依托的是封建帮会和军阀，与底层的民众感受不到这场革命与自已切身利益的关系，这革了命和没革命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区别。而底层民众感受到了生存威胁出于本能的自发反抗——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小农经济的视野和环境又使他们的战斗效能大打折扣，这样的反抗往往是一哄而起，往往又一哄而散，根本就难以抗拒现代化的侵略力量。而阶级的对立又使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难以结合而形成互为补充互为支撑的中坚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说中国人爱国只有五分钟，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中国社会底层现代化的组织构建和整合。而完不成这个构建和整合，中华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这个任务历史性的落到了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而这个任务恰恰就是中国人民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中得以进行和初步完成的。而当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时候，如何巩固和完善这种现代化的组织构建，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如今已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能否对这个课题给出圆满的答案，实际上已然成了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

　　比如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集体行动困境”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支部建在连上，我们都作为抓军队的一个手段，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示范作用。什么叫示范作用呢?就是到了需要为“集体行动”支付成本承担代价付出牺牲的时候，就有人招呼一声“共产党集合”，就有人很拉风地站在了这个集合当中!然后这个理论就从实践上向世人证明了：只要这个队伍里面有3%的人他愿意干这个支付成本、承担代价的事，那么就有可能影响这个团队的氛围，使这件事情成为很拉风的事情。谁干了这个事，为集体行动成本了成本支付了代价，他就是一个很拉风的人，大家都去效仿他，所以雷锋能成为榜样，他也没打过仗，他能够成为榜样，就是这样的。这种榜样的力量应该是永恒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被一群不愿为集体行动承担代价支付成本的一哄而散的“英雄”们所取代，还被刊碑塑象建馆!这不就是在破坏中国共产党积数十年之艰辛在中国社会底层建立的现代化构建的基础么?你

　　现在要捡这个东西回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有一个朋友叫高戈里，他就写了一本《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他写的就是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写了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一大堆传奇故事：被共产党俘虏和国民党军官兵头上的青天白日一揪下来，就变成共产党的战士了。而且马上就成了无畏勇士。他后来访问了一个被共产党判了20年刑的一个国民党的上校。他就问他，他说叔叔，如果当时国民党政权延续下去，他能不能够救中国，中国能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个上校把那个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不成、不成、不成，他说国民党是浮在半空中的，而共产党是土里面供起来的，那叫“平地一声雷”啊。而现在，这个党越来越像国民党了，往半空中浮了，这个状况如果不改变，你就算是你打了小日本，你觉得可以局部战争你可以偶然获胜，但是你今后还要面对强敌，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还有很多障碍，不是一个日本就解决问题了，还有很多事情啊，还有美国的挑战啊，你悬在半空中跟老百姓不沾的政府，能面对么?

　　刚才主持人提醒时间到了。我再多说两句。

　　一个就是反腐的问题：现在中央反腐的力度是人人称快，这是令人欣慰的一个好兆头!但这只是治表，现在需要治本的问题提上日程来了：这个腐败怎么来的，为什么近二十年来会漫延的这般厉害中?不谈阶级斗争是不是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社会就和谐了?有没有必要重新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问题?有没有必要重新考虑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问题?……

　　一个就是我的希望，也就是对在座各位学者的希望。包括刚才刘老师提了希望，刑老师是搞国际法的，我到时跟你交流一下。我认为，学术还是要走出象牙塔，要面对问题，面对大众。象国际法规这类问题，也要通俗化，不光讲给国际上听，也要讲给我们老百姓听!现在就有一批经常出入媒体的所谓的专家教授学者，也是拿着国际法规的条款在忽悠我们中国老百姓!比如说最近几年就有所谓的“知日派专家”在媒体上拿着国际法规来给当年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队辩解，为“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辩解!他们替日本人忽悠中国人，比日本人还买力，还无耻!日本人羞于启齿难以道出的话，他们作为中国人可以大言不惭地道出!他们不就是欺负普通老百姓平常看不着这类东西也看不懂这类东西么?他们不就是站在象牙塔里笑话在塔外站着的老百姓么?那么作为传播正能的学者专家教授，就要跟他们PK，在PK中让你的学术通俗化大众化。再好的道理，如果不走出沙龙面对群众并争得群众，人民觉醒那就是扯淡。

　　我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