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西方话语，我们就不会表达自己了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这样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问题。面对中国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就，如何摆脱西方话语霸权、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充分表达中国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学界当下的迫切诉求。

“洋八股”：没有思想营养的罂粟之花

　　“近10年来‘洋八股’发展太快了，它摧残了健全的思维，窒息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学术创造力。”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如此评价。简言之，“洋八股”是一种没有思想营养的罂粟之花。其表现是：

　　其一，对西方学术缺陷选择性失明，神化西方理论。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视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尖锐发问，质疑英国的顶级经济学家为何没能预测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经济学家因此联名发表了致女王的道歉信，在信中分析了西方经济学存在的几大弱点。

　　“连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并反思西方经济学的缺陷，但国内经济学界的自由派、市场派却无视这一点，依然把西方经济学奉为圭臬，唯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话语是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颜鹏飞遗憾地向记者表示，西方经济学研究在不少高校几乎一统天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则被排挤到角落里。

　　事实上，神化西方理论的现象不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几乎在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一位学者向记者感叹道，很多学者“言必称西方”，把西方理论看做无所不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其二，照搬照抄西方概念，成为西方话语的传声筒。

　　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使大量西方词汇进入中国，成为我们的写作语言。对这些西方词汇的解释一直充满着语义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种是要求回归西方本意，用西方本意改造中国;一种是用中国经验加以注解，为我所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忧虑地表示，现在出现了一代对中学知之甚少、处在文化断层边缘的社会科学学者。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者还有深厚的中学基础，留学归来后，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出身的，对西方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习惯用西方概念来裁剪中国社会现实，而不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其三，学术评价盲目“与国际接轨”。

　　当前，国内许多学术机构把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重要的学术评价指标。在国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抵得上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几篇文章。在某些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如果没有海外经历就很难得到提拔、重用……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种“怪现状”并非个案，“唯洋是崇”的倾向蔓延到学术活动的各个环节。

“洋八股”的要害在于缺乏正确的学术立场

　　在探究学界“洋八股”泛滥背后的原因时，一位学者略带几分委屈地向记者“抱怨”：“不是学者自己不想说‘中国话’，现实情况是当翻开我们的教科书、学术期刊时会发现，几乎全部理论依据都来自西方。离开西方概念，我们似乎就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概念了。”这位学者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理论准备不足”似乎成了中国学术追随西方理所应当的理由。

　　然而，在曹锦清看来，“洋八股”泛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理论积累的薄弱，而在于对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缺乏清醒认知。曹锦清认为，社会科学表面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实际上是民族的立场问题，学者要以思想守护民族。判定民族的未来、确定民族的立场，这是整个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当学界对中西关系的认知是中国仰望西方、追赶西方时，中国学术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西方何以富强、中国何以贫弱，中国何以学习西方而迎头赶上。

　　在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声中昂首前行，今天的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了学界自信。这种自信要求学界重新评估中西关系。“时代的变动必然引起学术思潮的变动。”曹锦清表示，当中国不再仰视西方时，时代的发问方式必将逆转，学术的中心任务要转向回答“我们为什么也行”。

　　曹锦清举例说，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预测，我国的政党制度无法适应多元竞争的市场经济，这是西方“中国崩溃论”的主要理论依据。结果证明，我们不仅适应了，并且我们的政党制度还是推动中国稳定和发展的主导力量。这是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学界需要寻找新的语言、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

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为中国学术立基

　　可喜的是，以中国经验、中国视角为基础的学术新思潮正在萌芽生长：对西方话语的辩证观念正在增长，新的创作已经开始。这股新思潮正在朝各个方向寻求突破。在某些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一些西方概念进行了中国的再界定。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金太军举例说，“人权”这个西方词语在中国的语境下，被重新赋予了生存权、发展权的关键内容;中国用“协商民主”对“民主”进行了再解释。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创造。“中国的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选举民主，也与西方语境下的协商民主不尽相同，可以说，创造了民主的独特内涵和中国路径。基于这种经验，学界对协商民主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在协商民主的主体、机制、效果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理论成果。”金太军说。

　　“正确对待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与西方学术话语彻底决裂。”颜鹏飞表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完全独创的话语并不多，《资本论》大量引用并改造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这种借鉴、改造西方自己的话语的做法，同样也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学术的抱负绝不仅限于提供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版本，更要向世界贡献有影响力的学说。受访学者向记者阐述了对加强本领域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

　　颜鹏飞认为，中国经济学最有可能在探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方面实现理论突破和创新。经济学有两个世界性难题：一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私有制能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或兼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相对接。100多年前，马克思解决了第一个难题，回答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矛盾和非兼容性问题，这是马克思奋斗一生所作出的最大的经济理论贡献。西方兼容学派尤其是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学派试图阐释后一个问题，先后推出了“兰格模式”、“竞争解决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如何在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从理论层面又从实践层面，真正实现市场经济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对接、结合、磨合、兼容、融合乃至亲和呢?”颜鹏飞认为，我们有足够理由期待根基于中国亿万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理论成果，为解决第二个难题作出划时代的世纪性贡献。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敏凯对国际关系领域中国理论体系的建设思考颇多。他认为，国际关系领域中国理论体系建设需要系统研究、深入总结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丰富资料，尤其是中国与东亚地区近现代关系的历史资料，发掘中国文化传统“和而不同”的对外关系风格特点，整理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及其他东亚地区国家和平相处、共同繁荣的历史经验教训，夯实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文化历史内涵。同时，还需要分析、总结新中国外交60余年的实践，比较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时代观、义利观、外交指导原则、对外战略设计，以及在全球合作治理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理论思考。

　　虽然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道路既阻且长，但众多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努力和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丰厚的理论研究土壤与大量卓越案例。躬逢盛世，其情也切，必然伴随着中国学术原创力的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