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将城乡互助和谐进行到底
2007年10月31日 12:06 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 黄胜利
“社会中的前行者，都有一种幸福的痛苦，就像三更叫的鸡，他们不被人理解，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以后成为潮流或趋势是非常重要的。”10月28日，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的第二届首都大学生三农文化节上，何慧丽这样向在场的大学生志愿者讲述。
因“教授卖米”而出名
“教授卖大米”，这一扎眼的新闻元素，让何慧丽从此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2006年的名人。
“无心之作”，至今，回忆起成名的过程，何慧丽表示，当初她对媒体以“大学教授卖米”为由热炒她的事件，不以为然，认为是在误读她，但“随后的新闻报道进一步又揭露出了卖米背后的原因”，这也是何想看到的。
正是由于媒体的介入，“当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何慧丽所说的“阶段性的胜利”，是指兰考县南马庄农民合作社生产的无公害大米取得销售上的成功。
追溯何慧丽的故事，得从全国知名的“政治大县”兰考说起。
2003年，何慧丽的人生道路开始改变。是年，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省开封市签署共建协议，选派7名博士到开封市挂职锻炼，何慧丽报名成为了其中一员，当年8月，32岁的何慧丽被选派到兰考挂职副县长，协管农业结构调整。
而何作出这一决定前，身份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副教授，北大社会学在读博士。
这一自身特点，让决定在实践中去反思传统的农业结构并对其进行调整的何慧丽，有一套对农业、农民的独特理解：农民实质不是一个经济体，经济只是他的属性之一；农业实质也不是一种商品，商品只是他的属性之一，所谓的整体性农民增收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理想转换为现实，总是困难，这让何在两年的挂职中，感受深刻。没有现成的方法，一切的乡村建设工作对于何慧丽来说，只能从摸索开始。
何慧丽最初的设想是在乡村建立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建立让何费尽心思，其间，何慧丽带着激情和执著，从操作方案设计到村民动员、培训，都亲历亲为。
和大学生志愿者一同生火做饭、睡地铺；和农村妇女一同挤炕头唠嗑……副县长的身份，让当地的一些农民误认为她是为了捞政绩。
在何慧丽的努力下，兰考县下面的乡村先后成立老年人协会和文艺队，还有农民生产合作社等组织。
为了顺利地开展乡建工作，何慧丽先后组织兰考的基层官员和农民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训(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在河北定州翟城创办)。
在参加培训的人员中，南马庄村支书张砚斌，后来成为了南马庄农民生产合作社成立的主要力量。
在南马庄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合作社看到了无公害大米的市场前景。随后，南马庄农民生产合作社开始实验种植无公害大米。并于2004年底成立了无公害大米协会，2005年5月30日正式注册。
按照无公害的方法种植大米，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代而使用有机肥。2005年10月，南马庄获得了河南省农业厅无公害大米的产地认证，12月获得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颁发的无公害产品证书。2005年底，南马庄无公害大米收割，一共700吨。
然而大米的丰收，并没有带来收获的喜悦，由于农民生产合作社没有统一的销售渠道，无公害大米的销售一下子成了合作社的最大问题。
从农村到城市
首先是进超市受阻，大小超市都要押金，小超市最低5000元左右，大超市最低3万元左右，还有占柜费，有的押货期半年到一年不等。超市的高门坎儿，将南马庄无公害大米进驻传统销售渠道的想法就此扼杀。
2005年底，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与洛阳的一家公司合作，结果遭受该公司欺骗，无公害大米协会粒米未售反遭8千多元的亏损。
2005年12月6日，无公害大米协会在河南郑州开店，但效果仍不理想，一个星期内只卖出一千多斤。
同年12月26日，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将大米运到北京，最开始的一个星期，何慧丽通过关系卖出一千斤。
2006年1月2日，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店，何慧丽将无公害大米滞销的消息告诉北京消费者，当天卖出去400斤大米。
随后，便引发了媒体报道的“大学教授卖米”的新闻事件。国内媒体的“轮番轰炸”，让何慧丽和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销售状况开始有所转机。之后，北京华联、朝阳百货等商家开始联系何慧丽，让南马庄无公害大米进驻其超市。
何慧丽在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帮助农民建立不同的组织，给农民提供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城乡之间存在的现实鸿沟，却让乡村建设的进程受到了阻碍。
填平这一鸿沟，为城乡互动搭建一个平台的想法，开始在何的脑子里产生了。“我们开始在城市卖米时，在社区煮粥，其目的就是以此显示农民的诚意，向市民示好。”
然而这一期间，“很多人的想法，认为是同情我或同情农民，才购买无公害大米，而实际上谁该被同情了？”何慧丽认为，虽然当前城市饮食状况极为糟糕，但大家仍很少关注自己日常食物的来源。
正如何在大学生三农文化节上，给大学生志愿者讲述的一样，她拿着带到会场的有机红薯，给在场的大学生们讲，市民们只会关注如何吃红薯，不会去关注红薯来自于哪里，更不会关注种红薯的人。自此，一场城乡互助合作的运动开始酝酿。
2006年4月28日，温铁军、汪晖、祝东力、黄平、韩德强、何慧丽以及戏剧家黄纪苏等人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店发起成立“北京文明消费合作社”，每人预交100元订金，与南马庄合作社签订购米包地协议，预购合作社社员当年的大米。
随后，是年国庆节，北京参与“购米包地”行动的市民代表20余人到南马庄等村庄，在自己包的稻田里收割水稻，与给自己生产大米的米农互动交流，进行“新农村建设旅游”。
“这是让城里人看到农村的建设性发展。”何对此这样评价。
11月6日，北京市民消费者代表和南马庄生产合作社代表面对面坐在一起，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新米价格听证会，市民和农民面对面商谈价格，进行了一场城乡“公平贸易”的有益尝试。
何慧丽表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贩面前，农民往往无法适应市场，农产品很难实现可追溯性，从而使市场上的有机食品和无公害产品也面临着信任危机。
“为了让市民能够有一个消费健康农产品的稳定渠道，为了让农民种植了健康农产品而物有所值，为了安全的农产品能够实现可追溯。”2006年12月26日，国仁城乡合作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揭牌。
自此，在何的带动下，一些志愿者积极地在国仁城乡中心推动“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成立和运作。
生态文明的到来
10月15日，城乡互助合作社在好运顺茗茶北京林大店正式揭牌。
“农民的产品终于在北京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何表示，这个平台，既是为农民合作社产品寻找合适销售机制的有益探索，也是为市民消费者寻找健康消费机制的有益探索。
从去年初在北京卖大米开始，何慧丽“一直打着游击”，无论是进入商场，还是入驻农贸市场，都没有一个稳定的驻地。
这间开在茶店里的合作社，目前包含着50余种绿色农产品，茶店有三间房，中间和最里面的房间，便是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农产品展销室及办公室。
这两间房也是合作社用来面向广大市民开展讲座的场所，何计划每半个月进行一次讲座，讲座的内容是关于文明消费及城乡和谐。
10月28日，是合作社的第二次讲座，在何慧丽看来，由于第一次是揭牌，这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对外正式讲座。
何慧丽对于这次的讲座很重视，主讲人是来自河北枣强的知名有机小农安金磊。为了请到安金磊，暑假期间，何带着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的亲朋等15人到安金磊的生产基地，体验有机农业。
安金磊这次讲座的主题是《农夫·土地·生命》，安在讲座中讲述他与自然的故事，剖析了土地和生命和谐共生的关系，以及他独特的农耕禅思想。
对于安金磊的农耕禅思想，何慧丽认为应该是生态文明的话语，而这一话语系统能产生在当前的资本文明时代，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讲座现场的气氛很活跃，然而最终让何慧丽感到失望的是，志愿者虽然在附近的小区发了上百张宣传单，但来听讲座的人中，居然没有一个附近的居民。
“道路仍很艰难。”何慧丽无奈道，市民对文明消费的无知和冷漠，让她感到现在的工作难度超出了三四年前在农村推广合作组织。
“先是哄农民，现在是哄市民。”何说。
对于城乡互助合作社展销的有机农产品，何慧丽认为，其功用不仅满足生理需要，是经济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借此改变市民的消费观念，真正形成城乡互动了解。
由于何慧丽在兰考县挂职期间取得的成绩，她即将接受在开封的第三次挂职，挂职地点仍是兰考。
虽然一直在实践中，但何慧丽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实践者，她认为真正的实践者应该是基层的农民和工人，而她不过是为了一种真正的学问，用实践与行动去做研究的人。在何看来，当今知识分子分客观性、批判性、综合性三种，而她更愿成为综合性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她更愿以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和角度去研究它。“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给政策制定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并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这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何慧丽给大学生志愿者讲座时，引用了十七大报告。
何找到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有力支持，似乎也看到了光明前景。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
践行生态文明是解决“三农”问题突破口
作者：易蓉蓉 来源：科学时报
“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是哪个社会阶层都不会排斥的——你可以不关心‘三农’问题，但你必须关注食品安全、空气新鲜、水健康这些生态安全问题。而我们的市民只要关心自己的饮食健康，关心家人的幸福，其实就和‘三农’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要吃到健康的红薯，就要关心种红薯的人的温饱问题、收入问题、幸福感问题，也要关注生产出健康的红薯必须付出的生态成本的问题；否则，市民可能总有一天会吃不到任何令人放心的东西。”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说，自己听到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感觉“非常高兴，这种兴奋劲儿一直持续着”。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其他领域我们都尝试过了，似乎还是没有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不论哪个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前行者都因孤独、不为人理解而痛苦，而因将小我与社会进步的大道结合起来而幸福。他们好比半夜三更就叫的鸡，不被众人理解。”何慧丽一度因帮农民卖大米的事广受关注，但其间的孤独感也曾令她困惑。
她说：“我们不管吆喝卖米，还是鼓捣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都是想让城里的市民明白——乡下农民种的大米、红薯不放化肥农药，而是用爱心、责任心种出来的，是可以放心吃的。”但遗憾的是，城里的市民总是既想吃建康的绿色食品，又要价格便宜。事实上，“十全十美的事情很难做到！”何慧丽说。
“‘三农’问题绝对不是可怜农民，而是双向可怜的问题。现在，一些人的观念出了问题。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文明的？我们的回答是：用布袋而不用塑料袋是美的！吃有机红薯是健康的！不损害生产者利益、不污染环境、不增加环境负担的消费者是文明的！”前几天，何慧丽去了趟河南兰考，用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布袋拎回来好多红薯。她说：“这是兰考胡寨合作社今年的一个有机种植项目，在肥沃的黄河瘀泥土质里自然生长出来的红薯，深红的外皮、纯白的肉汁，大可放心吃；昨天我家煮熟了一些，吃起来有一种芳香的甜美。”
“如果只有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大学生天天嚷嚷‘三农’问题，如果‘三农’问题只是农民自己在行动，其意义和效果都很局限。让比农民生活好一点的市民都来以关心自己日常生活的方式关心‘三农’问题，这才更有意义、更有效果。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从技术型支农、制度型支农提升到文化理念型支农，这才是最提劲的事！”
何慧丽解释了3种支农方式的区别，并“用自己的逻辑理了一下”“三农”专家和大学生在支农过程中经历的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意识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也只是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上下功夫，比如带去新品种、传播科技信息，捐物捐钱资助贫困农户和贫困学生，这是技术型支农法。
第二个阶段，就是近几年来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其特点是“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其中农民发育经济合作体、社会合作体、文化合作体等农民自助组织体最为重要，大学生起到了协助者的作用。
第三个阶段，文化理念型支农。这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日常表现的途径，反映一种特定的文化导向和生活理念。当前要践行的是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它以注重生活质量、提倡文明消费、推动城乡互助等为表现。“我希望大家以后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何慧丽说。
费孝通曾提出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来的根和种子，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
而何慧丽更进一步解释：“我们要让生活在村庄里的农民享受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相适应、属于他们的‘自主’文化；这种社群文化建设汲取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伦理本位、人与内心的和谐等精华，在农民群体中探索出一条‘重合作、重生态、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之路，为收入不足的中国农民设计适合的生活方式，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系统。依托文化和社会层面福利的提高，而不主要是依靠物质福利的改进来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生命意义。度人者度己，市民阶层也要通过帮助农民来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生命意义。”
“你吆喝卖米、捣鼓城乡互助合作社，让农民赚钱了吗？”——面对这个经常性的问题，何慧丽有点无奈：“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并不是追逐利润的企业，只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助合作的一个平台，它通过联络种地的农民和城市里消费的市民，联络社会系统里面的各阶层，力求解决生态、心态和社会态三大不协调。让生产者赚钱只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才是根本。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做法，我今天可以扬眉吐气地告诉大家，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不但肯定了我们以前的很多做法，而且对实践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大张旗鼓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然后继续往前走，做出鲜活的经验来。”
何慧丽说，这个道理不仅要在大学讲，要在农民中讲，更要在市民中讲。“要对市民进行新型消费观教育，但可能这个事业困难更大，因为市民被当前过度化的市场切割得更厉害。与当下注重经济增长的潮流不同，我们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协调、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协调。这三大协调当前可以统一到一个具体的事上，就是需要这个社会上‘勇担先锋’的人来试验，来做这样的前行者。通过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而关心到农民生产者的增收问题，以及生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有可为。”
何慧丽透露，她现在正准备把合作社作为一个中心，以后各种与生态文明有关的讲座都在这里办，把市民发展成为主要受众，而不仅是大学生。“附近社区不少，好多都是研究所和大学的师生，素质应该不错。”10月15日，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落脚在北京林业大学北门附近的济南好运顺茗茶平价超市北京分店，从此在城市有了一个稳定的发展平台。
10月28日下午，星期天，在合作社举办的论坛中，只有寥寥几位市民参加，更多的还是从事与“三农”有关的工作人员和关心“三农”问题的大学生。但不管怎么样，以践行生态文明为突破口，何慧丽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