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镜”到“灯”的转变

——知识分子对改善乡村状况的作用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师）

前段时间有机会到印度的卡拉拉邦（简称卡邦）去看已经搞了40多年的民众科学运动（简称KSSP）。尽管是浮光掠影，卡邦KSSP的知识分子对改善乡村状况的作用，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并引起了我对当下我国关注乡村状况的知识分子的反思。

一

KSSP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志愿者团体。这个团体中的知识分子有两大相互关联的特点：有理念；在行动。这个特点体现了以在一定理念指导下的行动来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建构的一种“灯”的作用，而不只是机械反映“社会现实”的“镜”的作用。

（一）有理念

KSSP的知识分子们对现在大肆扩张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有着清醒的判断：跨国企业借着控制市场、控制技术和知识的运用、使用军事力量等建立对世界的霸权；个别人和跨国企业过大的追逐利润的力量，形成一个主张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的不利于原住民（工人、农民等）生存的系统；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形成了少部分与跨国企业有染的有财有势的人和大多数不断贫困化的人，造成了对大多数穷人的可持续生存构成威胁的本土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酝酿着在高经济增长率背后的贫富巨大差距和社会不安定。

基于这些认识，KSSP的知识分子们所持的理念可以从三方面把握：“人民的”——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印度大致分为大部分不断贫困化的人和小部分以大部分人付出的代价不断致富的人，KSSP采取站在人民一面的立场；“民用科学的”——是指大多数人在对抗贫穷的斗争中，所必备的有利于本土民生的科技、信息等武器以及活出科学的精神，；“运动的”——是指它永远是一个发展过程，如，行动者的专长是多样的，活动是多元的，组织是开放的。这三方面理念的实质即让科学知识服务于贫穷的、无权力的人。这使得他们具有平民作风，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关注活动中多方面力量的参与。

KSSP的前任主席阿尔锐告诉我们一席发人深思的话：在一个饥饿的人面前，天神出现了，天神也不过是一块面包而已。所以，科学在不同的人眼中也是不同的东西。文盲认为科学是会写字；失业的人说科学是找到工作的技巧；农民的科学是种田提高产量；在无技能的人那里科学是掌握某一工作的要领。所以我们要让人们认为科学是改善他们生活的东西，他们通过科学提高改善他们的处境，认识他们的社会，这就是赋权和社会的变革。所以科学不是空话，而是让他们有力量改变自身和这个社会。我们要探索的是：在低的GDP下，人们能否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能否找出一个安全的、人性的、生态的生活方式？

（二）在行动

KSSP的知识分子的成员数目一直在增加。MP是KSSP的核心成员，现已71岁，与他一起最初参与KSSP的是十多名科学家。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阶层的知识分子，如大学教师、技工、医生，以及各种政党背景的人士参加了进来，还有乡村里的一些青年、妇女等。现在，KSSP的成员有四、五万人。这些成员，都符合KSSP的要求——没有实际报酬，热心于增强边缘人群的生存力量。这四、五万人基本上达到一个“群众临界点”：他们必须愿意为运动无偿地奉献出大量的工作时间，同时使自私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会被吸引进来。

KSSP的组织领导们以身作则，将所坚持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他们对运动的目标推广有发自内心的兴趣，而不是利用运动来争取个人名声或金钱利益。KSSP的领导层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远离其他成员们：大家开了一整个晚会之后，无论什么人（社会名流或是一般人），都睡在一处，有时就睡在开会时用的桌子上。他们吃饭时就在食堂坐在大家之中吃饭。他们中很多人有一份别的工作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或者退休金，所以这里的工作是真正的义务，是对爱好和理想的投身，其动机是纯净的。MP、KK等领导者的手指甲由于经常干活而被磨光了；手上、脚上布满了老茧，还有泥土。他们站在群众里面，谁也认不出他们是作为“劳心者”阶层的科学家，他们真正地做到了平民化。为了保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这些领导们坚持把KSSP在全国形成一个人民科学运动网络，而不是一个党派，因为那样的话你得竞争，玩政治游戏，做事的效率就会降低。为了避免领导们在位时间长而产生野心和从事与民众无关的事，他们没有永久的骋任制，不会使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很长时间，一般是两年一换。

KSSP在财政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主要的财政来源是出版刊物：一个是月刊，有三种月刊，《科学的进步》和《科学的卡邦》是为成年人办的，每种拥有数以万计的读者，而为儿童设计的科学杂志“Eureka”，拥有八万订户；一个是出书，如KSSP所成立的民用科技研究中心最近出的书有《科学与历史》、《天文学与看星星》、《科学与伪科学》、《印度与卡邦的医疗》、《海豹展览》等，曾经一个礼拜卖了40万卢币。还有一个财政来源是卖一些与实用技术相关的产品（如肥皂）的收入，以及所收取的实用技术的培训费。他们也向社会筹资，但不会要跨国公司（如福特基金会）的基金。这样，它就能够有力地抵抗外来的引诱、游说和恐吓。当然，为了能够正面影响政府的决策，也利用与政府合作的机会接受政府的拨款和一些项目推广的基金。如卡邦每年给KSSP的民用科技研究中心100万卢币，虽然这还不够一些新项目的试验推广。

KSSP的知识分子赋理念于项目之中、活动之中。KSSP发展一些使农民增收、节支、改善生存状况的项目，把理念输入进去。如制作肥皂：培训时要教学员们做肥皂的历史、技术、经济，同时让他们知道背后的政治。由于椰子价格近年大幅下跌，严重打击本地经济，椰子没有销路，KSSP于是花几年的时间研制农户能掌握的既简单又可以制出高品质肥皂的技术，让本地人自制椰油香皂，取代进口香皂。在培训过程中，告诉学员，我们在用肥皂上可以不花钱，还可以推销肥皂赚一些钱。将原材料卖给跨国公司，他们把成品卖给我们，这就是被剥削，这样我们就成为跨国公司或工业化的奴隶。而我们农村妇女们组织几十个妇女，自造香皂，不只是省钱和就业，而且大家在生产中通过合作形成团结力。这就是肥皂里面的政治学。又如推广高效能无烟柴火炉：民用科技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们研究出了既经济又环保的火炉，农民只需花190卢币（约等于一个农工五天工资）购买建材，全家一起动手便可盖好新的高效能无烟火炉，比起旧火炉，每户一年大约可以省下600卢币的能源开销。可以使柴充分燃尽的三个炉灶连通的装置，还可以减少由于烧柴所引起的污染，从而保证了妇女们的健康。再如建小水坝：在流过某村的一条河的上游，我们看到一个小水坝。在KSSP的民用科技中心的号召下，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心的科技人员、当地村民们一起参与，就地取材，建成了一个用麻袋或塑料袋装着沙石堆砌成的水坝，并用泥沙填好空隙。由于此水坝的存在，上下游的水位被提高，下游才会在干季的时候不断水，沿河500米宽的范围内的水源就很充足。建小水坝是水流域管理的一部分。象这样的利用当地资源的低成本的、高实效的小项目有很多。它既让农民感到了关爱，也使他们在参与中提高了自立、自信和自尊意识。

KSSP在必要的时候会发起政治运动，反对政府某些对当地人民生活不利的方案。如1978年的环保运动抗争。它是反对卡邦政府要在北部马拉巴区沉默谷兴建水库的方案。KSSP组成一个跨学科的专家小组，联合其它森林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研究机构的成员，一同到现场做详尽的田野调查后，认为：建水库所能带来的能源（发电），跟其所造成的严重且长远的破坏比起来，微不足道；另外，如果太依赖水库，遇到降雨量不足的季节就会供不上电，而且这种水库的发电量根本不足以提供卡邦南部所需的电力；再说也有许多较经济、较环保的发电方法可以替代水库。于是，KSSP在全邦举办研讨会、展览、演说、街头戏剧表演等，争取民众支持；他们也采取游说官员、议员，在杂志报刊上发表言论，采取法律途径，串连国内外的科学家组织等办法反对水库的兴建。最终反建水库运动获取了胜利。

二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所到之处，都被KSSP的成员们反复地问一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积极地加入对广大民众不利的全球化？中国怎样解决全球化、市场化将给本地带来的失业、生态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推动民用科技和关注民生方面都起了哪些作用？我们很难给他们满意的答复，也感到很惭愧。

我国关心乡村状况的仁人志士们每每谈及当前的乡村状况，总是会发挥好“照妖”“镜”的作用的。如认为基层的政府各部门已经变为“赢利的经济实体”，这与“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和“分税制”有关。还有的提出了一些好办法：推动农民自助组织——成立农民自身的经济联合体，放开一些尚能赢利的涉农部门；再造农村基层组织——撤乡并镇，裁减冗员，成立乡公所，乡镇功能重新定位；等等。难道就此罢了吗？你不去试验又怎能知道这是真经？知识分子们能否继承“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传统美德，在改善乡村状况中成为一群有理念的“在行动者”，成为照亮自身（在实践中研究真问题）也照亮乡村未来（用实践寻找对策）的“指路明灯”（找出一条出路和方向）？乡村的问题难道只是个体制和政府官员的问题，而不是个自身使命的问题？说起话来天下无敌，做起事来无能为力，难道不是这样吗？在中国，有多少精英的大学教授们、研究员们从法权性的教育理念中走出来，走向农村，与人民大众真正地站在一起，坚定地反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发展主义的理念？为什么中国的乡村没有这么一个组织，作为与政府既合作又完全不同的牵制性力量，也是培养建设本土的人才机构？

改善乡村状况的力量，首先指的是一种人；其次指的是一种组织和制度；最后是一种把握乡村社会的文化力。就目前来看，重点落实到人。如果说中国乡村的希望在于官办退、民办进，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来推动的阶段；那么，有一群知识分子们走出“镜”的状态，发挥“灯”的作用，通过一些民众的科学的运动的手段，实际地增加农民对抗贫穷、进行博弈的力量，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