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的农民工一年或超过一年才回家一次，29.7%的在外务工者一个月或更长时间才通过手面等通信手段与家人联系一次，当被问及丈夫长期不在，情感是否感到孤独时，70.0%的被访者回答感到孤独。
对河南“空心村”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作为人口流出大省，河南省农村“空心化”现象非常严重。
11日，在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召开的《河南省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上，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徐京波介绍，农村“空心化”不仅表现为居住空间废弃、农村经济衰退、人口流失等问题，还表现为家庭婚姻、留守老人缺乏系统的社会支持、人际关系疏离、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社会问题。
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
徐京波介绍，这项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河南省豫北地区的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该地区大部分农民外出从事建筑行业，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成为村庄主体。
样本选择主要采取立意抽样的方法，根据研究的目标和主观分析来选择和确定调查对象。研究主要选择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并且根据两个群体的不同特征，设计两份不同的问卷。总共发放问卷299份，有效问卷294份。在有效回收的294份问卷中，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占55%。6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中，女性占57%，配偶常年在外打工的占60%。
徐京波介绍，“空心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冲击，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调查发现，由于离开原有乡土社会，进入城市工作，在地理空间上相距较远，因此回家探亲的交通成本较高，许多在外务工的农民工长期脱离原有乡村生活，与家人相聚的时间较少。
统计数据显示，6%的在外务工者每周回家一次，10.7%受访者配偶一个月回家一次，57.1%的受访者配偶半年回家一次，26.2%的农民工一年或超过一年回家一次，团聚时间较少。
尽管目前通信技术相对发达，但是外来务工人员通过手机等通信手段与家人联系的频率仍然较低。仍有70.3%的农民工在一周以内的时间与家人联系一次，甚至有29.7%的在外务工者一个月及以上的时间与家人联系一次。
调查发现，由于长期异地分居，缺乏互动，情感趋于淡化。特别是居住在村庄里的留守妇女，既要从事农业劳动，又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生活中可能会面临许多困难。丈夫角色长期缺失，可能会使其在情感上较为脆弱、孤独。当被问及丈夫长期不在，情感是否感到孤独时，70.0%的被访者回答感到孤独。
徐京波介绍，有43.0%的留守妇女向在外打工的丈夫诉说烦恼，但是在访谈中发现其尽管向丈夫倾诉，但是由于空间距离存在，丈夫难以在实际行动上提供帮助。57.0%的被访者表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烦恼不会向在外打工的丈夫倾诉，其中3.5%的留守妇女向公婆诉说，10.5%的被访者向自己父母诉说，9.3%的被访者向自己的孩子诉说，11.6%的被访者向邻居诉说，22.1%的被访者选择了其他，而在其他的注明中，留守妇女主要是向自己诉说。由此可见，留守妇女的情感压力较大。
调查还发现，由于夫妻长期分居，情感淡化，导致“空心村”婚外恋、离婚率呈现出增高的趋势。调查数据显示，有5.0%的被访者认为婚外情现象较为严重和非常严重，35.4%的被访者认为严重性一般。
尽管调查数据显示将近60.0%的被访者认为该现象不严重，但是实际情况比数据呈现的要严重得多。因为婚外情在乡村社会是一个敏感话题。11日，河南省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发布的《河南省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介绍，在对村干部的深度访谈中了解到，当今农村婚外情现象还是较为严重的，婚姻的稳定性因为家庭结构离散而受到冲击。
徐京波介绍，与婚外情现象呈正相关，“空心村”的离婚率也在逐渐上升，而且上升速度较快。当问及最近三年，村里离婚率变化时，有48.8%的被访者认为上升了，45.5%的被访者认为没有变化，认为下降的只占5.8%。在进一步深度访谈中发现，最近三年“空心村”的离婚现象不仅表现在“80后”“90后”群体中，而且中老年人的离婚率也在逐渐上升。
超三成留守老人生活费不够用
上述调查专门就“空心村”留守老人(子女在外打工、居住在农村社区的6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困境进行了研究。调查发现，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自我照顾。
衡量其生活困境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开支情况。徐京波介绍，当被问及生活费够不够花时，只有0.6%的留守老人认为生活费很充足且有多余，19.4%的被访者认为生活费够用，34.4%的留守老人认为自己生活费不够用，甚至很缺乏，45.6%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费勉强够用，但是一旦遇到重大事故，生活就会变得较为艰难。
在城市社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退休，不再进行工作。而在“空心村”社区，只要没有重大疾病，老年人基本上要从事农业活动。在调查中，有56.9%的留守老人仍然务农，务农占用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留守老人休闲娱乐生活匮乏。20.9%的被访者平常串门聊天，6.5%的留守老人平常听收音机、看电视，6.5%的留守老人平常打牌、打麻将，8.5%的老人选择呆坐，生活内容较为单调。
调查发现，由于“空心村”中的大部分留守老人从事农业活动，因此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费主要靠自己劳动所得。数据显示，38.5%的留守老人的生活费主要来自自己劳动所得，当然子女供给也是生活费的主要来源，30.8%的受访者接受子女供给。但是在访谈中发现，许多被访者的第三代的生活费由留守老人负担，因此子女供给的生活费，一大部分被供给者的子女使用，甚至一些留守老人还要从自己的劳动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补贴第三代的日常开支。
调查结果显示，每月回家探望老人的只有35.2%，有27%的在外务工者在重要节日回家探望老人，31.4%的被访者子女只有春节期间回家，3.1%的留守老人子女在家里出现紧急大事时才会回家，3.1%的被访者子女几乎不回家。
子女不在身边，留守老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孤独感、抑郁感。调查发现，67.1%的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孤独或抑郁，其中38%的被访者偶尔感到孤独、抑郁，22.1%的被访者经常感到孤独或抑郁，7%的留守老人表示孤独或抑郁成为其精神生活中的常态。徐京波介绍，在深度访谈中发现，32.9%从不感到孤独的留守老人中，一部分是子女在身边或经常回家探望，另一部分则是由作为留守儿童的第三代在家陪伴，从而减轻了其情感压力。
调查还发现，“空心村”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仅有13.2%的留守老人很健康，20.1%的留守老人认为身体状况一般，44.7%的被访者有慢性疾病，有22%的留守老人有严重疾病。“也就是说，66.7%的留守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徐京波说。
由于留守老人健康状况较差，医疗费用支出也较大，在他们的劳动所得中所占比例较高。数据显示，36.9%的留守老人每年用于医疗费用支出为2001-5000元，17.8%的被访者每年用于医疗费用支出为1001-2000元，医疗费年支出在501-1000元的所占比例为8.9%，医疗费年支出在201-500元的占20.4%，仅有15.9%的被访者每年用于医疗费支出在200元以下。
调查显示，目前“空心村”公共服务的基本状况是供给严重不足，58.2%被访者认为看病不方便、看病贵；分别有65.2%和52.5%的被访者认为没有休闲娱乐场地、空闲时间不知道如何打发；65%的被访者认为村里许多老人无人照顾；52.4%的被访者认为小孩上学不方便；70.6%被访者认为交通出行不方便；77.6%的被访者认为能吃低保的太少；58.4%的被访者认为村里的残疾人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留守儿童占比大 缺乏安全感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蒋美华等学者在同期也开展了“河南省农村留守群体生存状况调查分析”的研究。
蒋美华介绍，“在河南省农村留守群体中，留守儿童所占比重很大。”据全国妇联2015年6月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到6102.55万，其中河南省有654.8万，居全国第二。
“本课题组在河南省焦作N村的调查显示，79户留守家庭中68户有留守儿童的身影，一半的留守家庭中均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留守儿童。”蒋美华说。
调查发现，有的留守家庭父母都出去务工，家里没有任何的劳动力，孩子由祖辈照顾，许多祖辈没有经济来源或者依靠低保，这就使得这部分留守儿童生活得非常艰辛。
对焦作市N村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社会活动娱乐活动单一，有一个女孩喜欢玩的沙包还是由奶奶用自己的破衣服布料缝制的，没有办法买毽子、皮筋之类的娱乐器材；有的留守儿童需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也要承担各种家务劳动。
除了这些生活压力带来的问题外，农村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方面特别面临着人身安全问题。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娱乐设施比较少，活动场所普遍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这对儿童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影响；有的留守儿童表示自己在闲暇时喜欢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面到处逛，偶尔还和小伙伴一起去村子里比较偏僻的地方、荷塘或废弃的庄子玩耍，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特别对于农村留守女童而言，还面临着性侵等安全问题的困扰。
蒋美华反映，访谈中大部分留守儿童感觉孤单、缺乏安全感。留守家庭的经济条件普遍不好，家庭生活比较艰难，这对孩子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有的在不到十岁的年龄就已经开始担忧自己今后的成长问题了。而大部分留守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也没有特别重视，学习上的压力也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
徐京波等学者建议，通过劳动力就地转移遏制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减少。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重构农村互助体系。构建以农村留守人口为主体的互助组织，比如，可以引导成立发展“留守妇女”互助组织，注重提高“留守妇女”组织化程度，培育一大批女农民经纪人和女农民专业直销大户。引导“留守妇女”创办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合作社，让留守妇女分享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的收益，使其主动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与此同时，构建政府、市场、村庄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协调机制。
蒋美华等学者也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政策体系，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服务供给模式。蒋美华认为，企业的参与可以扩大留守群体服务体系的资金来源渠道，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民间组织的参与可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服务供给中来，一些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技术的民间组织可以为留守群体在生理和心理上提供很大的帮助；志愿者参与，可以低偿或者无偿招募壮大志愿者队伍，承担一些农村社区照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