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暑假分别是广西F县和浙江绍兴调研，F县是全国贫困县，绍兴则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两地农村外观差异很大，在村级治理中却颇有相似之处。

　　F县深坡村有800年历史，村中有不少有些年头的古建筑，深坡村因此申请自治区的农村保护项目，并获得了自治区批准。2012年，深坡村开始借上级在村庄投资修水泥路的机会对村庄环境卫生进行整治，主要是清理了长期未得到清理的村中垃圾，恰逢2013年广西全区提倡农村搞清洁工程，深坡村因此成为全县乃至全市的清洁工程示范村。

　　无论是作为古村落还是作为清洁工程示范村，过去村民在自己住房旁边乱搭滥建的闲杂房，不仅不美观，而且往往占用了村庄公共空间，影响了行走安全。深坡村因此计划清理拆除全村的闲杂房。经过清点统计，全村拟拆除闲杂房共有涉及60多户80多间，拆房子是实实在在涉及到利益的事情，房子被拆户当然不高兴。主持拆闲杂房的深坡村蒋主任说：拆房子要讲道理，开始慢慢讲，讲不通就要讲狠。为了有效地拆除闲杂房，蒋主任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反复说明拆闲杂房对建设文明古村落和清洁工程示范村的重要性，然后在所有要拆建筑上写上大大的拆字，然后一一做工作。等到拆迁那一天，将主任带一群支持自己的年轻人逐房拆房。之所以带一群支持自己年轻人，是当拆房出现拆不动甚至发生冲突情况时，年轻人可以讲狠硬拆。

　　深坡村讲理又讲狠的拆闲杂房行动取得成功。县里和镇里都对深坡村拆闲杂房之迅速彻底，十分赞赏。也正是因此，在未来自上而下转移进来的资源中，深坡村就会独得好处，因为深坡村治理是有效的，转移进来资源，可以发挥作用。

　　深坡村蒋主任过去长期在外开长途车跑业务，曾办蜜枣加工厂，但失败了。没有种田。因为长期在外跑车办厂，与外界交往极多，并与黑社会多少有些关系。2011年，蒋回村竞选村主任，凭村中年轻人的支持，成功当选。蒋当主任后，采取两手，一手是到上面跑资源，二是在村庄治理中既讲理又讲狠，这样就使从上面跑下来的资源可以得到有效使用，最终结果是在两年多时间深坡村村庄面貌发生巨大改变。

　　浙江绍兴D镇D社区书记陈芳讲到村庄治理时认为，要真正治理好村庄，必须做到该软就软，该硬就硬，对某些人就是要敢于拍桌子，不仅要讲得过他，而且要打得过他。陈芳书记当过兵，一米八的大个子，拍起桌子来，是很有气势的，不用打就将对方压服了。

　　但是，陈书记所讲打得过他的意思，并非打架，也不是拍桌子压服人，而是对于那些不讲理的人，要动员一切关系来孤立他，让他边缘化。陈书记本人办有年产值数千万的工厂，年收入数百万元，虽然陈书记的工厂在当地并不算大，但他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讲起话来，财大气粗，一般村民与陈书记关系闹僵，就可能遭遇到陈书记所可以动员各种关系的孤立与打压，那个时候，日子就不好过了。正因为陈书记不仅讲得过人，而且打得过人，他就可以较为有效地在D社区进行治理，D社区也因此是比较有秩序的社区。

　　D镇工业十分发达，全镇有企业4000多家，其中上市公司就有5家。D镇发达的经济，必须造成一个庞大的富人阶层，也就必然形成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分层。富人阶层之间因为经济的关联性，而有很多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又通过人情、婚姻等关系形成强有力的结盟。若如陈书记，不仅有年产值数千万元的工厂，还是全镇最大社区的书记，可谓政经两界通吃，当然就会有“打得过他”的霸气，及这种霸气所得以实现的巨大关系资源。又因为“既说得过他又打得过他”，陈书记就可以摆平社区内的各种事情，这无论是对村庄治理还是对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都是有利的。

　　反过来则是，在D镇这样的经济高达发达地区，村支书没有一定经济体量和社会关系资源，打不过人也说不过人，这样的书记在处理任何一件村庄的事情中都会陷于纠缠不清的状态，结果就是，村中任何事情都无法办好，无论是村民还是乡镇都不满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发达地区，富人治村不可逆。或者说，富人治村是否治得好并不一定，穷人治理则一定是治不好的却大致没有异议。D镇近20个村，几乎所有村的支书和主任都是老板，都是千万富翁，无几例外。且D镇现任村支书，几乎都是前几届通过村委会换届选上村主任，然后入党再当村支书的。早在若干年前，D镇就已经完成了由富人村干部对传统村干部的替代。而自2005年开始出现的村级选举中的贿选，进一步加速了这一精英替代的进程。到了2011年，D镇村委会选举，竟有几个村的贿选金额超过千万元，几乎所有村委会选举的贿选金额都超过百万元。即使村支部的选举，贿选金额也普遍在百万元左右。甚至村民代表选举中也出现了贿选。没有经济实力，不是富人，如何可能当得上村干部?

　　二、

　　取消农业税前，全国农村的主要工作是收取税费。收取税费，乡村干部必须面对一家一户的农户。当农户不愿交纳税费时，县乡两级就会将村干部完成协助收税情况作为工作成绩的主要考核标准。收税越难，越是收不上来税费，县乡就越是要以完成税费任务情况来考评村干部。那些工作能力差、不愿得罪人的村干部自然而然退出历史舞台，那些能力强、敢得罪人的人替补上来当村干部。若税费仍然难收，村干部仅仅敢得罪人还不够，他们还必须要有背景，比如兄弟多、与黑社会有联系，等等。这些作风凶悍、且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当村干部，当然不是白当，而是要有利益。因此，这些人替代之前的好人村干部后，一方面具有通过个人身体暴力向村民收取税费的能力，一方面又必然会为个人谋取各种好处。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乡村治理情况就恶化了。后果之一是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和各种专门针对农民收取的费用。

　　也就是说，在取消农业税前的大约十年时间，全国农村也普遍因为税费越来越难收，而出现的村干部替代现象，即由之前传统的老好人式村干部替代为具有个人身体暴力条件的恶人式的村干部。

　　取消农业税之后，因为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那些要从向农民收取税费中谋利的恶人村干部在村庄中呆不下去，村干部重又由老好人式的精英来充任。这当然仍然是全国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农村的现实。这些老好人式的精英，不做事，不惹事，也做不成事情。这样一来，在老好人当村干部的村庄，就会出现以下三种各方面都不满意的情况：一是与村民利益关系巨大的公益事业或公共工程，因为个别钉子户的阻拦，而无法办成，最终村民利益受损;二是村庄中的刁民侵害集体利益，无人敢去阻止，由此引发连锁效应;三是上级转移下来的资源无法做到公平分配，而是强势群体多要，弱势群体没有。

　　在国家向农村大幅度转移资源背景下面，如果有村庄的干部能够有效解决一般村庄存在的以上三大问题，这个村庄就容易得到来自上级转移的资源，或上级转移资源，需要有村一级的治理能力的匹配，不然，转移资源的好事就不能办好。这个意义上讲，深坡村蒋主任就是在国家向下转移资源过程中选择出来的。

　　蒋主任的特点是，在外面见过大世面，与黑白两道都有渊源，且自己没有种田，有的是时间来为村庄治理“既讲理又讲狠”。蒋主任也认为只有他才适合当深坡村主任或书记。他挖苦村支书说他整天就知道背个锄头到处找荒田来种，根本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管村里的事情。当有自上而下资源进村时，之前不触动任何人利益的消极治理模式显然是无法维系下去了，这个时候，没有敢于出头，有时间讲理(到处做工作，到处拉关系)，且在外面有背景因此敢于讲狠的人出面，进村的资源就无法真正有效地落地。已经没有应付的空间了，必须做事情。同时，自上而下的资源，又极大地提高了村干部的威信和从中谋取好处的可能性。

　　而相对于富裕的D镇来讲，因为经济发达，经济精英具有巨大的个人能量，而在村干部位置上可以谋取大量的各种好处(建设用地，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官商结合)，经济精英(富人)就会谋取村干部职位，一旦富人愿当村干部，则因为富人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能力，而且这种经济能力可以转化为“既可以讲理又可以讲狠”的财大气粗的霸气，从而可以在村庄治理中维持秩序，富人当村干部因此就不可逆，富人替代传统村干部，在D镇早已是过去时了。

　　三、

　　对于D镇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村干部中完成由富人对传统村干部的精英替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经济资源构成了其他各种资源的基础性资源。而对于F县深坡村这样依赖大量资源输入的村庄，也必然会有精英的替代，因为消极治理是不可能真正消化掉上级转移进入的资源的。

　　而对于广大的经济发展程度一般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若没有大量资源输入，则这些地区的村庄治理就仍然会以消极治理为主导，村干部就仍然由那些消极无为的老好人来当。

　　讲理和讲狠，是要对付钉子户，是完成积极治理的必要手段。目前中国基层治理中，从那里获得对付钉子户的非个人的力量，实在是个大问题。

　　2013年8月17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