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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的“乡愁”

作者:刘锐 来源:观察者网

  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一家电子厂非法使用几十名童工,这些童工每天工作12小时,但只拿2000元/月的固定工资。网民的齐声谴责及相关部门的介入下,使涉嫌童工事件的“员工”被成功遣送回四川山区老家。让听者叹息和不解之处在于,有些童工并不觉得受资本家剥削是件坏事,相反,“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的生存处境让他们更愿意背井离乡,“我不愿回家”的回答既是要求,也是期待。

  孩子的话多少让人心酸,然而当事件被简单处理后,这背后所隐藏的基层治理和乡村变迁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以及童工再生产的结构性问题却被忽视了。

  被救的童工表示不愿返乡

乡村的衰落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拉力下,乡村人、财、物正快速流失,村庄空心化、共同体瓦解的趋势不可避免,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小孩,99指老人——观察者网注)的生存窘境将长期存在。流出地的衰落各有各的原因,如交通条件不便、公共服务缺乏、聚居位置不佳、乡村经济落后、村庄结构推动……乡村的衰落既带来空间凋敝,也带来社会问题,对童工再生产起着基础作用。

  笔者2010年在河南信阳调查发现,劳动力外出打工带来女青年的大量外流,当地婚姻市场出现严重不均衡,在面子竞争和女方要价下,男方要想结婚,必须先到镇上买房或建房,父母只好拿出半生积蓄甚至借债以供儿子成婚。

  成婚后,小两口并不能就地择业,小孩出生后还要维持基本开销,于是将子女托付给老人,然后一起南下打工。它带来的后果是,大量住宅被废弃,道路被杂草覆盖,有的屋内长满荆棘,人们不敢去废屋,担心里面有蛇、鼠。有个村子有20多户人家,只有16个人居住,其中小孩10多个。这些小孩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要住宿,回家路程远不说,村里也没多大乐趣。访谈的6个小孩均有逃离村庄的愿望,初中毕业即打工的小孩占到70%以上。

  属于丘陵地区的信阳农村尚且如此,山区农村的居住更加分散,社会服务更加缺乏,文化设施更加不便,儿童的留守化更趋严重。当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变得不再温情与可爱,当孩子的成长充满着孤寂与冷清,迅速逃离村庄并当个童工就变成情理之事。只是,孩子的“童工梦”不是主观自愿,而是客观倒逼。

  在重庆秀山的偏远农村,孩子的辍学率较高,生活环境与凉山州差不多,不少村民住在山上,要与外界发生联系,或者赶趟集市,一般要很早起来,凭腿脚走上半天。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几千元,孩子的父母多数出去打工。孩子从小被灌输一种思维,上初中和上高中打工挣钱数额差不多,要么学习极好,父母砸锅卖铁供上去,要么就尽早出去打工。如果中等成绩,也不用再读书,那样会拖垮家庭,就业也没优势。村里有几个小孩考上一般的大学,仍然四处漂泊,家庭因此返贫,有些父母以此作反面教材不时教育孩子。

  当贫困撕扯与读书无望在孩子心头积郁起来后,只要自己可以劳动,他们就会自我规训,情愿出去打工,哪怕当童工,只要能挣钱。

治理的错位

  放任乡村衰落既不利于社会发展,也不利于青少年成长。2003年以来,国家就在“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战略下做着各式探索,但青壮年劳动力的离村使重建家园变得浮泛和乏力。乡村的衰落在某些政策的助推下加速,基层治理的缺位或政府的企业化,带来小孩教育环境的恶化,从而对童工的再生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家2000年后实行的小学合并政策,初衷是调整农村教育布局,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政策实践的效果来看,师资、教室等办学条件确实有所改善,但它对农村教育的负面影响也不小。笔者在湖北鄂州农村调查发现,因为“撤点并校”运动的兴起,不少小孩的教育变成老大难。新的教学点离不少村庄较远,将7-8岁的小孩寄宿到学校,家长实在放心不下。当地财政紧缺,难以为学校配备校车,有些家长就联合雇车接送小孩。但各家多是一个小孩,接送的距离又太远,如果提高接送费用,有些农民又承担不起。不得已,媳妇(老人)留守,每天接送小孩,中午在学校就餐,一季度要花300元。

对于乡村孩子来说,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充满了艰辛

  对于乡村孩子来说,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充满了艰辛

  规模化办学让好学校集中到乡镇,为了小孩上学方便,也为了小孩安心上学,有些家长干脆在镇上租房或买房。当地农民收入处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水平,分离出一个劳动力,而且还在镇上吃住,对一般家庭来说,花销实在太大。笔者了解到,有一户3个小孩在镇里上学,老人在镇上租房,800元/年,食用油、蔬菜、大米等都从家里拿,荤菜到街上买,4个人一年生活最少花1万元,这还不包括其他学杂费。它带来的后果是,村庄严重空心化,农业生产受到阻碍,家庭积累难以提高。有些村民家庭经济较差,负担不起在镇上的花销,小孩上小学就要走远路,就要在学校吃住。有的小孩早上去、晚上回,还要做作业。对于他们来说,接受基本的义务教育充满了艰辛,有些小孩很早就讨厌上学。一旦年龄稍大些,他们就会放弃教育,自然地外出打工。

  教育资源集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是其一,基层治理不善有时直接影响小孩的教育成长。笔者2009年带队在湖北通山县调查时,有个家长以为我们是上级领导,哭着闹着要求我们解决小孩上网、打游戏机问题。访谈得知,有些老板将网吧、游戏机开到镇里,乡村两级并无有效管理,网吧因小孩光顾,生意很是红火,从一家到两家,越开越大,一条街上有2-3家。一到放学或放假,就有小孩跑来打游戏。学校找到乡镇干部,和网吧老板沟通,并没有实质效果,只好采取盯人的办法,但效果欠佳。有的孩子上网没有钱,就偷家里的钱,卖能卖的东西。沉溺网吧导致他们成绩极差或厌恶学习,打工成了其唯一出路。

  在有些中西部农村,小孩教育已然成为最核心的问题,但村组织有心无力,毕竟税费改革后,村组织丧失财源,已然成为“维持会”,相关活动无法开展,相关设施无法兴建。有些村干部只好给校领导做工作,希望他们多关心学生心理,多到学生家庭走动。但治理错位问题一时难以改变,连带着农村教育环境的下滑。

教育的失效

  乡村教育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它对小孩文化心理的冲击深入骨髓。如果分析农村教育的性质,则理想形态应该是引导小孩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同时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建立起对家乡的热爱、帮助其了解农村社会。但启蒙教育的实践并不如此,它在两方面出现问题,间接培育出童工文化心理。

一是乡村教育的城市化取向。如果翻开小学教科书,对城市的赞美随处可见,对农村的歌颂却不多。当城市被涂上现代化的各式美好色彩后,农村也在不经意的对比中变成落后、封闭的代名词,小孩逐渐对家乡产生隔膜,读书的目标变成逃离农村,享受小资的必须。笔者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农村均有调查,很少发现小孩愿意从事农业的情况。农业在小孩心中是脏的、累的、要抛弃的,似乎只有坐办公室才是干净的、舒适的。也正是文化心理上的农村排斥,他们对乡村文化、农业知识均没有好感,进城打工变成生活的追求,当童工挣大钱也为他们接受。

二是学校教育脱离社会。笔者在湖北十堰农村调查时,发现不少家长认可“读书无用论”,觉得读书的目的只在识字算术,要想追求幸福生活,还是要掌握几门技术,真正的大书在实践中。村民的振振有词,并不是没有道理,当地的几个读书人(大学生),工作条件很一般,收入也不太高,接近于民工水平,更要命的是,他们对农村不了解,对人情往来不在意,而他们中的多数,将来要回到县乡生活,接触的还是农村人,个人交往能力比早辍学、早打工的人明显要差。农民是朴实的、现实的,当学校教育无助于现实就业,甚至有妨于生活实践时,对教育的投资就变得无足轻重,农民也不会过多重视小孩教育,而是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小孩的教育自不会太好。

  国家也看到了农村教育的问题,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鼓励乡村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与试用,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在帮助小孩了解乡土社会,提高实践能力方面做着各种努力。但总体来看,农村教育的不实用不及片面城市化现象依然严重。抱着对灯红酒绿、潇洒自由生活的向往,抱着“有技”走遍天下的就业心态,稚嫩的心灵对童工也理解起来。

  仅从供求关系角度看待童工现象是不够的,保障孩子的义务教育权利,既需要有关部门更多的智慧和措施,也需要社会各界伸出手来,共同关心帮助小孩成长。童工的“不想回家”,既表征着对乡村家园的拒斥,也含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儿童是祖国的未来,重建乡村教育秩序是保障其权利的基础。随着年龄增长,童工变成农民工,保障农民的受教育权利,提高农民文化知识水平,理应被纳入重要的教育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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