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洪塘下沈村，由于租金便宜，许多“临时夫妻”租住在这里
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指出，一些已婚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出现了许多在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情况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随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民工中“临时夫妻”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热议。
在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频繁，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然而在城市里的他们，正常的生理需求普遍不能满足，也很难获得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就医、社保，有的甚至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只能选择一方外出打工一方留守家中。“临时夫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
2011年，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已达430万，外来人口总量超过温州而居全省第一。当时，宁波市户籍人口为574万，外来人口达430万，占到总人口的43%。其中北仑、鄞州、镇海等市辖区的外来人口已超过户籍人口。
宁波作为浙江省外来人口第一大市，本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先后走访了江北、鄞州、北仑、镇海等外来务工大量聚居的地方，试图真实还原“临时夫妻”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从而希望能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正视这个存在的问题，思考如何缓解或解决这个尴尬“存在”。
江北洪塘街道下沈村，这里由于租金便宜，住着几千名外来务工人员。
路边杂货店，30多岁的女老板在被问到生活中是否存在“临时夫妻”时，立马笑出了声，“这个是人家的隐私，怎么会跟别人讲呢?”
上句话刚说完，女老板又转了口风：“有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心里多多少少总是会有些想法的，只是这种事情知道，也不好说的，开门做生意，怕的就是得罪人。”
下沈村的电线杆上，随处可见贴着写有出租房屋信息的小纸条。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我们找到房东沈师傅。沈师傅一听到“临时夫妻”便直言，“这个我早就见惯不怪了，只是这个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也不好多管，只要给租金，不弄坏东西就行了。”
之前，沈师傅就将房子租给过一对“临时夫妻”。“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以为他们是真夫妻，直到有一天，另外一个女的带儿子出现时，我才知道。”碰到这种事情，沈师傅也不会多说什么，毕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总不好去拆散人家家庭。
同样在镇海庄市街道兴庄路上，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娘告诉我们，“对面那幢办公楼里就有，男的做保安，女的就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了，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我们店门口来乘凉。”
虽说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但试图让他们讲讲“临时夫妻”的生活状况时，绝大多数人都转过身去，不愿多说。
经过一个多月走访，我们最终接触到了愿意接受采访的“临时夫妻”。
通过当事人的自我讲述，揭开了覆盖在“临时夫妻”上面的那层神秘的面纱，体会到的却是“临时夫妻”背后的辛酸和无奈(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以下人物均用化名)。
记者 郑振国 摄影 记者 高远
A
起初只是想找人说说话
后来慢慢慢慢就在一起
老沈，江苏人，2000年来宁波打工。目前他在江北一家机械厂做电工。在工厂里，老沈有一个独自的办公室，里面没有电脑，只有一张写字台。说是办公室，其实说仓库更合适，因为里面到处摆放着一些电工设备，螺丝、螺帽更是随处可见。
在写字台上，放着一本妇科医院的宣传小杂志，里面有一些性方面的报道及情感故事。翻开杂志，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一行铅笔字：“我爱你，你爱我”。
“无聊的时候，随便写写的。”老沈一把拿过写字台上的杂志，放进抽屉里，看样子他有些羞愧。
老沈的工作不忙，只要厂里的设备不出问题，他基本都没事可做，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
“起初，我和老婆一起过来的，一起做了两三年，但家里孩子没人管，老婆就回家照顾孩子去了。”老沈说，自那以后，他就一人独自在宁波打工赚钱。为了省钱，他很少回家，甚至好几年连春节都没回老家过。
“过年，火车票太难买了，而且回家，人情世故又多，得花不少钱，索性就不回了，在宁波还能多赚点加班工资。”说起这些，老沈非常平静。
说完了家庭，我们都沉默了一会。毕竟，临时夫妻这个话题，对老沈来说还是稍显沉重。
过了一会，大概是做好了准备。老沈低下头，从裤兜里拿出一支红塔山，点燃之后猛抽了几口。他慢慢打开话匣子。
去年，老沈认识了同个工厂里的肖燕。“当时，她在我眼里只是个老实不爱说话的女人。”老沈说，直到有一天，她出租房里的电灯坏掉，叫他可不可以帮忙修一下。老沈爽快地答应了。
下班后，老沈跟着肖燕一起去了她住的出租房。从那开始，两人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聊天。“那段时间，每天都想着早点下班，不为别的，就为有人可以聊聊天。”老沈说当时的感觉像谈恋爱一样，但又不敢往那方面想。
除了电话，两人也会一起出去逛逛街，但基本属于只逛不买的那种。这种说不清楚的距离，让老沈和肖燕都很满足，毕竟，不用再一个人待着房间里发呆了。“逛的时候，开心的同时，其实也很紧张，生怕遇到熟人。”老沈说，一开始两人都不敢走得太近。
去年8月份的一天，肖燕得了重感冒，打电话给了他。老沈放下工作赶忙来到医院，陪肖燕挂了整整一天点滴。挂完所有点滴时天色已黑，老沈自告奋勇送她回家。
这一送，老沈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从那里出来。“那天晚上，她抱着我，不让我走，结果两个人就睡在了一起。”老沈说，早上天亮的时候，自己就慌乱穿好衣服跑了出去，然后去工厂上班。
之后那一整天,老沈都有意躲着肖燕。
工厂就那么大一点,两人还是碰面了。“她没说什么，就对我笑了一下，就走开了。”老沈说，当时自己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从那以后，每个礼拜他都会去肖燕那里三四次，一开始还会聊会天，到后面就一见面就直接躺床上了。
“和我有关系之前，她已经好几年没夫妻生活了。”老沈说，肖燕的丈夫在云南打工，两人过年才能见次面。其实，老沈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然而，每当身体上得到满足之后，老沈就不自觉地点上一支烟，埋头猛吸几口。
“每当夜里自己一个人醒来的时候，一直睡不着，心里一直感到自责，心想这样做能对得起谁?能对得起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老婆吗?心里特别矛盾，想离开她，但又有些舍不得。”老沈心里的那份愧疚，让他很受伤。
今年春节，老沈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回到老家跟老婆摊牌了。“离婚了，老婆闹得死去活来，儿子、女儿都不认我这个爹了，有什么办法呢，事情都已经做了，我什么都没要，一个人又回到了宁波。”老沈说，现在连老家都回不去了，老家那边都在讲他的笑话，外面乱搞女人，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每个月赚来的钱寄回老家。毕竟，儿子永远都是自己的儿子。
与此同时，肖燕也离婚了。如今，他跟肖燕同居了。但两人并没有结婚，因为他们彼此都不敢确定，两人的关系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B
怕被人发现不敢同居
一有时间就去小旅馆
虽说都是临时夫妻，但相比老沈的需求，他的朋友建国则更为直接。
建国是山东人，来宁波快十年了，人长得非常魁梧，在工地里做小工。如果老沈还有一些感情在里面的话，建国却过得更为干脆满足性需求。
建国的生活远没有老沈来得舒服，除了下雨天，基本上每天都要干活。干完活，他就只能待在几十个人一间的工地宿舍里。“跟老沈一样，老婆在老家带孩子，只能一个人出来赚钱。”建国说，每当一个人难受的时候，就特别想让老婆孩子也一起过来。但随后仔细算一算成本，就暗自否定了。
“儿子过来上学，三个人得租房子，这里消费这么高，工资根本不够。”建国告诉我们，来宁波一年多后，他通过QQ找了一个女的，对方也有了家庭。跟老沈不一样的是，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而是平时电话联系，只要双方一有空，就去城中村那些小旅馆开个钟点房，价格很便宜，就十几块钱。
做完事情后，双方又各自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她也是住在工厂宿舍的，大家其实就是彼此需要，租房子太费钱了，还是这样省。”建国说，他们彼此都不会问对方家里的事情，合的来就在一起，哪一天感觉合不来了，就不再联系了。
如果看到那个女人跟别的男人有过密的动作，心里会不会不舒服?
“讲不舒服是假的，但要说很难受，也是没有的，其实大家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谁也甭想对方对自己有什么责任这些玩意，这根本就不现实。”建国说得很直白，老婆不在身边，他又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去洗头房不但费钱，而且又不安全，找这个，大家彼此都有需求，彼此也不讨厌，就在一起了。
让人有些吃惊的是，建国跟在家里的老婆关系非常好，很恩爱。
只要一回老家，建国肯定会给老婆买一堆东西回去。“自己在外面做这种事，心里总是会觉得亏欠。”建国说，每次买东西给她，看到她开心的样子，心里也多少会好受一点。
在宁波这些年，建国先后找了近十个女的，一起过过“临时夫妻”生活。
对建国来说，“临时夫妻”很简单，根本没什么感情，有的就是彼此对性的需求，如同相互帮忙一样的简单和平常。除了对老婆的愧疚外，建国丝毫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C
住在一起谈不上感情
一起搭伙过日子罢了
跟老沈、建国不同，江西人丽娟却找了一个男人，而且还住在了一起。
丽娟，在镇海329国道旁边一家小菜馆当服务员。为何独自来宁波打工，丽娟说，老公在河南一建筑工地打工，前年儿子上了高中，听老乡讲宁波工作机会多，待遇也不错，就来了。
来到宁波，人生地不熟的，租不到合适的房子。为了省钱，她跟一个男老乡国良合租了一间房子。租的是那种仓库隔成的房间，面积比较大，有近30平方米。一个房间里，放了两张床，床跟床之间拉着一张红色床单做遮挡。
独自在外的生活远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工作苦点累点倒不怕，在老家，干农活还要苦，怕就怕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丽娟说，国良家里也有老婆孩子，再说孤男寡女住一起，又不好表现得过于亲密。
一开始，丽娟做饭的时候都会多做一点，留给晚归的国良。这个举动对早来宁波几年，一直独自生活的国良说，让他感到了家的温暖。
去年中秋节，国良厂里发了箱粽子。下班后，他买了一些熟食和啤酒，拎上粽子急忙回到家中。
让他失望的是，丽娟还没有下班回家。国良先把粽子煮上，然后坐在房里抽烟，虽然肚子饿得直叫，但他还是忍住了，并没有先剥个粽子吃吃。
晚上9点多，丽娟带着一身疲倦回到家中。“看到锅里冒着热气的粽子，还有桌上的饭菜，心里热热的。”丽娟说，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城市，生活又是在最底层，心里的那种感觉，真的说都说不出来。
那天，两个人喝了很多啤酒，也讲了很多话，聊得非常开心。丽娟起身想去自己床上睡觉时，国良一把从后面抱住了她。
“起床后，前天晚上的美好感觉立马没有了，坐在床上不停地哭，脑子想的都是对不起丈夫和儿子。”那天，丽娟故意很晚才回家，她怕国良还没睡。
开门一看，国良早就躺在床上。丽娟衣服都没脱，轻手轻脚爬到了自己床上，躺在被窝里，她怎么也睡不着。
“说没有需求，那都是假话。”丽娟说，那个晚上，他其实并没有睡着，后来又爬上了自己的床，她再一次选择了默认。
从那以后，虽然帘子一直没有拿掉，丽娟却再也没有睡过自己那张床。
两人如同夫妻一样生活，但谈不上有感情。一起的时间越来越久，丽娟心里反而有了一种更加清晰的感觉，“他对我的生理需求远大过感情。”
也正是因为这个，每当丽娟打电话给老公或家人时，国良便会自觉地走出房间。同样，国良打电话时，丽娟也会默默地走开。
每到春节，两人便各自回家过年。过完年，他们又先后回到宁波，再次住在一起。说起这种生活，丽娟自己也知道不对，但心里又似乎很难摆脱，为了孩子，在外打工总比家里赚得多。
对于心里的那份愧疚，丽娟只有每个月给儿子汇钱的时候，心里才会舒畅一些，真正感觉到快乐。
样本透视：心灵在矛盾中挣扎
浙江省每年输入近两千万农民工。作为服装生产基地的杭州乔司，是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在这里存在大量“临时夫妻”现象。
在乔司的一个出租屋里，记者见到了一对“临时夫妻”张伟和陈丽(均为化名)。由于是周日，俩人没有上班。陈丽坐在床上绣十字绣，一边的张伟则看着电视。十字绣上面有五个字：家和万事兴。在陈丽心里，家有两个：一个远在安徽，一个就在眼前。她没想好，这幅十字绣完成后该挂在哪个家里。
张伟和陈丽承认是对“临时夫妻”，对于这个身份，他们内心挣扎了许久。张伟30岁，安徽阜阳人。2007年，因为杭州工资高，他来到乔司一服装加工厂做小工，妻子在老家照顾孩子和父母。为了多赚钱，张伟只在过年回家几天，平时每周给妻子和孩子打个电话。
“一个人常常觉得孤单无聊。电话里，老婆不说关心我，只是常常要钱，感觉不到夫妻温暖。”张伟说，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努力坚守着对婚姻的忠诚，直到遇到陈丽。
陈丽比张伟小两岁，安徽亳州人，有两个孩子，丈夫在老家务农。2008年，陈丽来到乔司服装工厂做熨烫女工。她和张伟在同一条加工线上工作，张伟时常帮陈丽整理服装，清理线头。时间一长，俩人相互产生好感。2009年，张伟向陈丽表明了心意，想要跟她组成“临时夫妻”，表示不会破坏其家庭。
“一开始，我很为难，一边是家里的丈夫和孩子，一边是阿伟对自己的照顾，挣扎了很久。”陈丽说，一个月后，她答应了张伟，理由是丈夫曾经背叛过她，加上周围姐妹不少都组成了“临时夫妻”，过得很幸福，她因此减少了负罪感。
至今，张伟和陈丽在一起已有4年时间。但是，他们都不想影响与老家“那一位”的关系，毕竟已经有小孩了，所以维护得小心翼翼。他们会按时给家里寄钱，甚至以寄得更多来作为补偿。
不过，很多时候纸是包不住火的。“临时夫妻”发展到最后，造成家庭破裂的例子并不少见。显波的妻子赵颖(均为化名)在四川老家照顾孩子，显波在浙江余杭打工。两年后，显波与打工者刘梅(化名)成为“临时夫妻”。2011年，刘梅怀孕，赵颖知道后赶到杭州质问显波。最终，显波选择与赵颖离婚，和刘梅在一起。
“临时夫妻”冲击婚姻，伤害孩子
招聘网站大谷打工网2012年发布《新生代打工者婚恋交友、两性观念调查报告》显示，打工者普遍觉得“空虚寂寞冷”。这份超过1.8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在已婚夫妇中有62%的人处于异地状态中，一年到头难见面的达13%，仅有38%的人和另一半在同一座城市打工。但是，因为工作地点相隔过远、休假日过少，夫妻双方即使同城打工也难以见面。
对于“临时夫妻”现象，部分网民表示，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应该给予理解和同情;也有网民认为，这种婚外情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应该被唾弃。专家分析，这是当前社会环境中打工者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反映，也是陌生环境下道德约束失效产生的结果。
“临时夫妻”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视。一方面，会对农村传统婚姻生态带来冲击，在一些地方，离婚率达到50%以上，名存实亡的婚姻数量更多;另一方面，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影响到他们的成长。
一位14岁的河南籍留守儿童告诉记者，自从知道爸爸在外面组建“临时家庭”后，父亲的“英雄形象”在心目中轰然倒塌。“真不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得不到关心，老爸现在又这么没骨气，觉得很丢脸。”令他更为难过的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选择和父亲离婚。他说，自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员杨建华认为，“临时夫妻”现象影响最大的是下一代。父母离异后，很多孩子疏于管教，从而走向犯罪道路。另外，“临时夫妻”会影响到孩子的婚恋观，在未来的婚姻中出现类似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刘丽认为，消除“临时夫妻”现象，关键在于让打工夫妇能够团聚。她建议，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对农民工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住上廉租房，使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
杨建华则表示，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解决不太现实，政府、社会以及当事人都要一起想办法。比如社会多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解决打工者精神空虚的问题;企业要保障员工的探亲休假权，让夫妇多一些团聚的机会和时间;另外，打工者也要意识到，做“临时夫妻”虽然解决了一些心理与生理方面的需求，但从长远看，必然会导致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