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开彬：从大旱灾反思农业水利建设的欠账

2010年03月23日 东方早报

早报特约评论员 徐开彬

2009年2月，我国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小麦主产区受旱1．60亿亩，其中严重受旱6753万亩。一年之后的今天，西南五省区市大旱，大面积农作物绝收，大量人口出现饮水困难，直接经济损失目前已经达到200亿元。综合水利部门数据，到3月中旬，除云南大部地区干旱等级升至100年以上一遇，贵州也出现80年一遇的干旱；广西部分地区旱情已达特大干旱等级，总体旱情50年一遇。

其实，2001年、2006年、2008年我国也曾出现过大面积旱灾。自然的破坏力量，固然主要是因为一系列特大自然灾害，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人为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反思近些年来农业水利政策，对减灾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农业史，就是一部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历史。建国之初的农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中部和南部，每年夏天都会发生多次江河决口、洪水泛滥淹没和冲毁良田。而在北方的广大地区，春季则面临干旱，土地不能灌溉，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两三百斤，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

1950年6-7月，淮河流域又发生水患，豫皖两省受灾面积4000余万亩，受灾人口共1300余万。面对洪水灾害，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下决心把根治水患提到国家的重要议程。同年8月，全国治淮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按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作出了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的决定，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以治淮工程为起点，新中国在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包括治理淮河的苏北灌溉总渠、佛子岭等水库，黄河流域的三门峡、刘家峡与青铜峡等水利枢纽工程，北京市郊区的永定河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湖北长江干流的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与黄龙滩等水利枢纽工程、河南被誉为“人造天河”的“红旗渠”与鸭河口等水库。这些大型水库兼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从此，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水利建设被忽视，一部分建好的水库和灌溉系统由于缺乏管理与资金投入而荒废；再加上市场化改革后，水利设施承包者短期逐利行为严重，大多将水利设施改作他途，与农业用水之间产生巨大矛盾；水利部门资本化现象严重，本来就有限的水利资金被投入工业领域，基层农田水利设施投入甚少；同时，广大农村曾经水质清澈、维护良好的水塘与灌溉系统，由于无人组织，单户农民也无力修整河塘与灌溉系统，因此年久失修而积满淤泥，成为臭水沟或者完全干涸。这些原因，导致1990年代以来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大面积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历史，一旦碰到干旱，则无能为力。

面对今次大旱灾，贵州省遵义市水利局副局长李书江就无奈地表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大量的小山塘、小水库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无法发挥作用。“这次缺水，是工程性的缺水”——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县长李云龙通过此次干旱，充分认识到小水窖（地面小水利）的重要性。

旱灾的频繁出现，说明我们在水利设施维护和建设方面，出现了严重欠账。要缓解大面积灾害，国家财政必须对水利设施与农村灌溉系统大幅度增加投入，并加强政府的监管与落实，逐步修复与维护被荒废的水库与灌溉设施，恢复其夏（涝）季蓄水、冬（旱）季供水的功能。同时，应研究如何在农村基层重构农户合作机制，以适当的政府补贴，动员农户合作建设农田水利、修整河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大旱灾的苦头还会不断重演，甚至加重。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