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之变

来源:《文化纵横》2010年6月号

作者:贺雪峰

农民价值观的两种类型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理解这种变化，成为建构学术理论和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价值之变或农民人生观的变化是当前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组成部分。不理解农民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变化，就很难理解乡村治理中的其他一系列变化。
数千年来，尤其是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重人伦、轻鬼神，重此岸、轻彼岸的文化。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对神异世界存而不论，而专注于现世的生活。专注于现世生活并非不论人的生命意义，而是将人的生命意义放在此岸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将传宗接代确定为最大的人生任务，传宗接代构成了一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每个人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从而香火不断，生命不息。有限的生命因为可以融入到子子孙孙向下传递的无限事业中，而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无论现世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可以延续子孙，就会有光宗耀祖的希望，就值得忍耐和坚守。
关注有限生命于无限意义层面的价值，可以称之为本体性价值，即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有了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人们的生活中就有了纲，有了目标。纲举目张，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价值将会服从和服务于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
在传统社会中，农民最为根本的本体性价值追求是传宗接代，延续生命的意义，农民最担心的是香火不继。一旦传宗接代不存问题，农民就会有更多的追求和更大的事业心，比如追求财富、声誉等。而一旦断子绝孙，人生就不再有希望，也不再值得期待，今朝有酒今朝醉，现世的享乐就变得重要。
在当代中国农村，因为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以“传宗接代”作为基本诉求的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追求，已经或正在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荒谬的，至少是愚蠢的。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被动摇了。一旦缺失本体性价值，农民就更加敏感于他人的评价，就十分在乎面子的得失，就会将社会性价值的追求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所谓社会性价值，是指那些在人与人交往层面，在“在乎他人评价”的层面，及在“不服气”（不服“谁”的气？）层面产生的人的行为的意义。本体性价值主要是个人内在体验的价值，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感受，是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种宗教般的情感。而社会性价值主要是个人对他人评价的感受，是从人与人的交往与关系中产生的。正是因为有了社会性的价值，而使村庄中有了舆论力量，有了面子压力，有了正确与错误的评判标准。社会性价值产生于一个社会的内部，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社会性价值不仅生产着人生的意义，而且服务于村庄秩序的生产，那些不利于村庄秩序生产的社会性价值会被社区逐步清除掉。也正是正面导向的社会性价值使得村庄内形成了道义经济，形成了美丑善恶的评价标准，形成了正当的以互惠为基础的人际交往，形成了社区的集体意志，形成了村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最低限度的合作，村庄事实上构成了一个道义乃至行动的共同体。
一旦现代性的因素进入到了传统的封闭村庄，村庄的社会性价值就会发生变异。传统社会中的秩序被打破了，人们对社会性价值的激烈争夺往往不是整合了村庄的团结，而是破坏了村庄的团结，村庄社会因为对社会性价值的激烈争夺，而使村庄共同体解体，村庄变得原子化起来。
下文以在辽宁大古村的调查为例，试图语境化地解说当前中国农民在价值层面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极大，这就为从不同地区农村中农民的价值实践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展开的变迁提供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价值变迁并非纯是自然的过程，在有些时候，正是因为政策部门误解了当前农村的状况，并因此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而加剧了因为农民价值变迁所导致的乡村治理困境。
不现实的中产阶级价值观
大古村是沈阳市郊县的一个农业型村庄，平原地区。大古村人均耕地达到两亩多，土地并不紧张，但土地的产出率很高，又在城郊地区，因此早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实现了遗体火化。在人民公社初期，为了改造农田，增加耕地，更是将所有坟墓平掉改成耕地。目前大古村人去世后，一般是先火化，再将骨灰盒抱回村里，埋在村边沈大高速公路旁的林带，留一个小土丘。沈大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隔年就会采取措施将土丘铲平。时间一长，骨灰埋在何处就不容易知道了。尤其是，祭奠逝者的事情一般是由子辈进行，孙辈很少会为爷辈逝者上坟。
除了将骨灰盒抱回来埋在村边林带以外，县城也有一个大型公墓，根据位置的不同，墓地分为三档，价钱分别是5000元、7000元、8000元，一个墓地占用时间是20年。20年后如果仍然占用，就需要重新交钱。村里有约1/5的逝者葬在了城里买的墓地里。因为20年后需要重新续费，而大古村孙辈一般不会管爷辈的事情，等到子女也已经去世，就不会有人来为逝者续费，逝者的骨灰盒将无处安放。因此，大古村老人宁愿将骨灰盒带回村中，埋在不允许留坟头也不准立碑的沈大高速公路的林带里。
丧葬形式和墓地选择看起来好像不太重要，因为这是死者的事情。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死如灯灭，人都已经死了，如何处理遗体及骨灰还重要吗？大古村老年人也说，只要子女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照顾，死后怎么样就无所谓了。不过，涉及到人的死亡问题，就是涉及到了人的生命的价值问题，涉及如何将有限的生命放在无限的生活长流中，从而获得意义，并为活着的人找到活下去理由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历来强调慎终追远。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讨论。
在河南调查时，笔者与在县市挂职的河南省委党校一个副校长聊天，谈到计划生育，这位女校长十分不满意农民的生育行为。她说，“农民所以多生，并不是为了真正地发展经济和提高素质，而是好玩。他们生孩子是为了玩孩子，觉得生孩子有趣，整天与孩子玩，很满足。”“他们生一大堆孩子就很满足，而并不关心自己养不养得起孩子及孩子将来读不读得起书。”这个女校长未讲出来的话是农民很愚昧。
与女校长想法相似的是，接受了现代理念并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大都会觉得农民生得起却养不好孩子，是很愚昧可笑的事情，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农民也已经接受了女校长的观点，或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大古村人也是如此。在大古村，即使国家政策允许头胎生女孩后可以再生一胎，大古村绝大多数育龄夫妇也放弃了第二胎生育指标。不过，在那些被我们看起来愚昧可笑的农民的想法及他们的行动中，却拥为较我们这些外人根本得多的东西：他们在追求人生意义的永恒，而非仅仅考虑一日三餐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希望通过生育子女，来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人类延续的事业中去，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合乎天道，合乎自然规律，合乎人类的本能，也合乎动物的本能。通过生育子女来使自己有限生命的意义得以延续，人的一日三餐才具有意义，如果只顾自己的一日三餐，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显得怪异。
生儿育女并以此为乐，其背后是人们对本体性价值和永恒不灭意义的追求，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头。正是有了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人们才会觉得忍受现实苦难具有意义，才会脱离狭隘的个人利益的局限，才能摆脱个人物欲的困扰，才能够安身立命。在缺乏超越性信仰的背景下，农民“传宗接代”的愿望构成了他们对永恒意义的寻求。一旦人们在追求“永恒”，人们就能够忍受苦难，就能够具有毅力，就不会自暴自弃，就不会只顾眼前利益。
问题恰在于，当前的中国农村，一方面，传统的“传宗接代”作为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被主流价值所抛弃，人死如灯灭，有限的生命不再能被无限的子子孙孙的延续向下传递，从而不再能凭此获得永恒的意义，一方面，农民又不能获得当前主流价值所倡导的凭借事业成功和地位升迁，来获得人生价值。当前社会主流价值，是所谓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是以广告和时尚作为支撑基础的适合有消费能力者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所提供和鼓励的，是与绝大多数农民实际需要相当不同的价值观。这种主流价值观批判农民观念为愚昧落后，提倡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中产阶级生活的梦想。问题是，以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中国的中产阶级难以有快速成长壮大的机会，多数中国人缺少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自己，实现“中产阶级梦想”。强势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可以打碎大多数人的传统价值追求，却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提供实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经济基础。如果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长期脱离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实际及他们可能达到的目标，这个主流价值鼓励社会大多数人奋斗的目标就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主流价值本身就存在问题。
“社会性价值”独大的负面后果
当农民超越性的“传宗接代”价值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或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失落之后，社会性价值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就会凸现出来。所谓社会性价值，就是农民可以从邻里、朋友和人际关系中获得的社会承认与社会评价，及他们对这种承认和评价的自我感受。社会性价值是一个人与人之间进行承认竞赛的长征，在这个长征的过程中，友谊、欺压、权势，转化成为个人的焦虑或动力。越是缺乏本体性价值的追求，就越发不能心闲气定，就越发希望借在群体内的竞争来获得优势和获取承认，就越发期待通过外显的成就来替代内在的价值。
在追逐社会性价值的长征中，会形成各各不同的行动，会产生层次不同的舆论和观念，其中有些行动和舆论会给所有参与竞争的人以收益，这种收益的典型是友谊，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村庄内正面导向的舆论，是可以整合村庄团结，疏导负面情绪，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内生力量。还有一些行动和舆论会给部分人甚至多数人带来损害，会以一种压倒性力量打击多数人，而只让少数人从打倒他人的行为中获得自我成功的快感，这种行动及舆论会调动起严重的负面情绪，会破坏村庄团结，并最终使所有人受害。在这种负面情绪被调动起来的竞争中，人们的行为变得不可理喻，所有人都倍感沮丧。
举例来说，在河南安阳县调查中，村民以竞争建高房子来压倒对方，以致于房子都建到了极不安全的高度。建高房子的意思是说，我的房子就是比你的房子高，压死你。谁也不愿意被压死，因此，谁都弄一堆碎砖烂瓦来建一个更高的房子。
大古村则有这样一个说法，可以概括负面性社会价值被调动起来时人们的心理，这句话就是“气人有、笑人无”它的意思是，如果他人经济条件好，就会十分恼怒，认为他人的钱来路不是正道上的，不过是一些不义之财罢了。而如果他人经济条件不好，就会笑话他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没有本事，是一个废物。
回到关于丧葬问题的讨论中来。丧事本来是一个与本体意义关系极大从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慎重对待的事情，现在却也因为本体性价值的丧失，而在有些农村变得不可理喻。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播出“丧事上跳脱衣舞”的节目，报道江苏一些农村在丧事上请戏班子表演脱衣舞的现象。我们也早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并作过评论。这次在大古村调查，再次发现了丧事喜办的现象。注意，这个丧事喜办不同于传统所谓白喜事及一些民族将丧事当喜事的习俗，因为这个丧事喜办既与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传统不同，又与当前大传统办丧事的礼仪和基调不同，而是将丧事变成了恶性的没有底线的面子竞争的工具。
大古村丧事比较简单，一般三天时间。传统社会中，丧事因为是与鬼神世界打交道的事情，一般会禁忌很多，规矩很严格。大古村建村历史不长，传统无多，且村民来自五湖四海，习惯各异，因此，大古村的丧事仪式比较简单，也少禁忌。村支书关平51岁，以前从来没有主持过丧事，也不懂其中的规矩，却因为当了村支书而屡次被邀请主持丧事。关平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主持丧事，也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大古村办丧事，在文革前也是请吹鼓班子的，吹鼓班子一般8个人，没有女性，在办丧事时吹一些悲调，进一步加强了丧事的悲伤气氛，也是对死者的怀念。文革中，办丧事请吹鼓班子的做法被破了“四旧”。1994年，村里有一户人家办丧事，请来吹鼓手和戏班子，恢复了文革前办丧事的“旧俗”，不过，这一“旧俗”与之前又大为不同，主要是吹鼓手吹的调子已不再是悲调，而变成了喜调，尤其是戏班子表演的节目，往往是明快、喜调及搞笑类的，吹鼓班子一般有16人，其中一般有六七个年轻女子，在办丧事的第二天晚上表演狂歌劲舞。之所以要表演狂歌劲舞，是为了吸引村民来观看。村民并不喜欢悲调的表演，办丧事如果要显得体面，要让更多人知道，就要让戏班子表演欢快的节目。
大古村老年人并不喜欢丧事上的喜调，说这不是欢迎老人去死吗？这是什么道理？邓昌五老伴去世时，他极力要求不请吹鼓班子，但他儿子不同意，说：“别人都请得起吹鼓班子，我们比他们穷啊？”意思是说，既然有村民办丧事请了吹鼓班子，邓家也不穷，也请得起。不能让人家看笑话。
1994年大古村第一次在丧事上请吹鼓班子表演，引起极大轰动，成百上千人去观看。但现在，无论吹鼓班子如何狂歌劲舞，人们都不再有兴趣去看。虽然没有人去看，每户办丧事却都得请吹鼓班子。不仅要请吹鼓班子，而且要在遗体火化时尽量多雇车送行，有的雇40多辆小车，排场很大。
请一个吹鼓班子要花2000多元，雇一辆车要100多元，加起来就是一笔巨大开支。目前大古村的丧事支出一般在1.5万元左右，虽然不是很多，但相对于农民收入的确是有些多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老年人攒养老钱时的精打细算，和厚葬老人生前“有饭吃、无钱花”的困窘。
大古村社会性价值的生产与争夺虽然是负面性的，但仍然在再生产着。问题是，负面性社会价值被调动起来后，会进一步破坏村庄的整合，并最终使村庄社会性价值的争夺变得不再需要，村庄舆论解体，村民进一步原子化，并且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这种情况下的农村就会更加糟糕。
在村庄原子化以前的负面社会价值方面，河南开封农民认为，无论钱的来路如何，只要能在村里盖楼房就是有本事。有农户为竞争盖楼房而数年不用电，表明河南开封农村农民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其负面后果也更深。相对来讲，大古村人认为，即使你有钱盖房子，也应该有一个正当的钱的来路，否则就谈不上光荣。在河南开封，节衣缩食不用电以盖楼房被视作有骨气，在大古村则会被视作打肿脸充胖子。
当前大古村虽然也有一些负面的社会性价值被调动，并因此对村庄整合构成了破坏，但总体来讲，大古村仍然是有序的，舆论力量大都发挥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关键是舆论力量还有。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进一步增加，村庄负面因素对村庄的屡次破坏，就可能使村庄团结解体，村庄舆论不再有力，村民甚至不再去做那些即使负面却仍然是社会性价值层面的行动。村庄原子化了。
一旦村庄原子化，村庄舆论不再起作用，村民就会依据自己的现实利益行动，而不再将他人放在眼里。没有邻里的舆论约束，没有宗教的信仰约束，构成人们行动的唯一理由就变成赤裸裸的现实利益。
加强农村本体性价值的建设
一旦个人脱离了宗教，脱离了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又脱离了舆论的约束，则个人就会表现出可怕的力量。张鸣说，如果一个人杀了人后，将他人尸体埋在自己床下而不害怕，这样的杀人案是很难破的。同样，一旦村庄社会中的人们不再受到内在道德力量的约束，不再敬畏外在的神秘力量，不再在乎村庄的舆论评价，则任何不可理喻的甚至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当前中国农村中已经普遍出现子女虐待父母，以至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衣食无着的情况。前述河南省委党校女校长讲到她在农村救灾时亲见这样一件事情：在一个暴雨的夜晚，山洪暴发将老太太住的棚子冲垮，老太太侥幸从棚子中逃出来，站在自己儿子的楼房前瑟瑟发抖。直到天亮后儿子开门，才发现自己母亲站在门外大半夜了。问为什么她不敲儿子的门进去，她说她“不敢”！我一个农村籍学生讲他们村一个老人上吊自杀后，他三个儿子直接用三轮车将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而没有举办任何仪式。湖北省老龄办一个处长讲起最近回到家乡村庄，听说邻居四兄弟为父亲火化后的安葬起争执，老大竟一脚将父亲的骨灰盒踢到河里。我在一个村调查问近年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例，村民回答是最近这些年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在当前中国农村中，已经有了太多无良子女逼死父母，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子女忘记了正是那些现在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生养了自己。在有些农村，没有人会站在老年人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生活，虽然人人都会老，从而人人都会面对老年后的悲惨处境。在缺乏本体性价值，又缺少社会性价值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不再有道德和信仰的力量来约束膨胀的私欲，就不会有长远的预期，就会成为一个短视的没有前途和希望的社会。就是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中国的某些农村正在落入这样的陷阱中。
近年来，因为价值失落，中国农村普遍地、大规模地出现了原教旨很强的地下基督教的传播，并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当前农村出现的价值失落问题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市场经济的进入，消费主义文化的漫延，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和农民政治社会地位的进一步边缘化，构成了农村价值失落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当前农村价值失落也与政策失误有关，比如丧葬政策的失误和对公共空间建设的忽视。
丧葬显然不只是成本高低的问题，也不是节约土地与否的问题，而是中国这类缺少超越性价值的国家中，涉及到人生价值与意义，事关安身立命可能性的一个根本问题，正是通过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子孙繁育之中，将有形的生命变成永恒的建筑在那里的墓地，而使人们珍惜了现在的生命，并憧憬着未来的生活。“不知生焉知死”，是说中国人是关心现实生活，而不关心来世的，因为关心不了。但是，关心不了不等于来世就是虚无，就不要有一点敬畏与想象，因为来世既包括建筑在村头的墓地和子子孙孙年节到坟头的看望，又包括对自己在有限生命中为无限未来所创造的可能性，及自己因此而有的价值想象。
新农村建设需要将农村公共空间的建设考虑进去。不仅如此，新农村建设还要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关心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为什么而活的看法，要在当前变动的世界中为农民创造一些永恒的可以寄托生命意义的东西，比如永久的墓地，或子孙繁衍的意义。农民或人类从祖祖辈辈中走过来，还要子子孙孙走下去，村庄是这个变动世界中农民可以依托的家园，是他们在变动世界中保持信心和力量的想象共同体，是他们心灵的慰藉之所。如果9亿农民有了村庄这个根，如果在外流荡的农民还可以常想家乡，还牵挂着埋在村头祖坟里的祖先，他们就会有一些历史感，就不至于过于虚无，也就愿意对未来保留更多信心和寄托更多希望。
当前村庄本体性价值的失落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加强村庄本体性价值建设已是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