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绵竹农村调查

川西平原的院子

　　一

　　川西平原农村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其独具特色的院子，所谓院子，就是居民点，就是农户集中住在一起的地方。川西平原农村居民点的特点是极其分散，每个院子往往只有三、五户，最多10多户，少则只有一户。川西平原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华北动辄数千人的村庄和华南农村至少也是百十人的村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为有趣的是，川西平原不仅院子的规模很小，而且很小院子内也往往是多姓同住。正是院子及多姓杂居，构成了川西平原农村治理的诸多底色之一。

　　川西院子及其多姓杂居，与其土地制度有关。建国前，川西农村的土地买卖及租佃市场已经高度发达，地主出租土地，只租给出价最高的佃户，而佃户从租价最低的地主手中租地耕种。在高度发达的土地市场存在的条件下，拥有生产工具和较多劳动力的佃户，就可能在土地租佃市场上占据优势位置，通过租种土地，较快地改变其经济处境。那些有生产能力的佃户在土地租佃或买卖市场上寻找更为有利的机会而频繁地变换耕地，而那些生产能力差的佃户也往往因为不能及时交纳当年的地租，而被解除租约。土地的频繁易手，使耕种土地的佃户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很多租种土地的佃户往往三、五年就要换一个地方种地。

　　二

　　川西平原是粘性土壤，阴雨较多，水源条件较好，这就使得川西平原的水稻农作，很难有华北农村以手推车等交通工具来运送肥料和粮食的方便，农业生产中更多依赖肩挑人扛。肩挑人扛，就使得住宅与耕地的距离变得重要起来，在距耕地最近的地方修建住宅，是最方便农作的。就近耕地修建农舍，农舍就会相对分散。农舍分散所存在的大问题是难以防止土匪的抢劫。抢劫的目标自然不在于租种土地的佃农，而在于有较多收益的地主富农，农村地主因为难以从聚居村庄中获得防范土匪所需的最低安全感，而大量迁入到城镇居住，地主更多是不在村地主，居住在城镇，并因此兼作商业。

　　地主不在村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基层市场体系得以发育，二是村庄的宗族组织因为缺少在村地主等精英人物的关注（利益已不在村，何必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村庄本身的认同及作用下降，宗族组织进一步衰落。在城经商的不在村地主与村庄联系的割断（仅剩下土地收益，就是租地与收租），使得土地租佃及土地买卖受到利益最大化的极大影响，高度发达的土地买卖与租佃市场得以形成。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在高度市场化背景下的土地频繁易手，使得不在村地主的土地租给佃户后，佃户可以在何处完成生产活动，或者说，佃户应该住在什么地方，及以什么方式住下来。

　　有两种形式来解决佃户的居住问题，一是佃户有祖宅，祖祖辈辈住在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没有足够耕种的土地而不得不租地来种，却仍然有自己的住宅，并在附近租种土地来补自家土地的不足。

　　不过，佃户有自己住宅的比例，在川西平原的数量并不大，原因有二，一是固定的住宅意味着他们只能租种离住宅不远的土地，不然耕作就会相当不便。二是农户的家庭周期，往往使得固定住宅缺少灵活性，也就是说，当一个农户家庭周期处于劳动力最旺盛时期，也就是家庭生产能力最高的时期，他们可以租种更多土地，这个时期，固定住宅反而限制了他们在高度竞争的土地市场上租种最低地租土地的可能，而当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处于劳动力最弱的时期，固定住宅又使他们无力租种离住宅很近的那些土地。

　　因此，第二种解决居住问题的办法，是由拥有土地的地主在自己成片的土地上修建住宅，而由租种土地的佃户来住在这块土地所属住宅里面。事实上，建国前，川西平原大多数佃户就是住在地主土地所属的住宅里，其中的地租也包括了修建和维护住宅的成本。建国前，川西平原土地70%归不在村地主占有，富农和中农相对较少，佃农较多。佃农靠租种土地过活。不过，那些生产能力高的佃农的日子可能很好过，甚至有佃农雇佣长工短工的情况，这样的佃农本身具有剥削性质，而在土改中被划为“佃农农”。

　　一块土地再加上一座农舍，构成了一个最小的农作单元，地主将自己的土地分作若干这样的单元，然后租给佃农耕作，佃农也可以依据自己家庭周期及生产力的状况，在土地租佃市场上方便地选择合适租种的土地。建国前大乘村的佃农对当时频繁的变换租地及因此而来的搬家，有深刻印象，生于1923年的佃农周某说因为搬家次数太多，家里那点老家俱都被搬得不成样子。

　　三

　　综合起来，建国前的川西平原，在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农民频繁流动，一家一户或几家一堆的院子成为适应当地市场条件和地理条件的合适居住单位。过小的居民点反过来不利于富裕农户（尤其地中小地主）防匪，中小地主大量搬到城镇居住，进一步加剧了村庄和宗族的衰落与解体。佃农的频繁搬家（因为频繁的变换租佃地），则使村庄内基于地缘的关系与认同难以建立起来，频繁的搬家还使超出家庭单位以上的兄弟、堂兄弟等血缘关系难以借居于一处而产生的地缘利益而得到强化。相反，因为姻亲而建立的亲戚关系因为相对分散，而可以为土地租佃提供信息，为重新租佃土地提供担保和其他方便，从而使亲戚关系的重要性不弱于宗族关系。宗族最低限度的认同在每年一度的清明会中保持住了，但也仅此而已。亲戚关系则因为农户缺少强有力的宗族关系而相对发达。

　　高度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民频繁流动，还削弱了农民的地缘意识与村庄认同，正是受惠于此，川西平原入赘现象十分普遍，上门女婿地位很高，并不受到村庄的排斥，其后果就是1980年代川西平原推行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异乎寻常地顺利。

　　正是川西平原高度市场化的土地买卖与租佃，及农民的高流动性，造成了川西农村早熟的理性化，较少的传统的影响，特殊的代际关系，相对宽松的家庭关系，及有意思的以闹热为基础的庙会与茶馆文化。我们将在后面的文字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川西平原的代际关系

　　在川西绵竹农村调查，从市政协到孝德镇挂职当副书记的吴高书记感慨说没想到农村老年人的处境会如此地差。他说到镇上挂职才三个月，却已有五例儿子不养父母的官司打到了他那里。孝德镇大乘村村支书徐书记在一次村民代表会上慷慨激昂地讲起要成立老年人协会，保护村中老年人的权益，至少要让有子有女老年人可以享受到五保户一半的待遇。徐书记说的五保户一半的待遇，是指按政策规定，国家每月给每个五保户发115元生活费，此外还有承包地，五保户的日子因此还是好过的。但丧失劳动力的有子有女的老年人，只有在将承包地交给子女，子女才开始赡养父母，且大乘村乃至整个川西农村，子女赡养父母的物质标准是每年600斤谷子，每月10元钱。五保户是有承包地的，承包地一年最少也可以收600斤以上谷子，而每月115元生活费，就是一般老年人每月10元生活费的10多倍，这个差距着实让人吃惊。徐书记希望通过成立老年人协会，来让每个有子有女的老年人每月可以有至少50元的生活费。

　　不过，虽然吴高书记们认为农村老年人的处境不好，川西平原农村，老年人的日子似乎仍然不错，老年人们的脸上并没有挂着我们在其他农村常见的绝望情绪。从老年人们生动的脸上，可以看到他们对生活的满意或者认命。在大乘村调查，最近几十年，村中竟然未发生一例老年人自杀的事件，与在中部农村调查，老年人们自述 “近年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人”形成鲜明对比。老年人讲起家庭的关系似乎也平淡，并没有那种悔之莫及和痛心疾首之感。且村庄中很少发生子女虐待父母的恶性事件。且吴书记讲起的五例子女不赡养父母的原因，大都是父母年轻时只顾在外面“耍”，而不管子女，待到自己老了才回来要子女赡养，子女就不太乐意。吴书记说这些父母似乎也有责任。

　　那么，为什么川西农村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老年人处境的信息？即，在川西农村，一方面子女只给父母非常少的甚至低于最低生活费的赡养费，且几乎无例外——极少有子女特别孝顺父母并给很高生活费的情况，另一方面，子女又都承担了对父母的赡养责任（虽然是最低限度的），且极少有虐待父母的事件发生。子女只花了很少的赡养费就赢得了相对不错的代际关系，老年人对生活似乎也还满足（知足）。在川西平原，我们没有听到子女孝感天地的故事（倒是孝德镇本身的名字来自于古代二十四孝之一，一个孝的典范的发生地），也没有听到子女十分不孝的故事。川西平原代际之间缺少故事，关系平淡而平静。慷慨激昂的倒是外来的吴书记和作为村支书的徐书记。

　　与子女赡养父母相对应的是父母抚养子女。川西平原成年子女与年老父母平淡而又平静的缺少故事的关系，在年轻父母与年幼子女之间，也有相似的表现。举个例子来说，在河南汝南县农村调查，年轻父母因为“生两个儿子哭一场”，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生两个儿子，父母就必须为两个儿子娶媳妇，为儿子娶媳妇的前提则是为他们各建一栋象样的房子。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并娶妻生子，父母要花费大量心血，非得从生下儿子的那一刻开始，就要为将来儿子的成家作储蓄——这就是父母为子女的“操心”。换句话说，在河南农村，父母有着为子女成长及婚嫁的巨大义务和责任。但在川西农村，年轻父母似乎缺少对子女的这种巨大责任感，甚至父母根本就不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两个孩子（何况生两个儿子）。父母有将子女抚育到成人的义务，也有供子女上学的责任，却较少为子女完成婚嫁的义务。在川西农村调查，儿子娶媳妇首先是儿子自己的事情，父母的责任似乎最多是将房子装修一下，而断不会为儿子专门建一栋象样的房子，媳妇也断不会提出没有新房子就不嫁过来（而河南、辽宁等农村则除非建了新房，否则女孩根本就不会与男孩谈婚论嫁）。且川西平原，父母也极少为子女婚嫁准备大笔彩礼，也因此不会出现儿子媳妇联合起来借自己的婚嫁来敲诈男方父母（而其他中国农村正普遍出现这种情况）。川西农村，年轻的父母似乎认为，自己已经生了子女，并将他们养育到了成年人，自己就不应该再管他们的婚嫁之事了。婚嫁的事情更多是子女自己的事情，而非父母的事情。

　　川西平原农村父母为子女“操心”较少，与北方农村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异？其中一个解释是，川西平原人们更加生活化，更加注重现实生活的利益而较少对超越性价值的关怀。具体地说，就是川西人对传宗接代的热情远不如河南农村高，婚姻是个人的事情，而非家庭的事情。河南父母为子女操心，就是因为父母认为儿子结婚不仅是儿子娶媳妇，而且是父母娶回传宗接代的儿媳妇。川西农村，人们因为更加生活化和理性化，也就更加关注现实的利益。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办，子女不能在婚嫁之事上过多指望父母，父母也不大可能有河南农村在儿子一出生即为儿子结婚作储蓄的宏伟规划。

　　作为川西人比较不注重传宗接代价值并说明其更加生活化旁证的是川西农村一向不反对入赘，入赘情况十分普遍，仅仅大乘村就有20多个上门女婿，且入赘女婿的地位很高。川西自19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只允许生一胎，这样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竟然可以在川西农村执行得相当不错，以至于大乘村自1980年以来，无一例超生现象。父母不为子女婚嫁作过多贡献，年轻人的婚嫁就得依靠自己的努力，因此婚龄会普遍较大，事实上，在我们调查的几个村庄，村民晚婚现象十分普遍，等等。

　　为什么川西平原会比北方农村更加生活化和理性化，其中原因又与川西平原早期的市场化和特定的地理条件有关，此处不再展开。但川西农村的生活化和理性化不仅表现在代际关系上，而且表现在闲暇时间安排、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这也容后展开。

　　父母缺少为子女“操心”的责任，子女就不能以婚嫁来敲诈父母，其后果就是，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因为父母缺少为子女的储蓄，儿子成年后无力在短期内获得结婚所需经济基础，而不得不再推迟婚期，其中一些人的运气不好，而错过了最佳婚龄，并因此一生不能结婚。这次在富庶的川西平原调查，发现村庄中竟有众多“光棍”，其中仅仅一千多人的大乘村，即有30多个“光棍”，“光棍”率实在让人吃惊。北方农村往往通过对父母的压榨，将村民中的经济分化变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分化——也就是说，那些经济条件差的家庭，父母从一开始即节敛，并尽全力为子女获取结婚所需基础条件，父母为儿子结婚而终生劳作，生活贫寒，但他们的努力使得儿子可以结婚而不打光棍。这些地区，光棍往往更多是因为个人条件（比如残疾）而非家庭条件。这与川西形成鲜明对比，川西农村的光棍，更多是因为家庭贫困而非个人残疾。在北方农村，子女婚嫁将农户之间的经济分化变成了贫困家庭内部的代际紧张关系，主要是子女对父母的剥削关系。而在川西农村，子女婚嫁并未将农户之间的经济分化转变成贫困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剥削性关系。

　　在川西农村，父母不仅缺少为子女婚嫁作尽早储蓄的意愿，而且有些年轻父母还缺少对子女抚养的责任意识，而十分在乎自己生活的快乐，而喜欢在外面“耍”得快乐。前述吴书记讲到的五例子女不赡养父母（往往是父亲），大都是父母年轻时在外面“耍”，虽然生了子女，却未尽养育的义务，子女因此不愿在父母年老时尽赡养之责。

　　父母对子女相对有限的义务，反过来就导致子女对父母有限的责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相对平淡，是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物质与感情交换相对较少，或者说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期待都相对较少，家庭的宗教意义较不突出，家庭并非村民生活的全部。

　　一旦家庭不构成村民生活的全部，则村民社会性或宗教性的活动必然会多。川西农村有众多茶馆，村民聚在茶馆打麻将的人数之多，堪称川西农村一景。川西有众多的庙宇，及举办众多的庙会，庙子的宗教性并不强，但其闹热程度却十分地高。正是在茶馆和庙会中，村民可以获得与家庭生活相补充的意义。

　　父母一旦没有为子女作“艰苦卓绝”的投入全部身心的贡献，父母也就不会期待自己年老后，子女会为自己尽投入全部感情的责任。父母已在年轻的时候为自己潇洒地活过，他们并不指望子女在年老以后的侍奉孝顺。子女则因为父母并未为自己投入全部，而心安理得地在父母年老后尽自己最低限度的孝心。总之一句话，在川西平原，父母与子女之间缺少深刻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代际交换；家庭只构成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个人相对自由；因为代际之间较少厚重的期待，也就不存在强烈的失落。正是因此，在川西平原，虽然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准不高，却足以维持温饱，虽然没有让外人感动的子女至孝的报恩，却也没有子女虐待父母的怨恨，表现出来，就是代际关系平淡。村民习惯于这种缺少爱恨情仇和强烈感情的家庭代际关系，且因此年老的父母能以平常心对待生活。川西平原很低的老年人自杀率，和很少家庭代际之间激烈的冲突，皆缘于此。

川西农村的婚姻与家庭

　　在川西平原调查，颇让人感慨的是其婚姻与家庭关系的特点。我们调查的绵竹市大乘村，近年来有众多离婚的故事，其中一些故事情节之离奇，让人难以想象发生场所是在农村。本来，最近10多年，因为市场经济的发达，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的渗透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农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但川西农村似乎在这场巨变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理性化的革命，所以我曾称之为“早熟的理性化”。

　　先讲一个“故事”。大乘村四组有一已经过70岁的老太太去年与自己瘫痪在床的同样已过70岁的丈夫离婚，抛夫别子，到市里与一退休丧偶的工人结婚。同样是这个村民组，有另外两个老太太在丈夫去世后，再嫁到城里丧偶的退休工人。这个或这些“故事”的离奇之处在于，70多岁的老太太竟然还会有离开自己含辛怒苦养育起来的子孙，而到城里追求另外的生活。村民们不认为她们是为了爱情而再嫁到城里退休工人，而是因为退休工人有退休金，她们嫁过去日子会比较好过。然而，她们在村庄里，儿孙成群（其中一个老太太生育七个儿女），而嫁到丧偶的退休工人，她们能处理好与退休工人子女的关系吗？尤其村民都认为她们只是图退休工人的退休金时。一般人的确难于想象一个农村老太太所敢于再嫁的决心及所承担的风险。事实上，四组组长的母亲现在已80多岁，在10多年前丈夫去世后，就嫁到城里退休工人，然后再嫁过两次，终于在前年最后一任丈夫去世后，回来依靠子女。不过她没有住回村里，而是在镇上租了一间小房子住，而他的儿子们虽然按时给她每年600斤谷子，每月10元零元钱，但几个儿子竟然都没有到她在镇上租的房子里看过她，她不得不忍受一个人的孤独。可能是她的行为太伤儿子们的心，太让儿孙觉得没有脸面了。

　　还有离奇的“故事”。五组一王姓村民是当地少有的火爆性格，刚结婚时好打老婆，老婆不久就跑了，留下一个女儿。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一直未能再婚。辛辛苦苦将女儿养到18岁。女儿出生时，因为与邻居关系好，而让自己女儿认邻居夫妇为“干爸干妈”。邻居有一儿子也已20岁。

　　2006年，孤身一人的王姓村民被选为村民组长，却在不久即闹出一惊人事件：他与女儿干妈（邻居的妻子）睡在一起了，且女儿的干妈下定决心与自己丈夫离婚，而与王组长结婚。这件事情几起几落，王组长终于与女儿干妈结了婚，而被迫离婚的女儿的干爸不久又与同一村民组另一位妇女结婚（据说是王组长的老相好）。

　　还有离奇的。五组一女子招婿上门，生了儿子。后来女子外出打工，在外面又“网”上一个男人，回来二话不说，就与招上门的夫婿离了婚，这样，五组就一户是招上门的女婿，单独一户，另一户就是女子与新“网”上的男子及与前夫生的儿子。这是2005年的事情。

　　2004年五组还有同样一例招婿上门，也是女子在外面网上一个男子而与夫婿离婚。村妇女主任评价是，这些人离婚如同儿戏。最近几年，小小大乘村，即有10多对离婚的事例。

　　大乘村以上离异故事大都是近年才发生的。然而，虽然发生了这些事情，村庄中却依然颇为平静，这些事情会如此地发生，可见其背后的特异之处。

　　概括起来，大乘村得以发生以上故事，背后的特异之处至少有二，一是川西平原的家庭价值观念不是太重，家庭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的，家庭只是自己实现个人价值的一个场所，当个人要求突破家庭约束时，个人会比较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其中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四组有三个老太太再嫁到城里退休工人，而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和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子孙都已成人的大家庭。二是川西人的性格比较温和，行为较为理性，少有人走极端。因此我称川西人为“不走极端的川西人”。何以见得？如果川西人性格火爆的话，发生以上离奇的故事，就一定会同时发生惊心动魄的打斗，就会引起诸多血腥的案件。而在我们调查的大乘村和其他四村，在孝德镇乃至在绵竹市，都极少发生因为离婚而造成的极端行为和刑事案件。大乘村会计的女儿在市医院工作，会计妻子讲述她有生以来唯一见到的血腥事件，是一个上门女婿喝醉酒后，怀疑自己妻子有外遇，而用菜刀将妻子砍伤，然后自杀未遂，而双双住院治疗的事情。

　　家庭观念不是太重，及遇事不走极端，也许是理解川西平原的两个重要关键词。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则与其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境况有关。正是在以上两个特异之处之下，在农村经济分化加剧，农民流动加速的情况下，川西农村更快地且更平衡地接受了解体传统乡土生活的现代因素，而未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剧烈的不适。大乘村村委会主任徐主任说，现在“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话在大乘村乃至在川西平原，因其中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不强，且个性不走极端，而更加具有真理性。村民似乎不认为这句话有什么错，及不认为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应受到道德谴责。村中一个年轻媳妇到成都打工，当了老板的二奶，回来要花五万元与丈夫离婚，因丈夫要十万元而未谈拢。一个发了财的男子与妻子离婚后又在外面找了一个，并生了女儿，却可以带着妻子与前妻及前妻生的女儿一起生活。且已经离婚的前妻认为自己的前夫是有本事的，谈到前夫的语气中有着自豪，虽然也不免有一些抱怨。

　　川西人形容自己的性格为“狡猾”，不“打死锤”，他们喜欢说的词是“耍”，是“摆一摆”，是多说几句，而不追求一元化的真理，不认死理，不钻牛角尖。我们调查中问一妇女，取消农业税后，是否觉得现在仍然每亩收70多元水利费和公益事业费的收费太高，她说是。问为什么她会交钱，她说组长总来收。问为什么组长来收就要交？她很诧异我们竟会这样想。只要组长总来收，就是可以将钱收上去的，因为收的钱也不是归组长自己。而组长也都认为，只要上门去收，总不会有村民故意有钱不交。

　　徐楠称川西平原是一个离生活常识不远的地方，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本来中国相对于西方就是生活化程度很高的，儒家讲“未知生鄢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都是讲现世生活的重要性，是讲应该注重生活的常识，过好日子恐怕就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了。不过，相对来说，在中国北方、南方农村，在中国大多数传统村庄，农民也是有自己的宗教的，这个宗教就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就是希望通过子孙的生命延续，通过香火的接续，来赋予有限人生以无限意义。正是因此，家庭在大多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除非万不得已，人们不会离开自己的家庭与子孙，也很难在家庭以外建立生命的永恒意义。而川西平原这个离生活常识不远的地方，甚至连中国一般的传统村庄中仍然尚存的家庭的超越性意义也被取消了。用我们的话来讲，川西平原“本体性价值”不强烈，即对安身立命的最根本追问似乎显得暧昧。相反，因为本体性价值弱势，社会性价值则大为凸现，表现出来的就是茶馆里热闹的麻将和频繁的庙会。大乘村有10多家茶馆，到农闲时节全是打麻将的村民。大乘村有七个庙，每个庙都要办若干次庙会，每次庙会都会有多达数百人参加。无论是年轻人打麻将，还是“婆婆大娘”办庙会，都在乎闹热。作为一个说明，近年来大乘村的庙子数次被上级派人砸毁，村里“婆婆大娘”仅是暗自垂泪，而无任何激烈的反抗情绪。她们在庙子被砸后，一方面是无奈地接受，一方面又开始新的化缘，以尽快重建。她们对庙子被砸所抱有的平静情绪，所持的宽容、理解和无奈，实在让人吃惊。但问题是，她们其实看重的并非真是庙子的宗教意义，且庙子里供的神像，各种都有，甚至庙子墙上画有“毛泽东到安源”的像，墙上还画有一个老母猪生了一大堆小猪，被称作“猪王”，中国宗教所具有的多元性、暧昧性、模糊性、矛盾性及其背后最为重要的包容性，一揽无奈。川西人整日里忙碌于生活，忙碌于修庙办庙会，忙碌于打麻将，忙碌于外出打工赚钱然后再回来过好生活（川西人的住房相对不好，但生活不错，特别是婚丧大事办酒席，竟每桌要上40多个盘碟，但对于要作长远考虑并要付出长期努力的修建楼房的比赛，则明显热情不足），川西人注重短期的消费和现实利益，而缺少长远的考虑和宏伟目标，正是其生活化的一个表现。川西人过日子且过得不错，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是活动，是过好每一天的日子，这或许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更是川西人的生活哲学。

　　川西人为什么更会过日子，更喜欢过日子，这是我们要在另一文讨论的事情。但从我们列举的以上诸象来说，川西人不走极端不认死理，及川西人家庭价值观不是很强，则应是无疑。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当前农村的变动中，川西农村会在静悄悄中发生如此剧烈的家庭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