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艺界，贺敬之是我最敬仰的大诗人、大作家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自1980年起，我一直在贺敬之直接领导下从事文艺工作，其间也曾给他当过秘书。在他离休后，也不间断地同他密切接触，得其亲切教诲和指点已经40余年了。贺敬之这座巍巍丰碑已深深矗立在我的心中。40余年来，每每提及贺敬之，心里便油然而生崇高敬意。有人问到我，你跟随贺敬之40余年，贺敬之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我要回答的是：

一、文坛巨匠，蜚声中外

贺敬之1924年出生于山东峄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9年15岁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40年16岁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1年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21岁在延安作为主要执笔者创作出经典歌剧《白毛女》。该剧于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演出后，得到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赞扬，立即轰动延安。而后在延安连演30余场，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一直接着演下去，演遍了延安地区和全国的解放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此剧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土改运动。新中国建立后，还是久演不衰。从此，贺敬之一举成名。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而后改编成电影、京剧、交响乐、连环画和中外芭蕾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被译成俄、日等国文字，在许多国家上演和流传。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夺人的艺术魅力。它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我国新歌剧的一个丰硕成果，已成为我国歌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经典作品。

新中国建立后，贺敬之以满腔的革命激情和非凡的文学才华投入了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他写出了一批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等。贺敬之的诗歌感情真挚强烈，意境高远深邃，气魄宏大夺人，语言精炼清新，荡气回肠、振聋发聩、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和美的享受。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都是正能量，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品位、有魅力。贺敬之扬一代诗魂，开一代诗风，已登上当代诗歌创作的高峰，是当代诗歌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将永远高高飘扬。

有人说，“读了贺敬之的诗歌就如同听到了中国的国歌”，我看毫不为过。国歌鼓舞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贺敬之的诗歌也是如此。贺敬之的诗歌雅俗共赏，雅中有俗，俗中有雅，是大雅大俗，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盛名，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无论你走到哪里，一说贺敬之，大家即刻肃然起敬。1985年，贺敬之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跟随他去内蒙古通辽市调研文艺工作。当地的老百姓听说贺敬之来了，到处打听住处。有一天，贺敬之在通辽市郊的大清沟参观时，一位40来岁的男青年骑着摩托车追赶来了，拿着一本看上去是翻阅过多次的《贺敬之诗选》，请求贺敬之在书上签名，说这本书他家三代人，即他和他父亲及女儿都读过多遍。他父亲原是一名中学的语文教师，能全文背下《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及《桂林山水歌》等20余首诗，但前不久去世了。在去世前，老人遗嘱说：“孩子，将来有机会代我见见贺敬之，请他在这本书上签个名，成为咱们的传家宝，我就死而瞑目了”。贺敬之深为感动，欣然签名，还同那位男青年合影留念。贺敬之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他情系人民，心向人民。人民敬仰贺敬之，爱戴贺敬之。

贺敬之不仅政治抒情诗写得好，影响大，而且写新古体诗也得心应手，独树一帜，成就很大。贺敬之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写过新古体诗，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在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之余和90年代离休之后，重点研究、探索和创作新古体诗，40余年来，创作出了300来首新古体诗。新古体诗是当今诗坛的一个重要流派，一种独具特色的诗歌艺术形式。它既“新”又“古”，介于古代诗和自由诗之间，是对古体诗和格律诗的改造和发展，是对自由诗的提炼和升华。他扬弃了格律诗“带着脚镣手铐跳舞”的束缚，吸收了格律诗短小精悍、抑扬顿挫的节奏和优美和谐的韵律及自由诗清新、活泼、浪漫、自由的优点，很适合表达思想感情，独具特色，也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贺敬之对我国自《诗经》、《离骚》以来的古体诗和唐代以来的格律诗很有研究，而他自己又是写自由诗起家的，所以写新古体诗也是他的拿手好戏。贺敬之的新古体诗大多采用的是五、七言形式，也有些是古风和词曲形式。贺敬之的新古体诗，完全脱胎于古体诗和格律诗，虽然在平仄、对仗、粘对、拗救等方面不像格律诗那么严格，但仍有格律诗的节奏、韵味、凝练和美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和谐自然。贺敬之的新古体诗特别是晚年的新古体诗，站在了时代前沿和历史的高度，有其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思想内容，及深厚的历史文化，都是在有感而发、缘事而做、欲罢不能的情况下写出来。请认真读读他结集出版的新古体诗《心歌船集》，你会久久深思，爱不释手，肃然起敬。《心歌船集》是2013年10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线装书。该书收集了贺敬之近250首新古体诗。他的新古体诗有诗思、诗情、诗意和诗味，都能站得住、传得开、留得下。读他每一首诗，都是一种享受，一种力量，一种鼓舞，一种境界。读罢《心歌船集》，总感到是一位老人在讴歌着新时代的发展，抒发着老战士的壮志，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关注着党的前途和命运。如1982年写的《谒黄陵》：“风云四十载，几度谒皇陵。古柏今犹绿，战士白发生。不问挂甲树，但听征马鸣。指南车又发，心逐万里程!”又如《黄甫村怀柳青》：“床前墓前恍若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再如1992年写的《富春江散歌》第26首：“壮哉此行偕入海，钱江怒涛抒我怀。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等等，这些诗是何等的脍炙人口和鼓舞人心!

贺敬之勤奋刻苦，才华横溢，其文学成就不仅仅是歌剧和诗歌，歌词作品也成就辉煌，影响很大。他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创作歌词。2006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贺敬之词作歌曲集》，收入贺敬之词作歌曲246首，分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三个单元。他的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健康，感情真挚强烈，语言鲜明生动、通俗流畅。他的歌词富有浓郁的诗性，被称为“歌诗”，具有诗的语言、诗的节奏、诗的韵味、诗的美感。他的词作歌曲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理想愿望，为中国人民所极为喜爱。如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毛泽东之歌》、《朱德歌》、《南泥湾》、《翻身道情》;解放战争时期写的《歌唱解放区》、《平汉路小唱》;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伟大的祖国》等等，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南泥湾》、《翻身道情》这样的作品，至今久唱不衰，仍具有鲜活而强大的生命力。贺敬之的词作歌曲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绽放出的绚丽花朵和结出的丰硕成果。

二、政绩显赫，重要贡献

贺敬之不仅是一位大诗人、大作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文化名人，也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位深孚众望的卓越的领导人。他担任文化部、中宣部领导职务长达12年之久。12年中，他努力工作，兢兢业业、开拓拼搏、任劳任怨，克服重重困难，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完善、调整和贯彻执行，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贺敬之1978年出任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出任中宣部副部长，1987年离休。1989年复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他在担任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工作期间，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呕心沥血、忍辱负重、知难而进、守正创新，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时我国文艺界正处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之时，任务繁重，工作艰巨。贺敬之在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在部党组的大力支持下，亲自为被错误打成“右派”、“反革命”、“反动文化权威”的上百名文艺家一一甄别平反，恢复名誉，深得人心。在中宣部工作期间，又为所谓的一批“毒草作品”，如小说《刘志丹》、《保卫延安》，戏剧《李慧娘》、《谢瑶环》，电影《早春二月》、《红河激浪》等摘掉了“毒草”帽子，以恢复本来面目。1980年，中央将胡风、冯雪峰、丁玲这三大案件的平反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宣部将其实际工作交给了贺敬之。这三大案件是全国文艺界的重点案件，情况复杂，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特别是胡风、丁玲的案件平反的阻力很大。贺敬之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不少人的思想工作，主持写出平反报告上报中央。经过艰苦努力，三大案件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进行调整和完善，并广泛征求意见。有人建议只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可以了，不必再提为什么人服务。贺敬之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中宣部的文艺理论座谈会上作重点发言。他认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应当明确为什么人服务，赞成“不再提为政治服务”，并正式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说：“我想提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对我们的文艺方向的概括性的表达，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光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误解为只是一个服务对象问题。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提出对文艺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并被中央采纳，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确定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后来由贺敬之主持起草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日报社论，第一次用中央党报的社论宣布并深刻论述了党在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

1979年和1980年，贺敬之还提议召开和主持了文艺界两个重要的座谈会，那就是全国诗歌座谈会和全国剧本座谈会。1979年，全国文艺界已有大批文艺家得到解放，精神振奋，欢欣鼓舞，特别是诗歌界的诗人、编辑们尤其如此。贺敬之本身是诗人，他的心情就更不用说了。他向中国作协的领导提议，可召开一次大型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大家可以畅谈诗歌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促进文艺界的大团结。中国作协领导同志同意后，又请示了胡乔木，而后又经胡乔木请示胡耀邦和王震同志，胡耀邦和王震都欣然同意。于是，1979年2月，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这个座谈会。全国诗歌老中青三代20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贺敬之在座谈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座谈会开得十分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是我国诗歌界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次影响深远的盛会。

1980年初，胡耀邦同志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混乱思潮和文艺界一些争议较大、问题较严重的剧本作品，如《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女贼》等等，提出召开一次剧本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贺敬之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自始至终由贺敬之主持。1980年2月，这个座谈会在北京崇文门饭店召开，胡耀邦同志两次做了长达4万余字的讲话。贺敬之做了《新的时代和作家的责任》的发言。贺敬之重点论述了如何正确看待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作品的社会效果和作家的责任，如何正确认识和表现新的时代。他的发言得到好评，这个座谈会开得及时，开得成功，中央领导很满意。

1989年后，贺敬之受命于危难之际，又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任文化部代部长和党组书记。这时的情况，与他1978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面对当时极为复杂的实际情况，贺敬之提出，要“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他认为，只有思想、组织、队伍等方面的整顿抓好了，才能出现健康的、新的繁荣。整顿是繁荣的手段，繁荣是整顿的结果。工作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正确的，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意见被中央采纳了，写在了李鹏总理1990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后来贺敬之又强调提出文艺创作要“坚持主旋律，发展多样化”。这一提法写进了当时由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之中，后来也被党中央采纳了。江泽民同志在多次讲话中也强调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问题，并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而后，贺敬之在文艺体制的改革，文艺团体的建设，文艺法制的建立，文艺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文艺界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贺敬之一直重视对外文化交流。他认为优秀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应该走出去，深入到世界各国人民心中，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在任期间，他多次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到国外传播和交流。1979年9月，他率近百人的京剧团到日本访问和演出，演出长达一个多月，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让日本人民了解和喜爱上了中国的京剧。1990年3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新加坡和日本。代表团深入地了解和考察了这些国家的文化，同时也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传播给了这些国家，取得良好效果。

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贺敬之是我们党亲手培养出来的久经锻炼和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家和文艺界坚定清醒的领导者。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一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牢记使命，不改初衷。贺敬之自16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80余年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清醒，保持鲜明党性，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充分表现出了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崇高品德。

从1978年到1992年，他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文化部领导任上工作了十余年。这十余年是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发生翻天覆地的十余年，也是文艺界思想极为活跃的十余年。那时节，社会上各种文艺思潮错综复杂，各种不同思想认识比比皆是。文艺工作不好做，文艺界的领导也不好当。贺敬之面临严峻的考验和压力，但他清醒而不迷惑，坚定而不动摇，“不为浮云遮望眼”，“大树不摇有深根”。他牢牢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管文艺界情况多么复杂，不管思想斗争多么激烈，不管意见多么分歧，贺敬之从不揣摩风向，从不左摇右摆，从不媚上欺下，从不左右逢源，而总是旗帜鲜明，沉着镇定，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找出根源，对症下药，妥善处理，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因此，也招来一些非议。思想保守的人说他右，思想偏右的人说他“左”。但他心明眼亮，心胸豁达，海纳百川，虚心兼听。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处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治风波的斗争中，贺敬之完全按照中央的政策和要求办事，对文艺界一些人该处理的处理，该教育的教育，该保护的保护，该严的严，该宽的宽，既不“左”也不右;既坚持了原则的斗争性，又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策略性，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贺敬之一向立党为公，无私无畏，和善可亲，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热爱。

四、为政清廉，一尘不染

为政清廉、廉洁自律、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是每一位党的领导干部必备的优良品格。在这方面，贺敬之堪称楷模。他对自己、对子女、对秘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亲戚家族的人要求极严。他常对人讲：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当官不能求发财，不能谋私利，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办实事。当干部、当公务员，只能享受国家应有的待遇，不能搞歪门邪道，不能发国家之财，不能收取别人的东西。旧社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去发财，去办私事。

他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是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做起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体现着为政清廉、不谋私利、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记得1989年初冬时节，贺敬之有一次患感冒，让司机在文化部医务室拿了两盒治感冒的中成药，在家吃了一盒就好了。他的儿子贺小雷也患了感冒，拿起来就吃了他剩下的一盒。贺敬之知道后就说：“你不能吃我的药!”小雷说：“咱俩得的是一样的感冒，为什么不能吃呢?”贺敬之说：“咱俩得的感冒是一样的，可单位不一样。你用药到你们单位去取，不能占我的便宜”。于是自己拿出钱叫司机到文化部医务室如数付了一盒药费。开始医生和财务人员还不理解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干嘛一个部长拿盒感冒药还交钱呢?司机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和部长的意见，他们才把钱收了下来。

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10月中旬，郑州豫剧团来京演出《风流才子》。有一天晚上，剧团的一位负责人和一位主要演员带着两瓶白酒和一条毛毯来贺敬之家拜望。当时贺敬之和柯岩夫妇都不在家，就顺手把东西交给了保姆，并写了一张留言条：“深切感谢贺部长推荐我团来京演出”。贺敬之夫妇回家后看到东西，立即决定：心意收下，东西如数退回。第二天，贺敬之就让我和司机一起到剧团住处把东西退还给他们。剧团的负责人说什么都不让退，好说歹说算把毛毯收了回去，并说这两瓶酒必须让贺部长收下。我也为难，就给贺部长打电话汇报此事。贺部长说，“那就这样办吧，酒我收下，但我还要转送给剧团的同志们喝掉。大家演出很辛苦，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我跟随贺敬之40余年了，从未看到他搞特殊化，从未看到他占国家任何便宜，从未看到他谋过私利，从未看到他收取别人的贵重礼品。他是一位高风亮节、十分令人敬仰的老延安。河南叶县县衙内有副对联写的好：“一尘不染，邪恶永退;两袖清风，正气长存”，这也是贺敬之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