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看了一个视频——B站up主“M2档案”的《中国狗血相声史》，看了开头就想骂人了!今天才腾出手做出这一期视频，本文我查了大量资料，希望观众多多点赞。

作为曲艺爱好者，幸亏对中国相声史略有了解，不然真的会被这种假装内行，误导观众的外行所欺骗。我暂时还不想谈视频后面，有关侯耀华和郭德纲的相关内容，这些等有机会再说。下面我主要对这个视频的开头，作者污蔑社会主义中国的那一部分，一句一句地进行分析，因为每一句几乎都是歪曲历史，抹黑新中国。

一、相声为什么面临绝境?

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相声曾经面临过一次绝境。

事实倒是不错，但是解释的原因却是胡说八道。相声是曲艺的一种。“曲艺”这个词是个新词，以前勉强叫玩意儿，或者叫什样杂耍。这些从业者都是社会底层，是下九流，和乞丐、妓女一样，地位还不如说书的先生和唱戏的戏子，是受尽了欺辱。

建国以后，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为了给这些人一个身份，就把相声、大鼓、单弦、评书等说唱艺术统称为曲艺，而这些从业者也被尊称为“文艺工作者”，有些人还参加了文代会，比如孙玉奎、侯宝林，再也没有人欺负他们了。侯宝林、常宝华等人都表示过，他们第一次被人称为“文艺工作者”的时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文艺工作者那可是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是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和作家并列同行，与教授平起平坐。从下九流，一下子成了崇高的文艺工作者，可想而知，这种社会身份地位的提升，对于艺人们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鼓舞!于是他们都热情地亟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一个个都摩拳擦掌，想为社会做贡献。这种社会你不让他歌颂?你还想让他讽刺?这未免强人所难了吧!

像单弦、大鼓、快板书等还好一些，最多是作品思想落后，老百姓还是愿意听的，但相声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语言的艺术，内容远远大于形式，以前相声中充斥着大量的荤口、伦理哏、打哏，充斥着嫌贫爱富、嘲笑残疾人、穷苦人的段子，老百姓不爱听。建国初期，有不少相声演员因为所说内容低俗，而被观众轰下了台。举几个例子：

比如北京有两个当年很有名的演员，叫顾荣甫、尹福来，一次在“白纸坊印刷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印刷厂”表演，使的活是《反正话》，听过这个相声的都知道，就是两个人靠颠倒文字顺序，造成庸俗的谩骂来产生笑料。当说到“楚霸王——王霸楚”，“孙猴子——猴孙子”的时候，就被工人们给轰下了台，因为这都是一些骂人的话。

还有一次，侯一尘和赵春田在华声电台播演《卖五器》。表演过程中，侯一尘一时技痒使了个现挂，拿段子里说到的收破烂的打鼓贩取乐，说铁片大鼓艺人王佩臣是“打鼓贩们的奶奶”。在旧社会，这种找便宜的技巧是经常用的，但是在新社会，引起了打鼓贩们的抗议，无产阶级有了主人翁意识，他们围住电台，要求侯一尘和赵春田道歉。为了平息劳动人民的怒火，此后两人不得不每天在演播前，都要先进行道歉，一连持续很多天。他们每天都要这么说：

打鼓贩同志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我带着徒弟赵春田说了《卖五器》，因为我们的觉悟不高，缺乏政治学习，不尊重打鼓贩的行业，侮辱了打鼓贩同志的人格，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此公开道歉，今后我们要加紧学习，改造思想，并保证不演出侮辱劳动人民形象的作品。特此道歉，此致敬礼。侯一尘、赵春田。

1951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读者赵盘新的来信——《建议改进无理取闹的相声》，这封信指责东安市场升平游艺社的艺人张宏宾和张启明合演的《搞交情》《拉洋片》等作品，“内容十分无聊，不能令人满意。……从开场到结束都是两人对骂……有些话简直是在侮辱观众。这种无理取闹的相声，不能给观众任何教育，建议曲艺界加以改进。”在批评面前，两位演员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

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当时相声的确是面临着绝境，但不是因为视频里说那些的原因，而是因为老百姓不喜欢听“三俗”相声，这其实和现在很多观众对郭德纲的指责是一样的，所以相声演员们不得不考虑对整个相声做一次大变革。

关于反对相声里的“三俗”内容，其实在解放前，就有相声演员的自觉。也不是所有相声演员都爱演荤段子，比如发端于八旗子弟的清门相声，以及有了电台之后倡导说的文明相声，这其中就有侯宝林。例如启明茶社就明确表示不演荤段子，甚至常宝霆白全福还因为拒绝表演荤段子而被人暴揍。

二、相声敢嘲讽当权者吗?

他说，建国前的相声演员敢于嘲讽当权者，敢于声讨奸商歹人。你还敢嘲讽当权者?还敢声讨奸商歹人?我看你是没吃过大粪。那我就再讲几个例子：

有一位相声演员叫张宝茹，他的外号叫狗尿苔。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名字，这能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的名字吗?叫你狗尿苔你也不乐意吧!从这名字就能看出当时相声演员的社会地位。有一次，几个混混找他要保护费，他说：我交过了啊，每月我都按时交的!但是混混有意讹钱，可能也是缺钱了，管你交没交过，就说：那以后就按礼拜交。张宝茹心想，那哪交得起啊，就壮着胆辩解说：哪有按礼拜交的理?混混就说：哦，那就每天交，见面交!之后，有一次张宝茹在大街上，恰巧遇到了这几个混混，正好旁边停着一辆掏大粪的粪车，这几个混混就逼着他喝一大铁勺大粪。张宝茹不敢抗争，只得乖乖喝了才罢休。

再说一个更有名的。想当年，天津有五档相声之说，其中戴少甫、于俊波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戴少甫表演《打白朗》，天津大恶霸袁文会就坐在下面听。袁文会认为戴少甫讽刺的是他，下场后就让手下对戴少甫一顿胖揍。这顿打挨得可不轻，回去卧床多日，最后一命呜呼了，留下妻儿老小一家子无人照管，好不可怜!

这种事其实还有很多，别管你多大蔓，万人迷怎么样、张寿臣怎么样、小蘑菇，等等，都遭受过凌辱。但说相声的都喜欢吹牛，有一点荣耀能吹成天大的，可如果有了跌份的事，那要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打死都不会说出去的。说出去了让人笑话，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啊!所以像这类事太多了，流传出来的还只是九牛之一毛。那这些事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是在建国后，艺人们翻了身，在忆苦思甜或者声讨大会上，才忍痛说了出来的。

关于相声的讽刺，我们看看老舍先生怎么说的。老舍先生说：

讽刺是招笑的，相声也的确毫不客气地讽刺过各种人物与各种世态;但是，慢慢地，艺人们只图招笑，而忘了讽刺;或者是讽刺的对象不是贪官恶霸，而是贫苦民众;这可就麻烦了。忘了讽刺，相声会失去威严，而一味贫嘴恶舌，搞错讽刺对象，便是黑白不分，很难成为宣传的工具。

三、相声能不能说政治话题?

他说，建国后政治话题不能说了。

这真是颠倒黑白啊!在旧社会，臭说相声还敢说政治话题?你是想找死吗?一个大头兵都能弄死你。连地痞恶霸你都不能得罪，更何况牵涉到政治。这也是传统相声更多的是嘲讽贫苦大众的原因，因为官匪痞霸你都得罪不了。

其实恰恰相反，真正可以说政治话题的时期，还是在解放以后，不仅有歌颂型的，还有讽刺型的，比如比较著名的《买猴儿》《十点钟开始》等等。到了后来，那就更大胆了，什么《帽子工厂》《如此照相》等等，本身就是政治。建国后创作的相声大多数是讽刺类相声，歌颂类的也有，初期只有极少数，比如小立本《社会主义好》，但不成气候，直到夏雨田、马季才成了一种流派。歌颂型相声开拓了相声艺术的新天地，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对于老相声段子，正如上面老舍说的，很多是为了搞笑而搞笑，失去了讽刺的特质，恰恰相反，通过对传统相声的改进，提高了这些段子的逻辑性、文学性、艺术性，恢复了它的讽刺性。老舍就说过，要改编相声，必须替那些老段子恢复讽刺，同时要把讽刺的对象搞清楚，好叫相声也担起点宣传教育的责任。比如张寿臣的名段《丢驴吃药》，本来是带有迷信色彩，也没有实际的意义，逻辑上也有点问题，但经过在一些关键位置加入引导，逻辑顺了，还赋予了反对封建迷信的主题，改名为《小神仙》。

四、有文艺界领导要取缔相声吗?

他说，文艺界领导认为相声不适合新社会的文艺发展需要，要将这门艺术取缔。

哪个领导说过这个话?请你说出出处。没听说过有哪个领导给相声专门下过这种批示。新中国从来没宣称过取缔任何艺术，只有拯救。如果找不出出处，而信口开河，那就涉嫌造政治谣言。这个造谣太恶毒了，纯粹是对新中国的抹黑，小心请你去喝茶。不但没有人要取缔相声，反而是积极组织帮助，让相声真正的成为了全国性的曲艺节目。在以前，相声的传播范围很小，也就北京、天津、济南、沈阳、南京等几个中心城市及周边。

为了帮助艺人们思想改造和业务提升，华北文委会与北京市文委会在1949年8月8日-11月21日和1949年12月1日-1950年3月31日，举办了两期针对戏曲和曲艺艺人的讲习班。两次艺人讲习班主要在民主、开明剧院举行，以大会报告结合小组讨论的方式开展学习，包括思想政治学习和怎样提高艺术。也就是在这个讲习班上，艺人们第一次知道了他们是“文艺工作者”，艺人们不再是卖艺糊口的下九流，而是从事文艺工作的文化人。

解放后，经过改革的相声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新作品也层出不穷。因为老艺人只会表演，极少数才有创作能力，比如朱绍文、张寿臣、张杰尧。大多数相声演员，大字不识几个，能口口相传表演下来，就已经不易，何谈什么创作?但随着相声的普及，很多作家加入了创作队伍，比如老舍、何迟、夏雨田等，让相声的新作品呈现井喷之势，其思想性、艺术性也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这一时期创作的新相声是以前的数倍之多，也并不缺乏经典作品。但是，有些段子正是因为太敢讽刺时事，太接近时代生活，现在不能再在舞台上呈现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而已。可这些相声文本大多都保留了下来，因为相声文本也被作为文学作品而得以出版，这是旧时代的相声艺人不敢奢望的。

五、新中国砸了相声演员的饭碗?

他说，新中国以后，相声演员的饭碗被砸，演出被砍，相声艺人就快吃不上饭了。

这又是造谣抹黑。解放后，逐渐地政府成立了各级曲艺团，有些相声艺人被吸纳进了曲艺团，拿着固定工资，受着社会保障，与旧社会东奔西走、饥饱不定、受人欺负相比，别提有多自在了。没有进入国营曲艺团的，也是在民营曲艺团，或者单干，遵循市场演出规律，不会再受到地痞流氓黑社会的欺负，比旧社会舒适太多了。民营曲艺团在60年代以后，才慢慢地并入国营曲艺团，基本都端上了铁饭碗。旧社会有艺人因为吃不上饭饿死，但新中国没有一个艺人吃不上饭。

六、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是谁牵头?

他说，在危难关头，侯宝林大师出手了。

这是指成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件事。但是，真正的历史上，这个人不是侯宝林，这个牵头的人是孙玉奎。有人说了，我没听过孙玉奎啊，为什么是孙玉奎呢?因为孙玉奎上过几年私塾，他是说相声里学问比较高的。他还曾是启明茶社创办的《长春游艺画刊》的社长兼编辑。他看到建国初期相声的窘境，1950年1月19日，与侯宝林、全长保、刘德智、罗荣寿、侯一尘等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并任小组组长。1950年，他和侯宝林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后来孙玉奎专注曲艺理论研究，告别舞台了，所以不为大众熟悉。

七、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拯救了相声?

他说，改进小组演出之后，文化部领导才收回成命，允许相声继续演出。

这也是恶毒的政治谣言。没有下过禁止命令，何来收回成命?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他们创办学校，招收学生，组织艺人进行文化和政治学习，致力于相声表演艺术的净化和提高。1950年3月，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把改进的成果付诸实践，以“相声大会”的形式在大礼纱帽胡同的新华游艺社演出，5月下旬又赴天津演出，都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改进小组一边组织“相声大会”演出，一边用演出收益支持小组的改进工作。期间，作家老舍、语言学家罗常培、戏曲研究专家吴晓铃、北京市文委的张梦庚等文化干部都对改进小组提供了指导和帮助。1952年7月，由于经营不善，改进小组停止了活动，总共存在了两年半。当时改进小组收入模式单一，只靠“相声大会”的门票收入，加上经营能力和管理能力有限，再加上为了团结同行，招纳了太多艺人，导致入不敷出，最终倒闭。

虽然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中国相声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是响应了曲艺讲习班的号召和时代的呼唤，艺人们自发地要求自身的进步和艺术的提升，也留下了不少相声改进经验。但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只是那个时代要求相声变革的一个主要代表，并不像视频中所说的那样，具有绝对的作用，其实当时社会上所有的相声艺人和团体，都在为相声的改进做努力，以满足观众的要求。毕竟只有观众喜欢，才有艺人的饭碗。

八、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称赞过侯宝林是“语言大师”吗?

视频后面部分不符合历史事实，胡编乱造的就更多了。比如他说，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称赞侯宝林为“语言大师”。没有证据证明有这样的事。在侯宝林之女侯錱所编《七嘴八舌侯家事》一书中，收录有侯錱《大师的称谓》一文。据侯錱考证，从20世纪40年代到60、70年代，没有人称过侯宝林为大师。相声大师，语言大师，国学大师等等，这类称谓都是90年代以后的事了。

根据他的视频内容，可以确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行，更不要说对相声史做过深入的研究了。比如他认为郭德纲创作了相声《托妻献子》，这是对相声没有一点常识啊!我听了那么多相声，看了那么多相声类的书籍，这才敢做第一期视频。但是，谁给了“M2档案”的勇气，来做一期相声题材的视频呢?他又不是曲艺类的博主。这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他说的，给他“提供资讯和指导的热心粉丝”究竟是谁?这个“粉丝”号称对相声史做过深入研究，为什么却给出这种故意歪曲历史的研究成果?这些黑手贬低侯耀华的同时，还竟敢污蔑抹黑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是什么成份?

我们当然不能妄自猜测，但联系到这个视频的利益相关方，视频吹捧郭德纲、侯耀文、侯宝林，贬低侯耀华，抹黑新中国的历史，德云社和“钢丝”群体似乎难逃被怀疑的对象。联系到近期，德云社员工郑好在直播间大谈，北京市西城区文旅局私下给他泄露举报人信息。郑好所说此事如果属实，西城区文旅局应该对自己的工作人员予以追责，违反纪律就要受到惩罚;如果是郑好造谣，那西城区文旅局应该对郑好追责，违反法律也要受到惩罚。还有更恶劣的，有人伪造人民网网站及网文，意图为德云社演员秦霄贤平息舆论风波。此事还在调查之中，希望不要再一次不了了之，我们拭目以待。

德云社相声演员，常常在舞台上用学历低砸挂，我们只当这是开玩笑，而不是真心认为学历低是什么荣耀。如果一个团体，形成了一种反智氛围，那它接二连三不断出现违反道德和法律的公共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像郭德纲所说，娱乐圈是名利场、是非圈，所以才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尽力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奉劝“钢丝”群体、郭德纲先生和德云社，不要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不要触碰政治底线，否则再大的黑恶势力，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当然，社会舆论不是只会监督“人红是非多”的德云社。如今的相声圈又恢复了它的江湖属性，是江湖就充满了肮脏。相声圈本来就乱，最近又特别的热闹，私德有亏的，违法犯罪的，一个个都露出水面了。有著名相声演员杨义，养小三被曝光;也有高学历相声演员李寅飞，交往未成年。我们不要搞“双标”，与对待德云社的标准一样，业务能力和文化学历并不能体现道德水平。公众人物不一定是道德楷模，但要洁身自好，不要做有违公序良俗的事，要维护好自身形象。如果做不到，很简单，那就别吃这碗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