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至关重要的是全面深入分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机制。一定程度上看，20世纪初以来，左翼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布尔什维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分野，源头之一正在于能否正确理解“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命题，列宁的《怎么办?》详细论述了这一命题。在政治实践中，这一命题可以具体概括为“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是否会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控制”。虽然列宁生前敏锐、前瞻性地关注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机制，但是这一控制机制例如公共关系产业的发展与成熟，却主要发生在列宁去世后。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机制进入系统化、产业化发展阶段——产生并成熟于美国的公共关系产业，这是窥视这一机制的最好视角。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列宁主义主张以民主集中制(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民主革命中获取领导权的方式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则寄希望于改良性质的自发工人运动，通过议会选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借助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著作文本研究，19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领导权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没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处理葛兰西的文本，而是深陷伯恩施坦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这种前提下，他们无法理解列宁的“自发性”概念，更无法理解他提出的领导权理论——“自发性”是“领导权”的对立面，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能力(抑或霸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首要根本前提，正是通过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克服与超越“自发性”。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通过先进组织克服个人主义的自发状态，形成阶级意识、实现政治自觉，具备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精神，整个社会就只能处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各种尝试，无论是传统的改良式的议会选举，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式的在市民社会(如教育、女权、种族、环保等等)领域进行的“阵地战”乃至民粹主义的盲动，其最终归宿只会内化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控制机制，成为资本主义延长生命的改良主义工具。

一、美国公共关系产业印证了列宁领导权理论的正确性

1913年9月至1914年11月，洛克菲勒财团科罗拉多燃料与铁矿公司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劳资冲突——联合矿工工会在改善矿工处境的要求(如建立安全措施、有权在自己选择的商店里购物等)被拒后开始发动罢工。洛克菲勒家族雇用了专门镇压屠杀劳工的雇佣军公司“博德文—菲尔茨侦探所”袭击矿工，科罗拉多州州国民警卫队也参与镇压。1914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爆发上千工人参加的游击战，直到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入拉德罗维持秩序。历史学家估计，共有约200人在科罗拉多州的罢工冲突中丧生。

洛克菲勒家族因这场大屠杀一度声名狼藉。为更好干预和控制舆论，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聘请记者艾维·李(Ivy Lee)帮助应对危机。美国著名的公共关系专家弗雷泽·西泰尔((Fraser P.Seitel)指出：“企业的主管们逐渐发现，一个公司可能拥有丰富的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如果缺乏科学的管理，尤其是缺乏影响公众舆论的技能，则它注定是要失败的。”艾维·李当时成立了宣传顾问事务所“派克和李公司”，为资本家和企业提供收费的公共关系服务。艾维·李后来被称为美国公共关系之父。

受雇于洛克菲勒财团后，艾维·李主张要向工人灌输“为工业自由而斗争”的观念，“让工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崇高感”“消除原来的积怨”。艾维·李站在煤矿资本家和管理层立场上，策划了一系列以“科罗拉多为工业自由而斗争”为主题的新闻简报和评论文章，“持续不断、高度密集地将材料投送给全国意见领袖们”，对事实进行片面剪裁乃至制造虚假信息来操纵和控制大众舆论。例如，艾维·李根据矿工联合会年度报告，摘取了几位有名的罢工领袖的工资进行传播和报道，但他将工人的年薪篡改成9周的薪水，使罢工领袖们的工资每天高达60美元乃至90美元，给公众造成这样的印象，“罢工领袖和矿工联合会不过是在为了他们自己谋取利益罢了”。当时，一位自由派记者的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后来成为威尔逊政府操控公共舆论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主席)称艾维·李为“公共舆论的下毒者”。“扒粪运动”领军人物则受乔治·克里尔的启发，给艾维·李起了一个伴随他几十年的绰号——“毒药艾维”。

当罢工工人已经被垄断资本家的军队和私人保安用难以想象的暴力血腥手段镇压下去后，“毒药艾维”就通过向工人和公众进行舆论洗脑，将这件事对垄断资本家的危害降到最低。艾维·李策划洛克菲勒有计划地向公众展示其日常生活，诸如打高尔夫球、参加教会活动、和邻居交谈、庆祝生日、慈善事业等，“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欣赏”。“年复一年，全国媒体的新闻标题和内容逐渐发生变化。早先的报纸标题是：《洛克菲勒：人还是兽?》《洛克菲勒面临正义的惩罚》等。经过“毒药艾维”运作后的报纸标题是：《洛克菲勒向失业基金再捐100万元》《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佐治亚州和红魔病做斗争》等。”

美国公共关系产业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典型工具。拉德罗大屠杀后，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垄断财团发现，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国家机器远远不够，对大众的舆论、思想、心理控制至关重要。在1916年完成的“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尽管列宁当时还无法细致地了解美国刚刚产生的公共关系产业的基本情况，但他早已敏锐意识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问题。早在1902年1月完成的《怎么办?》一书中，列宁就已经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运动“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他指出，“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于是“最流行的”“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列宁《怎么办?》等著作的完成，成功抽掉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及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基石——崇拜“自发性”，主张“普遍选举权的实现会自然导致人民民主”。列宁能够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跟他创造性地提出民主集中制式的新型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列宁能够完成这些关键理论和实践创新，其内在逻辑正是克服与超越无产阶级自发性及打破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列宁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非常准确且必要的理论判断——因为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比如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最早发展出了强大、完整、系统的意识形态控制机制。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明确提出过“精神生产资料”与“思想的生产者”等概念。“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值得关注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的分析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隶属”关系，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渗透与控制，更多体现为自然与自发的过程。甚至在资产阶级内部，承担“物质劳动”分工的那部分人对承担“精神劳动”分工的那部分人所“编造”的思想和幻想“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在《怎么办?》中，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一方面是“自发地”，另一方面又是“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控制在自发层面上又有了明显的主动与强迫色彩。而在“帝国主义论”中，对“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的描述，进一步体现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能动性，其中蕴含对帝国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机制新变化的敏锐洞察。

二、伯恩施坦主义的泥潭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误读

由于缺少自发性、领导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等诸多理论分析维度，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挣扎于议会选举的改良主义泥潭而无法自拔。从19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福利国家模式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模式首先在英美随后在欧洲强势崛起。在这一背景下，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被宣布了政治死刑——1990年代的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都全面地新自由主义化了。历史的吊诡在于，自1970年代开始，经过《新左派评论》等出版物和媒介的推广，列宁的领导权概念通过葛兰西文本被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广泛讨论，这一群体被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描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控制机制成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议题。

在监狱中，葛兰西重点分析了资产阶级“通过象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并将其称之为“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国家不仅是强制与暴力，“市民社会也是‘国家’，并且不仅如此，市民社会恰好构成国家”“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早期使用较多的一个来自黑格尔的概念，原文为“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德语中兼有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双重含义，既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社会组织”，也可以被具体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曾多次使用这个语词，不过其含义多数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1846年12月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总之，具体的社会制度、家庭组织、阶级组织即市民社会，都是直接从物质生产、交换、消费形式中发展起来;一定的市民社会决定一定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包括生产、交换、消费在内，共同构成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基础。

葛兰西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目的，是探究西方社会的革命战略问题。其结论相当明确，即俄国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不同，俄国十月革命式的“运动战”并不适合西方，“我以为伊里奇很理解：1917年在东方胜利地运用过的运动战，在西方必须改为阵地战——这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葛兰西谈到，“从理论上探讨有关政治学中的运动战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之一”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写作的，卢森堡把直接的经济因素(如经济危机等等)比作运动战中野战炮兵的“重炮”，“作战时把敌人的防御阵地打开一道缺口，从而使我军得以突入，取得(战略上的)最后胜利”。葛兰西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十足的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因素起作用的速度在时间空间方面都是无比迅速的”，这样就沦为“等待出现奇迹的、彻头彻尾的历史神秘论了”。而卢森堡“由于某种‘经济主义’和自发论偏见”“在事实上忽略了‘志愿’和组织的因素”，这些因素作用之大远远超出她的估计。

关于“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区别，葛兰西认为，“在工业与社会发展先进的国家间发生战争时，运动战的作用只能看作是战术的，而不应看作战略的”，“阵地战是由双方总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阵地战并不只是堑壕战，它还包括作战军队后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和工业系统”。因此，葛兰西提出的“阵地战”，其实是指敌我双方总体力量的持久战。

对于俄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葛兰西认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大的碉堡工事网。”葛兰西强调，在政治艺术和政治学领域，“至少就最先进的国家而论”应该做出从运动战到阵地战的改变，“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难性‘袭击’(危机、萧条，等等)”。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象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一样”，“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期”，政治上也会出现军事上类似情况，“猛烈的炮击似乎已经摧毁了敌人的伞部防御体系，但实际上是摧毁了外线工事，在发动总攻冲锋时，进攻部队会发现他们依然面临着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

从关于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运动战”和“阵地战”之间的对比分析可见，葛兰西实际上是强调：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构成结构坚固的“碉堡工事网”。当大危机、大萧条等经济因素灾难性袭击“政治国家”这一“外围的壕沟”后，“市民社会”这个强大的防线依然能够帮助资产阶级抵御无产阶级的“总攻冲锋”。因此，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尤其是要克服与避免卢森堡式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和自发论偏见，重视发挥无产阶级“‘志愿’和组织”的力量，增强自身总体力量，与资产阶级打阵地战和持久战。

根据葛兰西在狱中的分析，运动战和阵地战并不是完全割裂的，阵地战是为了最终进行运动战：“在政治中，只有一个个地夺取阵地，这些阵地虽非决定性的，却足以使国家无法充分调动其全部领导权手段，只有到那时运动战才能奏效。”因此，在市民社会中进行阵地战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政治国家，“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这些阵地失掉了它们的价值，决定性的阵地反而处在危急中，那么就得转向包围战”。

需要强调的是，葛兰西是在列宁主义基本政治战略前提下讨论“运动战”和“阵地战”等问题的。“一个个地夺取”非决定性的“阵地”，目的是最终使具有决定性的阵地“国家”“处在危急中”，使最终的“运动战”能够取得胜利。这一切都必然有个前提——即“我们”这一主体的存在，即民主集中制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包括有机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一点是葛兰西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不同。

从1918年开始，深入研究过“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葛兰西便已经是一个列宁主义者。1919年5月，葛兰西等人创办《新秩序》，领导1919年和1920年都灵大罢工时期的“工厂委员会”运动。1920年5月8日，他在《新秩序》上发表《争取革新社会党》一文，得到列宁赞赏，成为青年社会党左派“新秩序派”的领袖。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建立，葛兰西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5月底，以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赴莫斯科，当选为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并在苏联建立了家庭。1924年8月当选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26年11月被捕。

然而，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不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陷于伯恩施坦主义的窠臼来讨论由列宁提出而由葛兰西延续的领导权议题。伯恩施坦主义的一系列致命缺陷，诸如在哲学层面的二律背反——即在革命问题上奉行庸俗生产力论(机械唯物主义)，在改良(如议会选举)问题上奉行唯意志论(唯心主义)，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复现，只不过这一次阿基米德的支点不再是伯恩施坦提出的普遍选举权，而是在脱离阶级组织的前提下将希望寄托于在市民社会领域(如教育等)或文化领域开展“阵地战”——争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最终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远离了与物质劳动和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治运动，这实际上是进一步重复了伯恩施坦主义的致命失误即忽视和回避阶级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过高预估了学校等所谓“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及其对国家暴力机器和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这个领域留给合法的改良主义运动的空间或许不会比议会和选举政治更大。通过葛兰西，他们仅是正确看到了列宁主义几十年前就指出的“病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机制)，但却按照伯恩施坦主义的逻辑给出了更加错误的“药方”(远离无产阶级组织和运动去改良市民社会领域)，这何尝不是“进一步，退两步”?

“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深受葛兰西影响，但是总体上却脱离了葛兰西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将葛兰西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入同一阵营，在逻辑上无法自洽。这种理论上的自我矛盾也体现于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佩里·安德森将葛兰西称为“西方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著作中直接讨论阶级斗争中心问题的，葛兰西是最后一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而且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甚至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

葛兰西之后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考虑路易·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话，的确可以说大部分人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轨道，处于这一状态的思想理论能否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是值得高度怀疑的。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尚塔尔·莫菲(Chantal Mouffe)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被佩里·安德森认为是受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影响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污蔑了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主义”，他们所提出的核心原则是“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这一提议是西方左翼用“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战略的始作俑者，即“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领导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连接起来”。

虽然拉克劳和墨菲在语言和方法上力图创新乃至标新立异，但他们整个思维框架仍没有脱离伯恩施坦主义的陈旧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也只能是将伯恩施坦主义从日益疲惫的改良主义的议会选举扩展到女权、种族、性少数人群、环保等领域，延续伯恩施坦主义在改良议题上的唯心主义幻想，认为这种“激进民主”可以根本改变资本主义。拉克劳和墨菲本来“希望苏联模式的崩溃会重新推动民主社会主义复兴”，但却无可奈何地看到主流的社会民主党放弃左翼色彩、向右疾奔拥抱新自由主义。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潮流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他们却依然强调“左翼最终接受了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的重要性是件好事”。但是如何利用“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来改变“现存领导权秩序”，拉克劳2005年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他早年所坚持的民粹主义策略，这些理论得到后来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如西班牙“我们能”党的采纳和运用。正如佩里·安德森评论的，这一民粹主义模式距离葛兰西，即“距离那位曾经关押在巴里的囚徒已相去甚远”。

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如自发性、领导权等理论)的深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上体现出实践逻辑的匮乏无力与理论逻辑的内在混乱。乔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曾是1960年代末在意大利工人和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的“葛兰西小组”的负责人，在他70年代中期研究计划中，“劳工居于核心地位”，但在其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中“这一点却消失不见了”，到《亚当·斯密在北京》这部续集中，“依旧不见其踪影”。对此佩里·安德森的评价是“空白背后乃失望之情”。或许在失望的背后还有“病急乱投医”。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漫长的20世纪》中，阿瑞基于结尾处认定日本将作为“新卫士”占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从而可能发生制高点从美国转移到日本的“换岗”现象。问题在于日本“缺少立国和战争能力”，而“这种能力始终跟世界经济的市场表层上面的资本主义表层的扩大再生产很有联系”。阿瑞基按照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逻辑推断，日本“换岗”美国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历史不会“由于某个机构的有意识行动而被迫终止”“而会由于世界市场形成过程的无意识结果而自动终止”“资本主义会跟发迹于当代的国家权力一起消亡”，资本主义历史“会自动终止”，“不过是以永远回到体系混乱状态的方式来实现的”。

无论是在苏东剧变不久、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1994年，还是在今天来看，阿瑞基的这一重大判断都是极为静态、生硬乃至草率的，盲目乐观的背后其实浸透着无边的无奈、悲观和绝望。这种情绪不仅是阿瑞基，而且诚如葛兰西文本的中文翻译者指出的，“失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宿命”，“只要是要在西方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就不能把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从这种宿命里拯救出来。如果我们把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和后来的《追踪历史唯物主义》、《西欧左派图绘》等著作放在一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日益走向悲观的道路”。

劳工运动其实是阿瑞基一直关注的重要命题。1990年(即在他写作《漫长的20世纪》过程中)，阿瑞基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世纪，美国世纪：塑造和重塑世界工人运动》这篇长文，文章回顾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国际劳工运动史。阿瑞基忽视了列宁主义理论和政治战略在启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革命热情、推动无产阶级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将俄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主要归结到“日益广泛的被剥削群众的贫困”，“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1905年在俄罗斯帝国，1925—1927年在中国)未能改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其压倒性的经历是增加大众的苦难，而不是增加社会权力”。按照这种分析框架，列宁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在欧美发达国家是行不通的。于是阿瑞基对伯恩施坦主义在欧美的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最重大的进步发生在英国和美国”“在1896年，组织起来的劳工是这两个国家政治中的边缘和从属力量，但到1948年已经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并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阿瑞基强调：“所有这一切都是沿着伯恩施坦所预言和规定的道路实现的——这条道路就是，充满活力和组织良好的运动能够利用任何出现的机会将日益增长的劳动社会力量转化为更大的经济福利和更好的政治代表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只找到很少的追随者。”

在《原霸》中，佩里·安德森似乎赞成阿瑞基的上述判断，并结合阿瑞基的文章对东西方革命命运不同的原因做出如下归纳：“发达的工业令斯堪的纳维亚与英语圈，以及战后的西欧与日本的工人阶级客观的社会力量达到了最高程度，但他们却选择了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道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俄国及东方其他国家，物质上的苦难却为列宁的革命之路创造了主观条件。”无论是阿瑞基还是佩里·安德森，此类分析都鲜明地体现出浓厚的崇拜“自发性”特点，这跟列宁批判的伯恩施坦及葛兰西批判的卢森堡非常一致。无论在列宁还是葛兰西看来，在德国受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受孟什维克主义误导的那些工人群众，与其说他们是主动“选择”了改良主义道路，不如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作用于客观的结果。“物质上的苦难”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与觉悟以及先进政党的发展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比俄国、中国更加苦难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上半叶，客观革命形势多次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如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等。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地区未曾成功，恰恰是由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广泛深入却错误的影响，及其对革命的背叛与贩卖。这一切都使革命的主观条件未能成熟，使革命的客观时机毁于一旦。

佩里·安德森同样习惯于从东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出发，寻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他在《绝对主义的国家系谱》中强调：“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失败如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样对于欧洲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其根源也在于革命所对抗的国家机器性质的差异。”安德森指出，“俄国革命归根结底不是反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917年垮台的沙皇专制制度是一个封建机器”，“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遇到西方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这类描述忽视了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在客观环境方面的共同之处，更完全回避了两场革命中主观条件上的巨大差异：在德国，尤其是在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直占据工人运动的主流地位。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势力的叛卖活动起到了破坏、葬送革命的关键作用——历史上镇压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组织的斯巴达克同盟的，正是与德意志帝国残余军事封建力量(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利益)勾结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伯恩施坦曾担任这个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及后来魏玛共和国的议会议员)。

虽然佩里·安德森在很多地方对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和妥协主义提出过批评，但依然未能跳出伯恩施坦主义的陈旧框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却将主要原因归罪于斯大林主义，认为其“破坏了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在力量”。但是，从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实际历史进程来看，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所谓“破坏性作用”远远无法与伯恩施坦主义和赫鲁晓夫的破坏性政策相比。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列宁主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取得长足进步，列宁主义优势地位在东方更明显，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东方国家受伯恩施坦主义干扰与破坏程度较轻。在斯大林逝世前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在欧洲乃至在美国保持勃勃生机及扩张态势，这是美国在50年代被迫采取麦卡锡主义来镇压左翼的关键原因。真正冲击欧美左翼工人阶级运动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在此之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借助反对“斯大林主义”来排挤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欧美左翼和工人中获得更加全面也更加长期的“霸权”地位，不仅将欧美工人运动全面引入歧途，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面攻破东方防线、全面催化苏东剧变。

在19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借助葛兰西文本的研究转向文化领导权问题前，深受葛兰西影响的阿尔都塞的著作在1960年代的英国也曾引起左翼群体广泛讨论和争论，结果是阿尔都塞所带有的“列宁主义”成分遭到英国左翼普遍抵制。如果将阿尔都塞也归入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那么他和葛兰西一样也可以说是这个阵营的异类。在推动将马克思主义与战后其他新的学术、学科思想相结合的过程中，阿尔都塞是少有的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知识分子，他试图在创新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捍卫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与党的群众路线。在《论再生产》中，阿尔都塞正确区分了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辩证关系，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而暴力国家的压迫则是被决定的、第二位的，“国家是压迫的最终中心，由这个中心辐射出一切形式的压迫：包括来自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镇压，即直接(通过警察、军队法院等等)或间接(通过行政部门)的肉体镇压，以及来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奴役”。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即上层建筑和“一切形式的压迫”“归根到底由下层建筑”“由对处于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并且无非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工人进行的物质剥削所决定”这个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真理”“今天重新质疑它的没有别人，在这方面质疑的只有那些十足的修正主义者”。阿尔都塞还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无产阶级的自发经验)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强调要动员和领导群众走向“真正的革命目标”“只有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但党，只有当它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担负起这种领导作用”。毫不奇怪，拉克劳和墨菲在高度赞赏伯恩施坦主义的同时，也批评阿尔都塞在主张“多元决定”的同时坚持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更不奇怪的是，拉克劳和墨菲完全赞同伯恩施坦式的建立在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改良主义呓语——“工人阶级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社会合法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人道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国有化’”。“工人不仅仅是无产者，他还变成了公民”“国家的民主化把国家转变成了‘所有人民的’国家”，拉克劳和墨菲强调“伯恩斯坦再一次比正统更好地理解了工人阶级已经处在国家领域之上这一基本真理”。

伯恩施坦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中的影响根深蒂固。1970年代，英国老一代新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在《理论的贫困》中强行认定，“在高度斯大林主义的特定历史时刻过去很久之后，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在继续自我复制”。汤普森非常武断地将阿尔都塞及其支持者贴上斯大林主义的标签，认为他们还远远不是“后斯大林主义一代”“他们每天都在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线上努力工作”“就理论而言，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总而言之，伯恩施坦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中起到了一种“思想过滤网”的作用，作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和强制性的暴力国家机器一起，以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者”为入口，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基本政治、政党理论排除在西方左翼和工人运动之外。考虑到战后利用“民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央情报局反共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和“美国外交政策潜藏的或秘而不宣的主题”这一重大历史背景的话，可以得出初步结论——软弱且无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将霸权/领导权当作核心理论议题，但其自身状态恰恰体现了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对西方左翼和工人运动进行主动塑造的能力。

从思想史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是伯恩施坦主义“被迫”回应列宁主义所提出的领导权问题的结果，这一回应借助葛兰西的狱中文本来实现并非偶然。与列宁明确、完整、清晰的“自发性—领导权—先锋队”理论框架不同，在意大利法西斯监狱中，葛兰西创作的文本不得不包含大量隐语、代语、晦涩和模糊之处，这给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别出心裁的任意发挥创造了一定空间。此外，葛兰西文本(它可能不同于葛兰西理论)自身也有一定的不严谨之处。比如，他的“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公式或多或少突破了经济与政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划分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普遍更进一步，在批评庸俗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又试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命题，这显然不是葛兰西的本意。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总体坚持的是两种作用(长期性的整体的经济和生产力“归根结底”的决定性作用与阶级斗争具体的“直接”的决定性作用)辩证统一的观点，这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非常严密的逻辑体现。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在这方面某些代表性论断缺乏逻辑严密性。比如为了突破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乃至“物质与意识”关系的经典论断，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其著作《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被佩里·安德森称赞为代表了战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张，他强调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了如下问题：“思维”和“想象”“只能通过无可争辩的物质形式”，比如人声和器具产生音响、书写或印制文字等等，“才会为人们所理解接受”，“把这些具体的物质社会过程从整个物质社会过程中排除出去是错误的”。于是他主张“恢复完整的社会物质过程”“特别是要恢复文化生产作为社会的、物质的过程的一面”。固然人的意识活动哪怕仅停留在大脑中也会产生出某种物质成分(如脑电波)，固然精神文化产品(如音乐、小说、诗歌、影视)的传播必然通过物质性媒介，但是这绝不构成将物质与意识、经济与政治(及文化)混为一谈的理由。

葛兰西关于东西方社会的区别、关于“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关于运动战与阵地战等问题的论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自发性问题，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控制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先锋队组织理论，不仅针对俄国无产阶级，也针对欧洲无产阶级。对列宁来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存在突破葛兰西所讨论的“市民社会”构筑成的“堑壕体系”和“坚固防线”问题。比如，在列宁看来，伯恩施坦主义在德国的产生，本身就是西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渗透控制工人阶级的结果。更加关键的是，即便是在俄国，伯恩施坦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也得到广泛传播，这其实反映了俄国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首要的政治前提就是他带领战友们战胜了伯恩施坦主义的俄国变种，诸如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等。用葛兰西的话语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恰恰是首先在俄国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这一“市民社会”领域通过十几年的工人阶级革命组织工作取得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获得了持久的“阵地战”的胜利，为十月革命最后的“运动战”总攻创造了条件。因此，俄国十月革命远不是缺乏“市民社会”坚固防线的“国家”在一场突然爆发的“运动战”“突击战”冲击下的短期崩塌。

此外，俄国、中国及其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革命历史也充分证明，其“市民社会”或许不如西方发达，但是半封建的社会土壤(诸如军阀、官僚、宗教会道门、宗族乡绅、地主民团)仍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组织、支持下成为阻碍民主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敌人，而工业无产阶级的客观力量(比如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发达国家又更加弱小，因此，我们不能从理论上轻率得出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比西方更容易的结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同一时期西方革命遭遇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列宁主义未能在西欧战胜伯恩施坦主义并在西方工人与群众运动这一关键市民社会领域中获得领导权。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失误，实际上是没有看到葛兰西和列宁的一致性。在葛兰西那里，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毫无疑问是“市民社会”的关键场域，而放弃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工作，将市民社会领导权斗争转向文化尤其是“教育”领域(问题在于媒体是与教育同等重要的阵地，而工会组织则更为关键)的“阵地战”，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成为无根之木。葛兰西的狱中文本出于总结西方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自发论和庸俗经济决定论的目的，强调了东、西方社会的差异，强调西方革命的成功需要比俄国十月革命更加注重发挥无产阶级阶级意志和政治组织的作用，这显然是以在西方坚持列宁主义为前提的。但是由于包括法西斯主义封锁在内的各种原因，葛兰西的狱中文本未能明确强调列宁主义在西方的适应性，这也给民主社会主义对其文本的断章取义提供了机会。

三、从“隐形政府”看西方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控制

葛兰西关于“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公式及“身体—甲胄”比喻(“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的论断将同意—领导权比喻为身体，将强制—国家比喻为甲胄)，在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和意识形态控制作用的同时，也弱化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根本特征(仍是“政治暴力+强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视与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归根结底是由资产阶级政治暴力维护的，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远未过时的原因所在。正是葛兰西文本的这些不严密性，给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否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的专制性、暴力性、强制性与阶级性)创造了乘虚而入的机会。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忽略的问题在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霸权归根结底是由资产阶级国家暴力(乃至私人暴力)支持和维护的，对于这点，美国公共关系产业——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市民社会”领域是最好的明证。

由于欠缺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机制的分析尽管可以在逻辑上形成闭环，但与资本主义的实际和本质却相去甚远。这个群体中相对杰出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问题的实证剖析也流于表面。例如，雷蒙德·威廉斯在《传播》中提出，资本主义对传播系统的控制机制存在专制、家长式、商业三种系统，“专制系统传播命令，以及促使人们接受命令，而家长式系统则传播价值观、习惯和品味，这是它作为统治少数群体的正当理由，它希望将这种正当理由扩展到全体人民。”而商业系统则以利润为导向，个体艺术家“必须由拥有这些资本的个人或团体提供资金”“什么都可以说，前提是你说得起，而且说得有收益。”雷蒙德·威廉斯判断，“在过去的一代人中，主要的斗争是在家长式系统和商业系统之间进行的，看起来好像商业系统一直在稳步获胜。”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系统，如公共关系产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伪装成商业和产业的秘密情报系统完成的。这种市场资本与政治专制的高度统一模式远远超出了威廉斯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为了解决问题，威廉斯提出了第四种即民主系统的方案，主张依托西方的政治民主体系，创建新型的公共服务机构来实现传播自由。他认为“只要社会的总体生活仍然是民主的，创造中间机构和契约制度”“可以使政府控制变得不可能”“所有关于资源实际分配的决定都应该公开辩论，并接受质疑和审查。”毫无疑问，错误的诊断体系导致了无效的解决方案，雷蒙德·威廉斯的方案带有明显的伯恩施坦主义的思维惯性，注定难以成功。

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葛兰西都认为，在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制)之前，实现自由、民主是不可能的，而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前提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机器。按照葛兰西的文本逻辑，20世纪出现的公共关系产业毫无疑问属于典型的“市民社会”领域，它预示着垄断资本通过驾驭国家暴力机器(如秘密的情报机构)，以商业和市场的方式成功实现了对“市民社会”全面的极权主义控制。公共关系产业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操纵产业，是美国垄断资本和美国情报机构联合起来控制社会舆论的“中介”和“白手套”，也是他们专业地操纵舆论、发动舆论战争的“指挥部”。这些公关公司一般都由美国资深媒体和政治人士设立。通过旋转门，美国情报机构中的舆论操纵专家和垄断财团的公共关系骨干往往是同一批人，他们能够对大众传媒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操纵力、控制力，并且是专业的政治战、舆论战和心理战专家。

不仅是公共关系产业所在的媒体传播领域，而且在教育领域、在工会领域，帝国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市民社会”都遭受财团和秘密情报机构的全面深入控制。比如美国的最大劳工组织劳联和产联早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被中央情报局控制，他们使用中情局的资金在美国及全世界进行反共主义活动，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强调，“劳工在美国政府遏制和打败共产主义的努力中提供了重大的政治支持。”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最重要的市民社会领域之一)在新自由主义冲击下虽然有所衰落，但仍是欧美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力量，可惜欧美左翼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葛兰西在领导权问题上播下的是列宁主义“龙种”，在西方收获的是一堆伯恩施坦主义“跳蚤”。

根据列宁及葛兰西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问题的分析，其首要的基本的结论应该是得出伯恩施坦主义议会选举、自由民主式改良模式必然最终破产，如果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他们参与议会选举的行动就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美国公关关系产业的元老级实践者兼理论大师爱德华·伯内斯在1928年出版的《宣传》一书中坦白:“对于大众的组织化习惯和观点进行有意识地、明智地操控，乃是民主社会一项重要的构成因素。那些操纵这种隐蔽社会机制的人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统治，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统治力量。”

在20世纪以来美国现代史中，公共关系产业已经与美国秘密情报机构密切配合起来，成为“隐形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公共关系产业曾与美国情报机构密切合作，成功遏制了尼加拉瓜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联合果品公司雇佣伯内斯及其公共关系公司，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在美国和拉美发动了针对危地马拉左翼政府的舆论战，并最终推翻了危害联合果品公司利益的危地马拉民选进步左翼政权。伯内斯的传记作者泰伊(Larry Tye)根据伯内斯留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大批历史档案，提出了“伯内斯公式”：富有的私人机构、同情其事业的美国人员，再加上一个宣传大师来煽动舆论，就足以推翻一个外国政府。此后这个公式被美国多次实施，运用于从格林纳达到伊拉克的国际颠覆活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认识甚至不如一些中右翼学者。学术界普遍采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来否定苏联，但是如下问题却往往被回避：阿伦特在对极权主义的问题研究过程中，非常明确提出过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秘密情报机构形成“隐形政府”进而控制市民社会，导致这些国家存在演变为极权主义国家的趋势。1967年7月，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国主义”新序言中强调过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内在关联，强调美国当时存在的帝国主义现实倾向。阿伦特认为，“美国最近仍在走向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方向”，按照历史经验，当“民族国家”无力处理变为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时，“它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和目光短浅必定走向极权主义的灾难”。

阿伦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国内创建特务系统的目的并非它自称的直接针对苏联特务网对美国民族生存的威胁，而是服务于美国世界霸权和统治全球的战略意图。她以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957年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宣称美国的情报机构自1947年以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有效地对政府具有影响力”为例证，强调美国情报机构的影响力还在“市民社会”领域持续增强，“最近才揭发出来的秘密机构成为‘隐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影响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以及文化、教育、经济等各个部门，这种过于不祥的预兆令人无法默然置之”。在阿伦特看来，这并非新鲜事物，“人们不太知道帝国主义政治、‘隐形政府’统治、特务这三者之间传统的密切关系”。阿伦特非常担忧美国“隐形政府”对美国国内乃至全世界的破坏性作用，她强调：“在目前明显地、却也令人不愉快的是，某些似乎无法控制的过程之力量正要摧毁在新国家内建立宪法的一切希望，并破坏旧国家内的共和体制。”

在帝国主义秩序中，虽然“隐形政府”的作用愈发重要，但仍无法取代“暴力国家”，这两者总是密切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正如列宁于1918年指出的，即使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镇压无产阶级的“后路”，如调动军队、实施戒严等，防止无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防止被剥削阶级不再俯首听命并试图“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列宁所着力批判的，正是伯恩施坦主义所谓普选权、政治自由与议会民主制消灭了阶级斗争和资本专政等谬论，而这些谬论在西方的影响则是异常持久的。例如，在1964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当前危机的起源》中，佩里·安德森曾将英国权力结构的特质归纳为“市民社会”高于“国家”，即“官僚或军事形式的相对无足轻重，经济形式的非常直接的打击能力，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的最终的至关重要性”。在此判断前提下，他强调：“最终出现的议会民主制，英国以此而闻名，是工人阶级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胜利。”这些判断带有太过明显的伯恩施坦印记。

“西方马克思主义”忽视的问题是，正是由于一战前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将西方工人阶级引入改良主义轨道，西方国家赤裸裸的暴力镇压特质才得以更多隐身幕后，但是二战以来以秘密情报机构为核心的“隐形政府”的作用无论在西方还是全世界都日益凸显。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情报机构借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异常强大且专业的居高临下的干涉、渗透、颠覆活动(公开和隐蔽兼而有之)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体现出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和形式民主。回顾20世纪以来的美国历史，从1919年胡佛大搜捕到1949年麦卡锡运动再到2011年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镇压，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呈现了这样的规律：在以公共关系产业、大型媒体、秘密情报机构等为有机组成部分的“隐形政府”形成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凸显程度，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强度成正比——纳粹德国的镇压性国家机器确实比美国更加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正是当年德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远比美国要强大得多，同样的案例还包括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登峰造极，它将私人垄断财团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霸权扩张到史无前例的状态。当不仅是国防武器供应商就连美国的监狱系统乃至军队也开始施行私有化的时代，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都统一嵌合于垄断财团们的控制之下，从而使晚期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体制愈发体现出法西斯极权主义特征。

从美国意识形态控制机制的标志性机器——公共关系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来看，20世纪帝国主义时代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其说是葛兰西式的“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不如说是垄断资本主动地、有效地、全面地渗透和控制了所谓私人性的“市民社会”——这种控制既自下而上公开地通过市场与资本，又自上而下通过秘密的国家暴力机器如情报机构来完成。统一的、镇压性、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有形政府)已经与私人领域的教育、传媒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隐形政府)非常紧密地、有机地嵌合在一起形成互补关系——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如果用身体做比喻的话，暴力国家决然不是套在外面的可卸载的甲胄。暴力、强制性的国家是骨骼，说服、控制性的市民社会是肌肉，而融和金融和工业于一体的垄断财团则是大脑与心脏中枢。

美国公共关系产业及“隐形政府”的出现，实际上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预见性。20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说明，除马克思、列宁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外，各国无产阶级至今未能探索出其他的成功改造资本主义的第二种理论、第二条道路、第二套方案。对于欧美左翼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来说，只有彻底反思、否定、脱离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轨道、回归列宁主义传统，才能从不断重复的悲观、失望、失败中彻底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