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雄居世界第一位，对美国的冲击越来越明显，一些原属于西方国家的市场被中国产品占领，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是结构性的、长期的。

于是，许多人认为美国最怕中国经济发展，近年来中美间的经济战就是最好的证明。

思想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国家实力。美国的确担心制造业的衰落，但这从不是美国最害怕的。

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如同19 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一样，最怕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如佛教一样，扎根中华大地与文化，成为完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也是先进的中国人民的信仰，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使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地西方势微的情况下，依旧生机勃勃——正像历史上中国化的佛教一样，在印度次大陆佛教消亡后，继续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

“强大的中国经济军事硬实力+ 强大的中国思想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美国的恶梦，也是整个嗜利如命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恶梦。

所以，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时任美国国务卿在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958 年12 月4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中明确指出：“我们远东政策所追求的一个要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工具。这种威望是非常大的。”【1】

今天，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则将中美之间的对抗看成“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2019 年4 月29 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指出：贸易并不是美国对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谈到中美之间的争端，斯金纳认为：“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2】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华文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天下为公的文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天下为私的文明，其本质上是反文明的(anticulture)。【3】天下为公的文明之光令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极为恐惧，故他们未雨绸缪，将追求天下大同的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视为敌人，更担心二者联系在一起。具体说，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黄老道家/法家的结合。

为了阻断二者的有机融合，近年西方某些势力掀起了一股“评儒批法”浪潮，他们揭批“法家的黑暗与邪恶”的同时，政治上支持“愿意保存儒家传统的商界及政治精英”。

支持“愿意保存儒家传统的商界及政治精英”，是国际上一位擅长颠覆别国政府的金融大鳄，2019 年1 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

难道这位金融大鳄通过所谓“普世价值”颠覆中国政府不成后，“改邪归正”，要支持中国文化复兴了?

大鳄总要吃人。他要用儒家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这招儿实在是厉害，因为宋以后儒家将法家、道家异端化，支持今天继承宋明理学衣钵的儒家，不仅可以对抗马克思主义，还可以对抗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家。

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不同于西方传统私人学术，前者源自西周官方学术，按不同社会功用分类。一个人，搞政治就是法家，搞教育就是儒家，大儒孔子治鲁，也要行法家，“杀少正卯”立信，结果鲁国大治;法家著名人物韩非子被西汉刘向称为“名儒”。先秦大儒都通乎百家之学，否则荀子何以能教出李斯、韩非那样著名的法家人物。

宋明理学家表面上反佛，实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方面，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视为异端，包括法家、纵横家在内的外王之术被异端化，乃至妖魔化，中国外王之学大坏，中央集权政府治国理政能力被削弱，士绅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吞噬国家财富;另一方面，理学家以佛家观念，特别是禅宗的“悟后起修”思想解释儒家内圣之学，由人间起修，积善成德的儒门心法被颠倒本末，从明德开始达到至善，中国内圣之学大坏，使得积善成德的积善堕落为空疏的“敬、净、静”，士绅地主阶级用“敬、净、静”的心法来逃避他们上抗中央、下欺百姓的罪恶所带来的良心谴责。

中国文化精髓，内圣外王之学两失，是宋以后中国走向衰弱的根本原因。直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激活了天下为公的中华治道——精神上崇尚大公无私，经济上崇尚国有经济，中国才扭转了千年弱势。

最近一位将自己的祖国称为“地狱”的海外华人写了篇长文，起因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间接引用了法家商鞅的名言“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位“恨国者”的推理是：

某人引用商鞅的话就是崇拜商鞅，商鞅的法很坏，所以某人很坏。

揭批“法家的黑暗与邪恶”，商鞅的法很坏，理由何在?按这位“恨国者”的说法，因为它是“专门对付老百姓的严刑峻法”，商鞅行法的目的是弱民、胜民、辱民。“弱民”就是要“人民必须卑弱”，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他还大量引用秦晖和鲍鹏山的“研究成果”。

商鞅的法是“专门对付老百姓的严刑峻法”吗?请看商鞅之法施行十年后的效果：“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

即使没有看过《商君书》、没有看过《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商君列传》，只要知道秦国在西周以后又一次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就不会相信商鞅之法是“专门对付老百姓的严刑峻法”，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处于严刑峻法下的边疆政权能够具有统一全国的力量，如果让人民处于严刑峻法之下，这个政权不但不能实现统一，反而会被人民抛弃。如果商鞅的法是“严刑峻法”，也是用来对付割据贵族势力的，不是对待人民的。

那么，商鞅为何要弱民、胜民呢?幸亏有商鞅学派的核心经典《商君书》在，我们知道“弱民”是让人民遵守法令，能为国家建设所用，是让民“化一己之私”而为“利天下之公”——看看当今世界的寡头政治之害，就知道“弱民”多么重要，寡头们甚至纵容鼓励本国人民吸食毒品以达到弱民的目的。

商鞅研究名著，蒋礼鸿先生1945 年出版的《商君书锥指》总论《去强》篇写道：“此说与《说民》《弱民》二篇义指并同，去强者，国有民而不可用，是民之强也。故当去其强，非谓欲民之无力也，欲其制于我、用于我耳。”【4】

长期以来，学界对“弱民”的本意并无太多分歧，因为《商君书·去强》专门就此详述，且有《说民》《弱民》两篇为之作注。蒙文通先生的堂弟和学生，史学家蒙季甫先生曾专门作《〈商君书〉〈说民〉〈弱民〉篇为解说〈去强〉篇刊正记》，【5】 将三篇经注合为一篇，从中能清楚看到“弱民”的本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但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那里，“弱民”竟然成了压迫、愚弄、弱化人民。为何这些人指鹿为马呢?不是要反对两千年前的商鞅，而是反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那位“恨国者”断言：“商鞅提出了一种早熟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比马克思和希特勒早了差不多两千年。”

这里，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无论是“评儒”还是“批法”，最终目的是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复兴大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用异化的宋明儒学取代先秦儒家、诸子百家的同时，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家异端化、妖魔化，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隔离—这是近年海内外“评儒批法”的本质。

鉴于美国过去一百多年来执行国家战略的长期性和坚韧性。可以预见，随着大量金钱涌入儒家研究和宣传领域，“评儒批法”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巨流——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是灾难性的。

必须为中国文化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否则，我们很容易跌入美国的战略陷阱——自以为坚持文化自信，复兴中国文化，实际是给他人作嫁衣裳，为别人的战略目标服务!

醒来吧，文化上昏沉千年的东方睡狮!

注释：

【1】《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收入辛灿主编，《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新华出版社1989 年版。

【2】参考消息网2019-05-06， 网址：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90506/2379253.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1 月17 日。

【3】Patrick J. Deneen: Why Liberalism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 2018, pp.64~90。

【4】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 中华书局. 1986 年第1 版，第27 页。

【5】蒙季甫:《〈商君书〉〈说民〉〈弱民〉篇为解说〈去强〉篇刊正记》,收入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