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读经典，传承文明

韩毓海 王登峰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9月29日

编者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历来是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8月上旬，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和国家语委在江苏泰州市举办了“中华诵－经典诵读”活动，活动的目的旨在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与当代生活相接、与科学精神相联、与革命传统相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树立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爱国歌曲大家唱”、优秀传统经典和革命经典大家读，这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推动文化教育工作面向基层、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抓手。

中国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传承并发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是当前教育工作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早在68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曾批评过“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不去认真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的学风，今天，我们要继续传承文明遗产的工作，首先也需要纠正一些学风上的偏颇。例如，把传统文化机械地与封建制度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忘记了中国文化的真正创造者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依然活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再如，把传统文化理解为少数精英的爱好和修养，闭门造车，将传统文化精英化、博物馆化，乃至商品化、庸俗化，从而脱离普通大众和普通受教育者真正的、广泛的文化需求。还有：过分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世界观的对立，甚至割裂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进步文化之间的联系，从而有意无意地割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最近，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推出的“中华诵——经典诵读”活动，实际上既是针对上述情况所作出的回应，同时也是新时期以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为表，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里的新实践和新探索。在实践过程中，作为举办者、参与者和学习者，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灿烂辉煌，对于传统文明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继承发扬关系，对于传统文明对于当代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体会。

一， 中华文明是汉字铸就的不朽文明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灿烂的书写之邦，中华文明是用汉字建造的不朽文明。

文字的产生是文明发轫的最重要标志。从19世纪末期开始，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这一发现将中国的书写历史上推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的出土，也证明了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就已经存在大量文字书写的典籍。而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的是：甲骨文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玛雅文明所创文字虽并称“人类四大文字发明”，但是，后三种文字却随其文明湮灭而不复存在，并没有什么经典和文献流传下来。

由于甲骨文与今天的汉字属于同一书写系统，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就有大量的经典文献发明、诞生并流传至今，并且，这些经典历经沧桑，仍然还是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旨圭，其中重要的格言和警句，依然活在中国人民言传身教、为人处世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汉张良的《素书》，通篇不过132句，1360字，却被称为奠定有汉以来中国社会规范的法宝，其言词朴素，含意深远，故能深入人心，古今传诵。现代华章，如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长不过千余字，而浩然长歌，如日月经天，与汉语同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与“经典”融和为一的，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我们今天所运用的汉字，与4000年前我们的前人的书写相同，正是通过这样的书写，通过浩繁的文献典籍，我们的先人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宇宙的参悟，就得以超越时空，依然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闪光。于是，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当代生活与经典的交融，就铸成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古老而又年轻。

中国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是统一的。“文化的大一统”作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中国政治和行政统一的基础。而中国文化的统一，正是基于中国文字的特点：即使是方言和次生语言所产生的差异，也会被以文字统一为基础的语言统一性所消弭。同时，中国文字书写的统一性和方言的多样性，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产生的重要基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基础，文字的统一性，更是我们推广普通话，完成中国文化共同体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基本前提。

二， 中华文明与当代生活

通过经典诵读活动，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能够体会到：中华经典中所传达的道理，因为极其朴素，所以才会永恒，因为来自人民，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所以才深入人心。诵读活动的目的，更在于加强每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加强人们对中华文明与当代生活的密切关联的认识，加强对于中国历史和国情的了解，促成我们对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优秀文化因子的自觉传承。而这其中就包括：

其一，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学习型社会”。我们文明的重要代表者是“教师”――孔子，孔子设想了作为美好的人际关系之一的师生关系，倡导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坚持真理，这是中国文明优良的传统。从“学而时习之”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到“向劳动人民学习，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中华民族始终把追求知识与真理，把“求道”、“求学”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理想，这形成了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第二，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勤劳节俭的社会。我们民族的始祖，乃是亲耕和与民并耕的劳动者――神农氏，《吕氏春秋 爱类》中说：“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也。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天下或受其寒也。’故身亲耕，妻亲织。”美好的社会是劳动的共同体，“不劳动者不得食”是我们社会的基本原则，劳动人民是我们社会的主人翁，这是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以人为本”，“劳动光荣”既是当代的先进文化，也是我们文明中的优秀种子。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曾经这样说过：“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而退行，继则衰弱，继则灭亡，可畏哉！”勤俭建国，艰苦奋斗，这既是古老的美德，而且也是当代社会先进文化的要求。

第三，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勇于改革，不断创新的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文明把改革、革命和创新提高到“天命”的高度，把敢于继承和勇于承担这种“天命”者，称为仁人志士，而中华经典对于当代青年最大的教诲和教益，就是要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为国家读书，为人民服务。所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若以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宇宙尚已。”这也正是今天的青少年最应该具备的情怀。

第四，我们文明的基础和文明所追求的理想，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与和谐的世界。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认为宇宙和人类，乃是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产物，他们也都因此认为宇宙和人类社会是由造物主、上帝、第一因所决定的，而唯独中国文明把世界理解为本然自生的，认为世界是有机的整体和万物相关性的联系，自远古以来，中国文明就认为世界和人类社会是在阴阳、四季、五行的运动中生成的，因此，李约瑟将中国文明的宇宙观称为“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的世界”（an ordered harmony of wills without an ordainer）。上世纪6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更指出了这种和谐世界观对于现代科学宇宙论的重大启发意义。1976年，为了纪念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对中国和谐世界观的继承发展，以及对于现代科学世界观和宇宙论的重大贡献，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物理学大会，决定将最小的物质元素命名为“毛粒子”，借以张扬中国和谐的宇宙论对于现代世界的重大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明、中国宇宙论对于当代世界的重大影响和启发作用。这更加表明：关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是当代中国对于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明灿烂悠久，典籍浩如烟海，对于她的任何生吞活剥式的全盘继承和全盘接受，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一切剥削阶级和封建等级因素，都不是优秀的，而是必须批判和扬弃的。因此，我们的经典诵读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让经典与当代生活相联，与现代科学精神相接，与中国革命传统相续，让经典成为鼓舞我们当代奋进的重要动力，我们认为，这也是目前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历史态度。

三， 经典诵读：合众声为乐

汉语是单音节语言。汉语的这一重要历史特征，深刻地决定了汉语的音乐性、节奏感，也决定了中国文章的可诵读性。

讲究语言的音乐性、可诵读性，这是中华经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传统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屈原、宋玉等人咏唱江湖芷兰，铺陈宗族神话，创造了以吟唱诵读为特征的“楚辞”，而在被称为“文的自觉”的魏晋时代，对文章的可诵读性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从那时起，文章的直接应用价值被称为“笔”，而其可诵读性和音乐性则被称之为“文”，这就是所谓“文笔之分”。梁代的沈约进一步强调文章的感染力在于其音乐性，他更指出：“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他这里所说的“宫商之声有五”，是指古人把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称为“五击”或“五音”，而正是这种自觉运用汉语语言音乐性的传统，最终促成了灿烂的唐诗、宋词和元曲诸华章的推陈出新。

文化的统一既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统一和人民团结的重要基础，而经典的诵读活动，也一直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教育活动，这形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在漫长的文明历史中，从国家典章到民间乡射，诵读活动就一直是下情上达，以文化的方式将人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重要方式，是“合众声为乐”的重要手段。诵读活动，既需要人民广泛的参与，同时它更是以文化的方式将人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从而形成家家礼乐，户户弦歌的升平气象的有力抓手。同时，只有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字与音律之间的密切关系，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早在1961年，教育部就曾委托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以音律、历法、天文、地理、衣食服饰诸方面为切入点，从切实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讲解，反响强烈，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今天，这样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面向全社会的、真正的学术普及工作，依然需要继续下去。只有这样作，我们才能真正避免和制止那种将传统文化商品化、庸俗化，甚至打着传播传统文化以推行和宣传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

在现代民族解放战争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进程中，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街头诗、群众朗诵活动，正是由于自觉继承了中华文明这一“乐”的传统，才使文章、诗歌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化艺术活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文化研究和批评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相结合、文化艺术创造的主体与当代社会的主体――人民大众相结合，这就是繁荣中国文化、教育、艺术工作的必由之路。今天，我们希望以经典诵读的方式，再次使得中华文明的优秀遗产，包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产生的新华章，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走进学校、城市、社区中去，成为我们团结向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精神动力。

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刻。文化教育事业应该、也必须在这个历史时期起到无愧于历史和人民期望的作用。教育的人民性、教育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根本指南。最近，中共重庆市委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衷心拥护、热烈参与，而中华传统经典和革命经典的诵读热潮，也正在全社会逐步推开。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真理：只要得到人民的真心参与、真心拥护，我们的工作就一定可以向前迈进，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登峰：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