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
——萨米尔·阿明和多米尼克·洛苏尔多学术贡献述评
陈硕颖
【内容提要】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以西方国家创造和主导世界历史为圭臬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话语系统，它在西方右翼学术圈中表现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左翼学术圈中表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中心论。萨米尔•阿明与多米尼克•洛苏尔多既深刻批判了自由主义，揭示其所掩盖的掠夺性中心—外围体系结构、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历史传统，又辩证地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性，指出该论点忽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单极化一方面阻止外围地区复制中心国家的发展路径以及在全球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赶超，另一方面延缓了中心地区社会主义意识的成熟。因此，阿明与洛苏尔多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转向外围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中国的崛起具有变革中心—外围结构的重大潜能。
在2018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失去了两位思想巨擘——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以下简称阿明)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以下简称洛苏尔多)，他们分别于2018年8月12日和2018年6月28日逝世。这两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宝藏：阿明的《超越美国霸权》《欧洲中心主义》《自由主义病毒——永久战争与世界的美国化》《世界规模的积累》，洛苏尔多的《海德格尔与战争意识形态》《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自由主义批判史》《战争与革命：反思20世纪》《阶级斗争：政治和哲学历史》都是享誉世界的著作。阿明在其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单极化现象，洛苏尔多在其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西方自由主义。基于这些批判，阿明与洛苏尔多成为国际左翼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坚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真正运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学者。
▉一、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与本质
西方中心主义是18世纪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国家不平等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以西方国家创造和主导世界历史为圭臬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话语系统，它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西方国家18世纪末以来在世界历史中的领先地位。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模式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准，西方模式是无可替代的，只可以被模仿，也应该被模仿。
西方中心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18世纪末以来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这里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劳动力。劳动者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分离，构成了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但是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出现在市场上，资本才产生。“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阿明和洛苏尔多都着重研究了这一历史条件，并从劳动者与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被迫分离的历史过程出发，揭示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阿明指出：“欧洲中心的历史资本主义不断将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大量驱赶出去，这种历史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后来征服了美洲才得以纾解外流人口的问题。”与中国“将农民整合到整个系统的构建中，致力于农业持续的密集生产”的发展路径不同，欧洲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建立在“耕地的大量私有化、驱赶农村居民、人口大量外移，以及对世界的征战和占领之上”。这种模式将世界分割为主导的中心和被主导的边缘，通过剥夺来进行自我积累，首先是对农民的剥夺，其后是对作为附庸融入全球体系的外围地区人民的剥夺，不断地再生产和加深中心—外围之间的分化。
洛苏尔多也指出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剥夺性——如果没有美国西部广袤的土地使欧洲白人中的穷人成为地主，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劳动力，那么世界历史就会改写。欧洲移民之所以能够征用美国西部广袤的土地，依靠的是对本土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导致美洲严重缺乏劳动力,于是欧洲殖民者又从非洲贩运大量黑人奴隶去美洲从事种植园劳动,形成种植园奴隶制，直到1863年美国废除奴隶制。西方通过种族灭绝来进行剥夺的手法一直延续至当代，并被法西斯第一次运用在非有色人种——犹太人身上。洛苏尔多认为，欧美控诉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是在故意掩盖如下历史真相：法西斯恰恰脱胎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殖民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视为起始于1914年的短促世纪，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因为对于世界其他角落而言，恐怖的殖民战争和统治早在15、16世纪就开始了。20世纪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这次殖民主义的战火烧到了欧洲，恐怖的殖民行为被法西斯运用在犹太人身上。
▉二、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包装——自由主义
为了粉饰和掩盖欧洲中心的历史资本主义模式的剥夺性，欧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给西方中心主义披上一套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形态外衣——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套由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法律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将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地区的文化和制度贬低为蒙昧、前现代、缺少法治的象征，把苏联树立为富裕、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将苏联妖魔化为短缺和极权的代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将自由主义强加于外围地区，结合军事暴力的威胁，迫使外围向中心开放市场，使外围地区的经济依附于中心，为中心的资本积累服务。
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宣扬自由市场经济、最小政府。主流经济学家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从一开始便刻意回避政府因素，为的是掩盖那些曾经发生在政府因素身上的一宗宗“秘而不宣的丑闻”;与此同时，在市场规则的帷幕掩护下，政府因素又无时无刻不在上下其手。饶有意味的是，政府因素越是试图在宏观上利用非市场手段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就越是需要在微观上编制自由市场制度的帷幔来做掩饰。不仅如此，主流经济学家们试图借助微观上的自由市场规则占据理论上的“道德高地”与话语权，并据此向其他经济体推销其自认为“先进”的制度理念，进而帮助其背后的政府因素实现“秘而不宣”的政治经济目标。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编织“市场帷幔”的角色。
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宣扬代议制民主和多党制，通过把苏联和中国妖魔化为极权制度，来掩饰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本质：只是赋予人民以“选举自由”——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却没有赋予人民实质性的平等权利——争取更平等的经济结构。虽然代议制民主赋予民众对政治代表的“选择权”，但是选择的对象只能局限于各个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在政治选举中相互竞争，胜出者代表其身后的利益集团行使政治权力，在执政期间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扩张势力范围。
自由主义在法律上崇尚诉讼社会，提倡将冲突诉诸法律解决，同时无视或贬抑外围地区的法治，将国内法强加于国际社会。
由于阿明与洛苏尔多都深入研究过劳动者与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被迫分离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洞见了欧洲中心的历史资本主义模式的剥夺性，所以在国际左翼学者中，阿明与洛苏尔多在揭露这一模式的意识形态包装时态度最为鲜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最为彻底。阿明指出，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诸如“保卫民主”“文明的战争”等伪文化命题下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南方国家的落魄发展(lumpen-development)。就阿拉伯国家的革命而言，最核心的就是要脱离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因为看似平等的竞争，其实是不平等的竞争，如果不摆脱自由主义经济体系，那么边缘国家即使可以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却无法终止帝国主义的宰制。
洛苏尔多认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形式，这种自由总是伴随着某种被美化的排他性，即自由从来都不是所有人的自由。与每个时期的自由主义相伴随的，是各个时期的奴隶制。英国和美国是自由主义最典型的代表，同时也是奴隶制最典型的代表。我们绝无可能在没有理解奴隶制的前提下理解自由主义，长久以来，自由主义与奴隶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月革命爆发前，“自由世界”的选举排斥以下三类人的参与——女性、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弱势的种族(比如美国黑人)。十月革命激发的全球反殖民运动，才倒逼“自由世界”内的变革，削弱了那里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因此，洛苏尔多认为，自由主义把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世界”作为参照物，是在颠倒历史真相。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激发的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自由世界”中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不会自发消除的。
洛苏尔多还强调不同种类的自由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洛苏尔多援引黑格尔的观点指出，黑格尔并不反对私人财产权，但是在一个人面临饥饿至死的危险时，黑格尔说我们将不得不处理两种对立的权利：占有一片面包的权利与这个人吃掉这片面包获得生存的权利。后者的权利是绝对的，因为这个人所面临的处境对他构成了一个绝对的否定判断。洛苏尔多认为，自由主义只强调私人占有财产、发表言论、政治选举等方面的自由，却闭口不提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国家的掠夺对外围国家人民生存权的侵犯，是在有意无意地忽略私有财产权利与生存权利之间的冲突。
▉三、社会主义革命从中心转向外围是历史的必然
阿明和洛苏尔多通过分析西方中心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都认识到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必须不断地掠夺和征服体系的外围才能维持中心的资本积累。20世纪民族国家纷纷宣告独立之后，为了在政治独立的表面下继续剥夺外围地区，中心又开始推行一套经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装的、名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实为巩固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战略。自由主义给外围地区描绘了如下幻象：只要让市场经济自由运行，用法治约束政府的权力，用代议制民主表达民众的诉求，一个国家就可以实现与中心同等程度的富裕、民主和现代化。
阿明和洛苏尔多都毫不留情地刺破上述幻象，揭穿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包装，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和发展外围地区，社会主义革命从中心转向外围是历史的必然。阿明指出，建立在掠夺和征服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方式不可能在外围地区实现再生产，因为后者再无“美洲大陆”可征服。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禁止外围国家人民享有类似的移民可能性，它甚至对这些外围国家关闭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不允许它们以后来者的身份复制中心国家曾经采取的发展途径(比如阻挠外围国家的产业升级政策)。晚年马克思已经得出了这样一种直觉性的理解，即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一定会引起两极分化，而这种两极分化，将使被征服的东方，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内，在资本主义的核心规律的基础上赶上西方。由于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实现“赶超”，除了寻求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外围地区的人民别无选择。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上，革命很可能只会在世界体系的边陲地区取得进展，确切地说，革命很可能只会在这样的国家开始——这些国家的革命者会理解，通过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来“赶上”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应以别的方法为之”，也即，争取在社会主义性质的过渡中领先。
如果说西方中心主义在欧美右翼学术圈中表现为自由主义，那么它在欧美左翼学术圈中则表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中心论”“资产阶级革命补课论”。阿明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单极化出发，揭示了这些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局限性：受限于直线历史观，他们认为，若不是在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国家，譬如欧洲的某些工业中心城市，“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像法国那样，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程是无可避免的。他们总是忽略依存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单极化现象，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挑战。在中心国家，人民知道他们从国家的宰制地位获得好处，单极化现象延缓了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和成熟。
阿明进一步指出，中心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发展的延缓导致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在一国”发生，这个国家还会因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反攻而遭到致命的“孤立”。十月革命不仅没有得到欧洲工人运动的支持，反倒成为其斗争对象。阿明指出，罗莎•卢森堡曾经用严厉的言辞表述了欧洲工人运动在道路上的偏移。她说到了“德国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无能”，说到了“背叛”。因此，走上这条道路的民族和国家，都会遭遇双重的挑战：它们既要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发动的永恒战争(热战或冷战)，又要努力在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上联合农民的大多数。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任务。
洛苏尔多则指出，外围国家不仅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政治独立，而且只有继续依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有可能摆脱西方的奴役。虽然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多数殖民地都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军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消除中心与外围之间的支配—奴役关系。洛苏尔多援引毛泽东的话说，虽然随着战争的结束，抵抗传统殖民主义的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中国在政治上独立了，但是美国却试图使中国在经济上不独立。如果中国无法获得经济独立，那么政治独立就将流于形式，中国就仍然摆脱不了殖民地的命运。洛苏尔多援引法国反殖民主义哲学家法农(Frantz Fanon)的话写道，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人民将被迫在独立与饥饿之间做出抉择，军事战争变成了经济战争。时至今日，美国依然通过技术垄断和金融霸权对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行新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
▉四、中国的崛起对变革中心—外围格局的意义
20世纪发生在外围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俄国与中国的革命最引人注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催生了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采用休克疗法、瞬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同，中国实施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发展代价——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由于阿明和洛苏尔多都深入地研究了外围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相较于多数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出发来看待中国的国际左翼学者而言，阿明和洛苏尔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和评价要宽容和乐观许多。他们都认为，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许多新问题，中国的崛起仍然具有变革中心—外围格局的重大潜能。
阿明指出，虽然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经济全球化，但中国不属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完整意义上的成员。第一，中国没有加入金融全球化，保留了一个管理经济的金融层面的自主体系。第二，中国仍然保持着土地没有被商品化的制度。基于非私有化的土地制度与农业的家庭小生产，中国的农村人口没有过快地向城市迁移而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在他看来，虽然中国有不平等，但不是那种赤贫化的不平等，也即所有中国国民都能解决基本温饱问题。洛苏尔多把赤贫化的不平等称为“质的不平等”。“质的不平等”指的是会导致生与死之间差异的经济不平等，“量的不平等”指的是一般的贫富差距。
洛苏尔多强调彻底消除“质的不平等”是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首要物质前提。基于此，他批判西方左翼的主流观点对中国巨大的减贫成果视而不见，或者至少不够重视。这些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不过是财富快速增长的涓滴效应赋予贫困人口的小恩小惠。洛苏尔多从哲学视角出发认为，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有着比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为深远的意义。他援引黑格尔的观点提出：将人们置于饥荒与挨饿的危险之下的行为与奴役无异，是彻底的反自由。中国成功地将数以亿计的人们从饥饿的危险中解放出来，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自由的实现。当然，这一进程并没有彻底完成，但是黑格尔还是会认为这是自由的实现过程中的一个伟大环节。
由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处于一种绝对的权利缺位的状态，而绝对的权利缺位恰恰构成了奴役的前提，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对人类解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一举消灭了质的不平等，为中国人民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将精准扶贫作为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任务之一，体现出中国在消灭“质的不平等”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
洛苏尔多还区分了国际不平等和国内不平等。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在国家建立之初就面临严峻的国际不平等，国际不平等的程度远远大于国内不平等。过去几十年来，国际不平等的减少主要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不仅让数亿人口脱贫，而且还通过快速的技术进步突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在中国突破西方技术垄断的工业领域，西方跨国公司的定价权都受到削弱，相关工业品价格快速下降，缓解了国际价值交换的不平等。中国对西方技术垄断的突破奠定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经济基础。
▉五、结 语
阿明与洛苏尔多是国际左翼学术圈中为数不多的、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两位学者。阿明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继承的是一个帝国主义包围下的边缘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实现多个方面的突破：在面对帝国主义攻击的压力下赶超中心国家，在赶超的同时还要建立“另一种社会”(社会主义)。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所以很难获得稳定的局势是因为它们不得不平衡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和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洛苏尔多援引葛兰西的话指出，社会主义从建设伊始就面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匹配”：统治阶级整体上的生活条件和文化资本都低于被统治阶级，“历史把这种前所未闻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恰恰在于这种矛盾”。
基于上述原因，阿明与洛苏尔多反对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出发来研究和评价社会主义实践，反对世界革命可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带入正轨的神话。阿明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忽视泛垄断统治的帝国主义特征，想象建立一种不切实际的具有“人道面孔”的“另类资本主义”，造成各种“后”话语(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偏好。由于从事学术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须操心现实变革的有效性，所以他们可以享受此类话语的便利和坚持原则的奢侈。洛苏尔多则认为，西方中心主义夸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低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对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意义。这两位学者的学术生涯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精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斯人已逝，作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实践热土上的中国学者，我们应该承继这一精髓，继续为改变世界而奋斗。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