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要实事求是

郑伯农

一

42年前，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两年后，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来，党中央把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经济领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举，在某些地域建立“特区”，大力扩大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近30年前，我国发生了“八九风波”，两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最低谷。那时，美国的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崩塌了，资本主义才是历史的最高点、终结点。一些逃亡精英在海外预言，中国很快会垮台。可是，事实很快驳斥了这些预言家。苏联解体、公有制被推倒后，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人民并没有变得幸福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日子过得也不安宁。从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南斯拉夫解体，伊拉克战争到叙利亚战乱，美国到处插手，到处点起战火。局部战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从前，世界并没有那么多恐怖主义。美国攻打伊拉克后，“恐怖主义”像瘟疫一样漫延开来，难民潮成为全世界的一大新问题。而中国则一天天地强大起来。到了本世纪第二个10年，生产总值达到世界第二，制造业达到世界第一，科学技术也在迅速提升。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世界人民的广泛赞扬。现在，尽管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但是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研究中国模式，认为它才是贫穷国家走向富裕的一条阳光大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响亮地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们从中国这块土地上重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广大人民都会为这一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

二

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战线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出现了突出问题。我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近20年了，了解的新情况不多。在这里只能就“拨乱反正”与“二为”口号的提出以及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谈点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华夏大地燃起揭批“四人帮”的烈火。人们在回顾十年动乱的同时，也反思“文革”前17年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说，“文革”前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基本正确”的。这就是说，17年有错误，但从总体上看，成绩是主要的，我们的文艺方针政策是基本对头的。在总结历史经验，考察现实巨变的基础上，党中央调整文艺政策，主要之点，一是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再就是真正实行艺术民主，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政策的调整，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

11年前，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参加一本新书的讨论会。这本书讲的是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书的第一章就写道：“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艺界也开始逐渐突破旧有的、不符合文艺规律的框架。如文学观念首先突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结束了长期禁锢文艺生命的错误文艺路线和极端化思想。”我读了感到十分惊讶，新时期党在文艺领域的总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什么“服务论”竟成了“错误文艺路线”的代表性观点，竟成了拨乱反正中被重点批判的反面理论？如果书的作者是执著的“为艺术而艺术”论者，当然可以不讲为什么人服务。奇怪的是这本书竟是教育部招标立项的“重大攻关项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立项，居然抨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观点。这就使我不但感到惊讶，而且感到悲哀。

在十几年前，我读到一本介绍文坛拨乱反正全过程的书。此书讲到“二为”口号的产生时，断言周扬同志是这一口号的提出者。书中写道：“周扬作了深层次的思考，并逐步形成了新口号的雏形。1980年2月21日，周扬在剧本座谈会（应为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对否定旧口号提出新口号的问题作了说明……在这里，周扬延申了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祝辞》中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新口号。”这同样让我感到惊讶。“二为”口号是经中央领导同志反复研究敲定的，第一次在内部宣布这一口号，是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同志，时间为1980年5月。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社论。周扬同志确实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有个讲话，当时并没有讲到新口号问题。作为这个座谈会的出席者，我在座位上全神贯注地聆听讲话。这个讲话一年后在1981年2月号《文艺报》上发表。为什么拖了一年的时间？因为需要反复斟酌，反复修改。关于新文艺口号问题的那段话，是后来加上去的。作为曾经负责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对中央的新决策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所以他在修改讲话稿时根据中央的精神加上这段话。此书用了“否定旧口号提出新口号”这样的词语，是不恰当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来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它的任务就是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新政权，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当时要求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完全合理的。时代变了，口号也要变。提出新口号不等于否定历史、否定旧口号，这一点在过去的许多文件、文稿和重要讲话中都已讲清楚了。

我只讲了两个事例。类似这样误解、曲解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把正确的东西推向极端，就会出现“左”的错误。我们不能在摒弃极端化的时候，把正确的初衷也否定掉。

拨乱反正是很重要的事情，它端正了、明确了新时期各项工作包括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邓小平说，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主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是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决议》对于如何看待“文革”，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看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等重大问题，都做了科学而明确的结论。这几年，我们很少提到《决议》。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拨乱反正是怎么一回事。譬如说，“四人帮”在文艺上的主要主张和举措是什么，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拨乱反正中，我们在恢复被“四人帮”打碎的大批文艺机构，解放大批被打倒的文艺干部的同时，花大力气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空白”论、“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全面专政”论等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驳，还大力清理了林彪等人所宣扬的“英雄史观”，也纠正了“文革”前的若干错批、错案。但是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这段历史很少被郑重地讲到，倒是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需要大力清理和纠正的主要不是上述那些谬论和谬举，而是鲁迅在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宣传过的“工具论”，毛泽东在40年代郑重提出的“服务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阐明过的“反映论”。有文章把性解放当作思想解放的新成果，把抨击“民族化”、“大众化”当成突破思想“枷锁”的重要壮举。文艺不能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武器和工具，很快就被当作赚钱的工具。现在文艺界的富翁、富婆，早已不是腰缠万贯。一个大明星，光是逃税漏税，就达到大几亿元。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花大力气把拨乱反正的历史真相向下一代讲清楚。许多参加拨乱反正，了解历史真相的同志已经作古了。再不讲，就会给后人留下一笔真假不明，是非不分甚至黑白颠倒的历史糊涂账。